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序言中，作者用了兩位著名作家的思想來談論“娛樂至死”的觀點。英國長篇小說《一九八四年》的作者喬治·奧威爾和英國小說家、散文家、博物學家，1932年發(fā)表科幻小說《美麗新世界》，以諷刺手法描寫他心目中的未來世界的奧爾德斯·赫胥黎。 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愿意去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繁瑣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guī)則游戲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訪美麗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隨時準備反抗獨裁的自由意志論者和唯理論者“完全忽視了人們對于娛樂的無盡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們受制于痛苦，而在《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由于享樂失去了自由。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于我們熱愛的東西。

媒介即隱喻，這是《娛樂至死》第一章。尼爾·波茨曼也是一位善于用諷刺語言的作者，著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后，“所有的美國人，包括弗吉利亞人，從心底都成為了波士頓人”。內(nèi)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城的標志是一幅30英尺高的老虎機圖片以及表演歌舞的女演員。這是一個娛樂之城，在這里，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xiàn)，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yè)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一個大師對世界的發(fā)展的憂慮，雖然他是用一些諷刺的手法來表達，也難掩他對這個世界文化發(fā)展的擔憂。

其實聯(lián)系當下，到底是“娛樂至死”還是“文化盛行”我們心里都有數(shù)。那為什么娛樂的關注度超過了其它消息的關注，這個是一個國家硬傷，至于是否有所改變，我想，如果領頭羊固步自封，在其它羊沒有本領前這個現(xiàn)狀是不會改變的。在本書中尼爾就提到了“隨著印刷術影響的減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構成公共事務的領域都要改變其內(nèi)容，并且用最適用于電視的表達方式去重新定義”。 尼爾將自己的“媒介即隱喻”與麥克盧漢的“媒介即信息”對比論證，在肯定麥的價值前提下又修正了“信息”與“隱喻”之間的區(qū)別。

信息是關于這個世界的明確具體的說明，但是我們的媒介，包括哪些使會話得以實現(xiàn)的符號，卻沒有這個功能。它們更像是一種隱喻，用一種隱蔽但有力的暗示來定義現(xiàn)實世界。不管是我們通過言語還是印刷的文字或是電視攝影機來感受這個世界，這種媒介——隱喻的關系為我們將這個世界進行著分類、排序、構建、放大、縮小、著色，并且證明一切存在的理由。語言即媒介，媒介即隱喻，隱喻又創(chuàng)造了我們的文化內(nèi)容。

媒介即認識論，“我們衡量一種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認為重要的東西，而不是看那些毫無偽裝的瑣碎小事”。但是問題恰恰又出在這里，很多人卻本末倒置了這種關系。同為介質(zhì)的“印刷機”和“電視機”無足輕重，卻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使用、宣揚、賦予它重要的使命。這就讓它們陷入了爭議之中。 尼爾舉了三個例子來說明他對真理的認識，真理是同表達方式密切相聯(lián)的。“真理不能、也從來沒有，毫無修飾地存在。它必須穿著某種合適的外衣出現(xiàn)，否則就可能得不到承認，這也正說明了‘真理’是一種文化偏見。

一種文化認為用某種象征形式表達的真理是最真實的，而另一種文化卻可能認為這樣的象征形式是瑣碎無聊的”。這個是很好能證明的，就像哥白尼證明了“日心說”，而中世紀的崇拜地心說者卻認為這是滑稽之談，意大利思想家布魯諾，為了維護日心說，最終被教會用火活活燒死。 尼采說任何哲學都是某個階段生活的哲學。我們還應該加一句，任何認識論都是某個媒介發(fā)展階段的認識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