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附的誕生及其基因的延續(x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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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周起中國進入封建時代，嚴格來說，這時候還沒有后來所謂的門閥士族。周王室以爵位分封天下，類似現(xiàn)在的聯(lián)邦制，各諸侯相互并立，各管一塊。先是禮尚往來、相敬如賓，后來則人心不古、禮崩樂壞，打著尊王攘夷的幌子相互征伐。從春秋霸主之爭到戰(zhàn)國七雄融合兼并，權力的傳遞都是通過世襲來完成的，當時這叫天經地義。相信此種經歷至今仍然影響著某些國人的心理。

秦統(tǒng)一以后，改封建制為郡縣制，由此華夏結束封建“化家為國”進入帝國時代。權力的世襲系統(tǒng)只在皇家延續(xù)，理論上其他力量都被排斥在外。如此一來，權力的代理人體系就顯得尤為重要。于是“化家為國”，家臣變成國臣，治家變成之國。由于管理帝國的家臣不能世襲權力，所以急需一條通道來做人力補充。于是東方式的選舉便應運而生——察舉制（考察、舉薦之意）。

察舉制在全球范圍內開創(chuàng)了一條全新路線，民間力量可以直接參與國家治理。但任何一種制度都帶來副作用，察舉制的副作用就是催生了“門閥士族”的出現(xiàn)。

漢代舉孝廉，即推選至孝之人和至廉之吏進入國家行政體系。漢武帝下令每個郡每年必須推薦至中央兩名孝廉，人數(shù)不足者治郡太守之罪。漢代全國有一百二三個郡，如此每年將有兩百多人可以進入國家行政體系。起初察舉制還有一道保險繩——舉薦者與被舉薦者有連坐關系，被舉薦者不稱職則舉薦者連坐擔責。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道保護繩逐漸廢馳。手握推薦權的官僚便尺度大開開始弄權，凡是想晉身官僚體系必得經過他們的推薦。于是這些人便直接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舉賢不避親戚朋友，門生故吏，逐漸形成煊赫一時的名門望族，成為各種勢力爭相攀附的對象。

曹魏時期，曹操出身宦官家族后臺不硬，雖然能選賢任能但為了結交豪門采納了陳群九品中正制的建議。曹丕時期正式確立中正選材制度，設大、小中正，將當時人物按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級評品，一級一級推薦人才。既維護了曹魏天下又團結了氏族豪門。江東孫氏父子三代，能夠穩(wěn)坐江東依然離不開東吳豪族的支持。當然更不必說西蜀劉備，編出一套中山靖王的故事扯虎皮拉大旗，即便如此入川之后依然要依靠蜀中豪門共治天下。

九品中正制徹底鞏固了門閥士族的特權，當然制度之初并不是一無是處，在當時應該說還是一濟濟世安邦的良藥。到了兩晉南北朝幾乎全都是門閥士族的天下，兩漢興起的察舉制原本給社會就出了一個通道，此時已經被門閥士族大家完全阻塞。諸如沛縣劉氏、隴右李氏、陳郡謝氏、瑯琊王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王氏、太原王氏、弘農楊氏、蘭陵蕭氏。沒有一個不在當時的政治權力中心。即便是到了隋唐時代，科舉制再一次向平民社會提供通道，但其中仍然少不了一個“舉”字。隋唐時期，若要出人頭地依舊要依附豪族名門才能有機會進入真正的權力中心。杜甫、白居易、韓愈…哪個沒有低過頭。

時間到了宋代，才算是進去了帝國的平民時代?？婆e考試要有避嫌、謄錄等等規(guī)矩才算真正固定下來。但權力中心的交易依然沒有徹底拜托門第影響，幾乎每一個出人頭地的人物背后都有難以言傳的千絲萬縷。上千年的攀附心理和習慣又豈是一千年時光能徹底改變的？

有趣的是在帝國時代，以宰相為代表的官僚體系依然必須服務于皇帝私人。但官僚體系在為私人服務的過程中卻時長夾帶私貨。于是，形成一種私利之下的公利，即所謂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以及民為先社稷次之的博弈邏輯。

東方的帝國時代如此早熟是西方無法望其項背的，但它能延續(xù)幾千年，在腐朽與勃興中交替往復而不跳出窠臼也是沒誰能出其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