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東薛氏自晉迄唐，延綿不絕長久不衰。與其它著姓比較而言，河東薛氏較多地保持了東漢世家大族的特點：儒學繼世，門風古樸；聚族而居，安土重遷，歷數(shù)百年不離其根本所在之地，因而具有更為強大的宗族勢力和更為廣泛的社會基礎(chǔ)。
永嘉喪亂之初,河東薛氏憑河自固,自保不遷,曾參與前、后秦關(guān)中政權(quán),北魏占領(lǐng)河東以后,薛氏集體入魏。
舉族歸附，這是由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先決的，由于漢帝國瓦解以后，中國社會飽受階級矛盾、加之生產(chǎn)力低下和天災(zāi)、戰(zhàn)亂、人禍等威脅的民眾，只能依附于地方上擁有勢力的豪強，才能謀求生活的安定。作為豪強的一方面，其與民眾的連帶關(guān)系對于維持自身勢力是有利的，作為漢代鄉(xiāng)里制瓦解的結(jié)果，人們以豪強的特定之家為媒介，期望組成古老血緣和新的地域結(jié)合體。
依附于豪強的族民，常用宗族，宗親、族親等用語來相互稱謂。在此連帶關(guān)系中，血緣與地緣的關(guān)系成為媒介，他們與豪強所蓄佃客那樣的隸屬民有所不同，基本上可以說是自由民。一方面有著身份自由，另一方面又依附于豪強，在其影響下生存。此種看似矛盾的關(guān)系正是北朝豪強共同體的特征。
當時的地方豪強與歸附的族人間的關(guān)系不存在土地、生產(chǎn)資料等手段之有無的掠奪與被掠奪關(guān)系。豪強賑恤宗族中窮困者，費盡心力扶助其生活，還要指導日常農(nóng)活，調(diào)解紛爭。面臨外敵，則團結(jié)族人以圖自衛(wèi)。當此之時，豪強傾其所有的情況很多，此種行為后世的史料中常用“輕財重義”、“輕財好施”等語言來記載和評價。
此種無私之心以及來自宗族內(nèi)部的信任，成為當時地方豪族共同體不可缺少的精神要素。為了度過六朝時期充滿苦難的艱難歲月，人們就是如此被置于超越自我之立場的。
六朝宗族的主要功能是“族人救濟”，史料中一般都稱為義田或祭田。族人救濟更多是維系同族內(nèi)部的自發(fā)性救濟行為，不同于近世有制度保障的宗族制物質(zhì)基礎(chǔ)：宗族共有地。這種救濟行為與其說是一種高尚道德心之表現(xiàn)，不如說是于當時宗族組織的恢復、發(fā)展的社會要求相適應(yīng)的制度性產(chǎn)物。
此類自發(fā)的族人救濟，對于強化宗族的凝聚力，使宗族組織得以再建和安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這種行為可以提高族首在族人中的名聲，獲得本人入仕機會，提高個人和家族整體的社會地位。
永嘉喪亂后，河東薛氏歷經(jīng)十六國和北朝，始終保持著比較保守的門風。雖然歷經(jīng)無數(shù)變亂，即在胡族政權(quán)中為仕，亦與胡族政權(quán)保持著或隱或顯的民族和文化隔閡。
從這一時期的史料記載來看，河東薛氏或者不如南渡的士族揚名顯世，但歷經(jīng)百年不離其根本之地，基礎(chǔ)越來越鞏固，與移植江東的士族難于固本大為不同，不僅沒有因為北方胡族政權(quán)頻繁易手而衰落，反而更加屹立不倒，一直到隋唐時期還依然保存著固有的傳統(tǒng)勢力并發(fā)揚光大，現(xiàn)留存于山西省萬榮縣的薛強堡就更加有力的佐證了這一歷史特例。
晉末宋初時，薛氏有房支南下,居于襄陽；薛安都房支在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即劉宋元嘉二十一年南遷也寓居襄陽。薛安都在南,追隨襄陽鄉(xiāng)里柳元景頻立戰(zhàn)功,獲取政治地位,但仍保持武勇豪俠的家族門風；“義嘉之亂”中，薛安都勢力頗盛，是響應(yīng)晉安王劉子勛力量的主要核心人物，劉彧平亂后薛安都等大部入魏，在京師平城和河東鄉(xiāng)里皆有田舍房宅。
薛氏留北房支地方勢力強大，多次起兵反亂，北魏朝廷“以薛治薛”，對其封賞頗厚；薛安都北歸使薛氏家族地位獲得更大提升，為薛氏家族入列郡姓增添了很大的籌碼。
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后，自南北歸的南祖房多仕東魏北齊，原先留北房支或居華州夏陽封地，或在河東有較強的宗族勢力，多傾向于加入關(guān)隴軍事集團。
后來，隨著時代的變化，河東薛氏家族本身出現(xiàn)了族風分化。
