對于唐朝而言，安史之亂無疑是場打斷脊梁的重創(chuàng)。從此之后，盛唐時代中央權威如日中天、烈火烹油的繁華景象一去不復返，代之以四分五裂的藩鎮(zhèn)格局版圖，那些普遍信奉“兵強馬壯者即為天子”的藩鎮(zhèn)大佬們稍有不如意，便會舉兵向闕。

在安史之亂的起家地，中央政府只能采取綏靖策略，分封節(jié)度使，終唐之世，河北三鎮(zhèn)猶如斷線紙鳶般放飛自我，桀驁難馴，邊河不寧。

自然，盛唐從巔峰跌落深淵，最高領導人唐玄宗必須要為這段歷史負主要責任。

坐在皇帝的位子上，就已注定，既有權力享受太平時九州四海的歌功頌德，又有責任承擔亂世中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唾棄責罵，沒有這個覺悟，只能在毀滅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隋煬帝楊廣便是前車之鑒，一番折騰后，十八路反王鬧得煙塵滾滾，他卻躲在江都徹底躺平，自然被歷史無情拋棄。

與之相比，唐玄宗無疑要幸運太多，安史之亂后，他沒有放權太子調動西部軍區(qū)的力量，而是拋棄長安，最終引發(fā)馬嵬坡的政變，但是，他卻能在政變中，以一種極其理性、克制、隱忍的政治態(tài)度迅速做出“丟卒保車”的決定，從而全身而退。

站在普通人的立場，我們盡可以怒斥唐玄宗的無情無義，說好了“在天愿為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都不算數(shù)了，但作為政治生物，這幾乎是一種本能反應，丟了美人，還能繼續(xù)延續(xù)生命，丟了江山，美人和自己的命都沒了，孰輕孰重，毋庸多言。

從馬嵬坡現(xiàn)場的考驗以及隨后轉進蜀中處理危機的方式來看，即便如此高齡，李隆基依然頭腦清楚，思維敏捷，絕難稱得上是昏庸之主。

可以說，唐玄宗的所有選擇都是歷史情境的一種理性反應。從背景來看，他是繼唐太宗之后又一位通過玄武門之變成功上位的皇帝，血腥殘酷的天家大位之爭讓其早早領悟了權力斗爭的本質，隨著年月增長，他越發(fā)擔憂儲君有樣學樣，也會逼自己提前退休，尤其是經(jīng)歷“一日殺三王”事變后，唐玄宗對安全感更是有一種病態(tài)的追求。

在人性自私基因的本能驅動下，他費煞苦心的構建出一套穩(wěn)定、安全的權力格局，即宰相掌握中央政府的行政權，太子交結西部軍區(qū)的軍事頭腦，安祿山控制東部軍區(qū)的行政、軍事、經(jīng)濟一切力量。

玄宗自信的認為，他的“三權分立”格局已經(jīng)足以讓自己從繁重的國務中解脫出來，是時候享受晚年美好的人生，天寶三載，改年為載的李隆基對高力士說：“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

厭政之情，溢于言表。

同時，皇帝開始向往先君們的戰(zhàn)功，在邊區(qū)設立九大節(jié)度使，賦予前線指揮官更多權力，以便將大唐旗幟插向四方，所謂“武皇開邊意未已”，正是這種沖天豪情的生動刻畫。

令人擔憂的是，當皇帝膨脹到不在意管小民死活而又迷戀開疆拓土建立偉業(yè)豐功后，國家局勢必然會導致一些汲汲于功業(yè)的人輕易挑起邊釁，軍事貴族野心勃勃，不可避免要爭奪政治舞臺的前排座次。

安史之亂前，大唐帝國的政治風云就在唐玄宗的攪弄下變得越發(fā)撲朔迷離，太子、宰相、邊將三股主要政治勢力互不對付，暗中較勁，在李隆基的設想里，最終歸宿都必須落腳于保證最高領導人的權力穩(wěn)定和生命安全。

中年太子愁白了頭發(fā)

唐玄宗一朝共有兩位太子。

第一位是李瑛，面對皇帝的刻意打壓，他沒有選擇忍氣吞聲，而是與兩位交好的皇弟鄂王、光王在背后說些怨氣沖天的話。結果，被垂涎太子大位的武惠妃算計，兄弟三人同時遭難，史稱“一日殺三王”。

第二位是李亨，他親眼目睹兄長下場，整日憂讒畏譏，活得非常辛苦，以至于年紀輕輕，就已鬢生華發(fā)。在玄宗的授意下，宰相李林甫不斷進逼，李亨不斷與妻妾、故友切割，種種冷血絕情之徑，不過是想在夾縫中求個生路。

宰相的定位就是與太子為敵

作為最高主宰，玄宗在限制太子權力上不便于出手，所以，他必須找一個肯背黑鍋的手套，而且這個人還能幫他打理日?，嵥榈男姓聞眨员阈谀軌蝌v出精力來憧憬星辰大海。

最終，他找到了李林甫。

李林甫是是官場中那種完全執(zhí)行上司命令不打折扣的行動派官僚，沒有張九齡的詩情畫意與文人風骨，有著只是歷史上不太好聽的“口蜜腹劍”，又腹黑，又可怕。

為了滔天權勢，李林甫必須英勇的站在太子的反面，他固然清楚太子代表著大唐帝國的明天，也明白做人留一線日后好想見的生存法則，甚至，他的兒子也勸老爹：“父親久居相位，怨仇滿天下，一旦大禍臨頭，恐怕想跟這個苦力一樣都不可得?！?/p>

