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春秋時期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在世時就被尊奉為“天縱之圣”“天之木鐸”，更被后世統(tǒng)治者尊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師、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師、萬世師表。其思想對中國和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其人被列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隨著孔子影響力的擴大，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一度成為和中國祖先神祭祀同等級別的大祀。

作為一個封建禮法（即周朝禮制）方面的大行家，孔子在名聲雀起，但齊景公心動而終于未能重用的情況下，他在做什么？想什么？

除了完全可以想像的繼續(xù)好學不止，不斷進境之外，事實上孔子在這一階段里所做的，就是教育門徒和等候出仕這兩件事。

從孔子的生平來看，無論從孔子少年有“有志于學、復興家族”之志，還是三十以后以知禮而聞于諸侯，立于世間，孔子此時都還只是一個未獲真正意義上的成功的“賢人”。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孔子既沒有機會證明自己，也沒有機會檢驗自己，更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聞”或者“達”。

我們這樣說，當然不是說孔子從政，就是為了讓家族揚名，但我們若知孔子儒學真諦，又怎么會把這個因素排除在外，而用不切人情的玄虛之理來神化先哲呢？也就是說，為家為國為義為禮，在孔子那里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當然，已欲達而達人，推己以及人，孔子最終會把從仕的目的，定在“社會正義”上。

為了確保實現(xiàn)其出仕從政的根本目的，亦即實現(xiàn)仁的社會，孔子不僅為民間士人的出仕從政，提出了主觀方面的必備條件，而且又為其從政事君，明確提出了客觀方面的必要條件。

這首先是對國家政治狀況的要求。孔子對此的具體表述，是《論語?泰伯》所載孔子曰——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p>

其意是說，如果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已經呈現(xiàn)出嚴重危機，士人就不可再去謀求出仕從政；如果社會已經陷入動蕩與混亂之中，在位士人則應主動辭職而離去?？偠灾?，國家的政治生活符合于仁道時，民間士人才可以謀求出仕從政，否則就應退隱于民間而“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同上），亦即堅定信念，努力學習，堅守仁道而至死不渝。

孔子之所以特別強調“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這主要是因為“卑不謀尊，疏不間親”（《韓詩外傳》卷三）?；诖丝鬃诱J為，民間士人出仕從政，切忌過深介入君主家族內部的矛盾與斗爭；否則，非但達不到出仕從政的根本目的，亦即實現(xiàn)仁的社會，甚至還會招致災難性的后果。學生子路之死，就是這方面的慘痛教訓。由于蒯聵與蒯輒父子相互爭奪君位，衛(wèi)國禍亂連連，陷入了長期的動亂之中。子路卻置此于不顧，依然在衛(wèi)國從政而任蒲邑大夫。結果不但于事無補，反倒是白白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孔子為民間士人的出仕從政，所明確的另一客觀必要條件，是“擇君而事之”（《孔子家語?弟子行》）。在孔子看來，君主作為社會政治生活的最高組織者與主導者，乃是實現(xiàn)社會之仁的關鍵。這也就是所謂——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孟子?離婁下》）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保ā洞髮W》第九章）

基于此，民間士人的出仕從政，當然必須選擇有志于仁道的君主而輔佐之。也只有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實現(xiàn)其從政的根本目的。

孔子強調“擇君而事”的具體事例之一，是《論語?衛(wèi)靈公》所載——

衛(wèi)靈公問陳（陣）于孔子?？鬃訉υ唬骸百薅怪?，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泵魅账煨?。

其意是說，衛(wèi)靈公作為諸侯國君，首先關心的并非是以禮樂治國的仁道，而是戰(zhàn)陣殺伐之事，顯然不能與其共同實現(xiàn)社會之仁。“道不同，不相為謀”（同上），所以孔子第二天便動身離開了衛(wèi)國。

孔子強調“擇君而事”的又一具體事例，是據(jù)《論語?微子》與《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輔佐定公而魯國政治日見起色，從而引起齊國的恐懼。齊國于是將八十名美貌的“女樂”，送給了魯國。定公接受之后而“怠于政事”，竟然多日不再上朝。眼見得已不能再與定公繼續(xù)合作，從而共致仁道，所以孔子便主動離開了魯國，從而開始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國生涯。

孔子雖然特別強調，民間士人的出仕從政，必須依據(jù)當下的社會政治狀況而行之，必須選擇仁道之君而事之；但是孔子并不主張，只是消極等待上述客觀必要條件自己到來。孔子認為，士人自身也理應積極主動去尋求出仕從政機會?？鬃又苡瘟袊回灧e極追求出仕從政，為此甚至被時人譏諷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憲問》），就清楚表明了孔子的這一思想認識。如果說，孔子一貫積極追求出仕而從政的人生實踐，是其人生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使之然；那么孔子強調出仕從政的客觀必要條件，則是體現(xiàn)了孔子的理性精神。

四、從政治民的基本要求

在孔子的“政治”觀一節(jié)中，我們已經講過，孔子對于施政治民的總體要求，就是全面貫徹落實其理想的治國方略。這里不再重述。除此之外，孔子對民間士人出仕之后的施政治民，又進而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要求。這集中體現(xiàn)在了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是勤政而愛民。在《論語》中，孔子對此做了反復強調。例如——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保ā额仠Y》）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闭堃?。曰：“無倦?！保ā蹲勇贰罚?/p>

據(jù)此可見，在孔子看來，民間士人出仕從政后，必須盡心盡力、不辭勞苦、勤于政務、恪盡職守。這是對其施政治民的基本要求。

此外，孔子又認為，民間士人在其從政治民的過程中，不僅理應始終堅持勤政這一基本準則，同時還必須常懷愛民之心。這也就是其所謂——

“道（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jié)用而愛人?！保ā秾W而》）

“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保ā抖Y記?哀公問》）

孔子所強調的愛民情懷，其包攝范圍極廣。即使是觸犯刑罰的民眾，同樣包攝于其中。在孔子看來，民眾觸犯刑罰的根源，在于居上位者的施政有悖于仁道；因而在案件得以偵破時，首先應對觸犯刑罰的民眾，抱以同情與憐憫之心，而不應有些許成就感。這也就是曾子所謂——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張》）

其二是正己以正民?！抖Y記?緇衣》載孔子曰——

“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p>

其意是說，相對于施政治民者而言，歸根結底，民眾不是遵從其政令而行，而是效仿其實際作為而行?；诖丝鬃訌娬{，從政而治民的民間士人，自身首先必須始終堅守仁道，行得正而做得端。也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引導民眾普遍歸于仁道。這也就是《論語?子路》所載孔子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p>

“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難之）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其三是誠信以待民?！墩撜Z?顏淵》載孔子曰——

“民無信不立?！?/p>

其意是說，對于政府而言，民眾的信任與擁護至關重要。其重要意義，甚至超過了軍隊與糧食。一旦失去了民眾的信任，這個政府必然也就難以立得住了。基于此孔子特別強調，士人在其從政治民的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誠信以待民眾。此即《論語?學而》所載孔子曰——

“道（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

在孔子看來，只要治民者能夠堅持以誠信待民，那么就自然會得到民眾的普遍信任，以及真心實意的擁護，從而引導民眾普遍歸于仁道。這也就是孔子所謂——

“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保ā蹲勇贰罚?/p>

楊秀和，（筆名：曉陽）號暢春齋主，當代著名書法家、畫家、書畫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文化學者、攝影師、國家一級美術師，國家一級書法家，北京大學特聘教授。楊秀和老師1955年出生于中國北京。

2021年楊秀和教授被錄入《中國名人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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