奈何，李林甫早已沒有退路，他只能孤注一擲的炮制冤案，寄希望整倒太子，借擁立的不世之功活到明天，唐書說他“恐異日為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志”。

于是，李林甫炮制了“天寶三大案”，第一個是韋堅與皇甫惟明案，扯掉了太子小舅子與隴右、河西節(jié)度使兩大羽翼；第二個是杜有鄰與柳勣案，第三個是王忠嗣案，這位太子的發(fā)小因為不忍“以數(shù)萬人之命易一官”，拒絕皇帝攻打石堡城的命令，遭遇重創(chuàng)。

好在，這一切都在唐玄宗的理性下劃上句號，太子可以受傷，但絕不能死。

李林甫死后，玄宗又找來楊國忠當代理人。楊國忠并沒有將太子當做主要目標，而是選擇與另一紅人安祿山死磕，他反復告密，安祿山尾大不掉，將要造反，最終，在他的主導下，安祿山終于走上絕路。

邊將唯皇帝之命是從

在造反之前，安祿山是唐玄宗最為倚重與信任的軍事力量，而且，玄宗也非常自信，以安祿山河北一隅力量，根本無法與富庶安定的天下爭鋒。

站在后世角度來看，安祿山一人身兼范陽、盧龍、河東三鎮(zhèn)節(jié)度使，這是唐玄宗的決策失誤，但是，安祿山并非第一個享受這樣待遇的節(jié)度使，在他之前，王忠嗣一人身領四鎮(zhèn)節(jié)度使，成為當時大唐軍界第一號人物，“勁兵重鎮(zhèn)，皆歸掌握，自國初已來，未之有也”，勢力甚至超越了數(shù)年之后的安祿山。

當然，王忠嗣沒有造反，其他胡人節(jié)度使也沒有反叛之心。

唯獨安祿山，選擇了這一條不歸路，很大程度上，這是皇帝的過分寵信與宰相的步步緊逼釀造的苦果。

其實，安祿山很早就意識到自己的定位，他在進京之初，就明確表示自己只效忠皇帝一人，甚至說出不知道太子這樣的話，他與楊國忠也不對付，兩個人彼此較勁，楊國忠成天打報告詆毀安祿山，搞得關系很僵。

按照玄宗的規(guī)劃，“云在青天水在瓶”，三方勢力安守本分，但誰承想，宰相李林甫為了杜絕邊將威脅自己的權力，掐斷了邊將出將入相的政治上升渠道，楊國忠又為了一己之私，將安祿山逼入死胡同，天天盼著安祿山造反以驗證自己預言的準確，邊將安祿山在仕進無望的情況下，最終越過雷池，至于太子，更是在隨后的馬嵬坡之變中，將楊國忠斬殺，與父皇分道揚鑣，跑到靈武另立中央。

自此，唐玄宗苦心構建的權力格局全盤崩塌。

主戰(zhàn)派與投降派

正如太宗皇帝所言：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國家太平時，誰都能喊幾句忠誠口號，嘴甜的人，永遠比別人爬的更快一步，但是，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真正挑起大梁的卻往往是一些邊緣的失意人。

公元754年，漁陽鼙鼓滾滾而來，開國一個半世紀以來，華夏大地再次迎來動亂，在這場為期八年的戰(zhàn)爭中，有鐵骨錚錚的主戰(zhàn)派，也有骨頭軟弱的投降派。

主戰(zhàn)派有個典型，他叫顏杲卿，本來只是個地廳級干部，卻以一己之力在安祿山的大本營搞起敵后武裝斗爭，最終，被俘虜后，舌頭被割得血肉淋漓，也要喊出了對大唐的誓死忠誠。

投降派也有個典型，叫做哥舒翰，這位老將縱橫邊塞數(shù)十年，在大唐帝國政治殿堂最前排就坐，享受國家最頂級的政治待遇，被俘后不知怎地一時糊涂，當了唐奸，一世英名付之東流。

自此之后，但凡有戰(zhàn)爭，就會有兩派的存在，吊詭的是，歷史總是在不斷循環(huán)。

為何唐肅宗拒絕聽從李泌的大戰(zhàn)略

在作家馬伯庸的《長安十二時辰》中，靖安司司丞李泌無疑是一個天才，他與張小敬聯(lián)手捉狼，破局，最終將長安從一場恐怖襲擊中拯救出來。

歷史上，真實的李泌更加厲害，這是一個對人性、對政治、乃至對天下大勢都有極其深刻見解的頂尖哲人，他以修道之身躋于東宮運籌帷幄，真正做到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

安史之亂爆發(fā)后，李泌趕到靈武輔佐肅宗，為李亨制定了一個極具前瞻性的戰(zhàn)略，簡單而言，便是動用兩只鉗子，一只鉗住安祿山的老家范陽，另一只鉗住長安，保持長安與洛陽之間的通道，來回擊打，令叛軍兩頭奔命。

然而，唐肅宗這一次卻沒有聽從，理由也很簡單，收復兩京，才能迎回太上皇，自己另立中央的舉動才會在歷史上找到合法性。

李泌知道，這是政治，軍事上的最優(yōu)解并不是唐肅宗關注的優(yōu)先級。

讀史至此，總是令人唏噓。

唐肅宗最終收回長安，但是，長安已經(jīng)不再是那個令人神往的長安，巨大動亂之后，只留下一地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