從史料上看，南祖系主要是武人官僚家族，這點從其后裔薛訥、薛嵩等的任職和經(jīng)歷就能說明問題。
而西祖系子孫不斷學習，提高文化水平，并且在家族中形成良好的學習氛圍，到隋代就出現(xiàn)被時人喻為“一代文宗”的薛道衡。西祖系文化素養(yǎng)整體的轉(zhuǎn)變是其進入唐代達到鼎盛一個重要的原因。南祖系與西祖系的分化使他們在分房以后的發(fā)展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
薛氏從西晉時期就定居在河東地區(qū)，而后在政治舞臺上開始嶄露頭角，薛辯曾祖薛興任晉尚書右仆射。從南北朝到隋唐期間的三、四百年問，薛氏作為一個地方豪族社會地位顯著，其社會地位對了解一個士族非常重要，一個士族的社會地位是通過各個方面表現(xiàn)的，但政治地位無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在中國歷史上政治地位一直被視為判別社會地位的重要標準。
薛氏是河東地區(qū)三著姓之一。
北魏太和中，孝文帝“定四海士族”，標志著北魏門閥體制的確立，薛氏于北魏孝文帝定姓族時被列入郡姓，躋身士族之列。
關(guān)于士族評定標準，由于《魏書》闕載，歷來多有異說：一類以柳芳《氏族論》為代表，認為四姓為四個門第等級；一類以《通鑒》為代表，認為“四姓”為崔盧鄭王四大家族，歷代史家多取柳芳之議，孝文帝太和改制以后，一個以北魏帝室為軸心，以婚姻為紐帶的政治性門閥集團逐步形成，新的社會秩序得以確立，深刻影響了北魏后期的政治走向。此一時期，盛行家廟，即在家宅廳堂祭祖，此風俗一直延續(xù)到初唐，史上稱之為“寢祭”。與寢祭是家庭內(nèi)例行之事不同的是還有大家族的墓祭。但與明清時期專建祠堂作為宗族祭祀場所的制度不同，無論寢祭還是墓祭，祭祖的主體只是家族，而非宗族。
士族與貴族的差異在于當時無世襲封君的法律保障，這種區(qū)分對于解析北魏歷史顯得尤為必要。當時的貴族主要指拓跋宗室和鮮卑勛貴；而士族則主要指魏晉以來居于中原本土的世家大族以及具有一定文化色彩的地方豪強，河東薛氏當屬于后者。
孝文帝太和改制的初衷，在于把鮮卑貴族和漢族士人這兩類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世家大族整合到統(tǒng)一的政權(quán)體制當中，這種努力后來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最為突出的結(jié)果是鮮卑上層權(quán)貴與漢族士族大姓在政治上合作，確保了皇權(quán)的正常運轉(zhuǎn)。
但是，這種上層門閥壟斷地位的維持有明顯的歷史局限性，原因主要是這類改制是以犧牲下層武人仕途為代價的。從史料記載來看，太和改制為北朝皇權(quán)的鞏固、官僚機構(gòu)的完備、民族融合的加深以及整個北方社會的歷史整合創(chuàng)造了先決條件，但其代價卻是以北魏末年劇烈的社會動蕩和北魏王朝自身的覆滅為代價的。
歷史學家田余慶先生認為，魏晉南北朝時人所看重的是每代家族成員所任官職的高低，而非僅靠祖先任高官就能成為士族。那么取得累世官宦就成為列身世家大族的先決條件。
河東薛氏是如何取得累世官宦這個條件的呢?它是否像山東大族四姓崔、盧、李、鄭等那樣憑借本身所傳家學獲取官職的呢?
南北朝時期是一個大動蕩的年代，分裂與動亂是這一時代的經(jīng)?，F(xiàn)象。相對于當時的南方，北方陷入了長久的動蕩。要想在這個時期能夠自保，擁有強大的武力就成為必要條件。
河東薛氏是從巴蜀遷徙而來的，初期戶數(shù)僅有5000。
南北朝時期的薛氏主要居住在河東地區(qū)，雖然占據(jù)的地域不廣，但他們往往給當時的最高統(tǒng)治者帶來相當?shù)耐{。這個威脅是兩方面的，一是軍事上，二是經(jīng)濟上。河東及其周圍地區(qū)民族成分復雜，有漢人、山胡、盧水胡和氐人。薛氏往往與盧水胡人聯(lián)系起來進行平叛活動。如太平真君六年(445)氐人謀逆。薛永宗起兵后，立刻與兩個月前在陜北杏城(今陜西黃陵縣)起事的蓋吳互通聲氣，給北魏政府以莫大的壓力。又如太平真君五年(444)薛安都當時和東雍州刺史沮渠秉一起反叛。身為北涼王族后裔的沮渠秉即是盧水胡人。后薛安都南投劉宋，參加了北伐，成功攻下盧氏縣、弘農(nóng)、陜縣等地，對北朝有一定危脅。當時北方地區(qū)氐人、胡人經(jīng)常反抗北魏的統(tǒng)治。
胡白龍子反叛，北魏就命西祖系的薛謹和鎮(zhèn)南將軍奚眷征討。
薛氏對北魏經(jīng)濟上的威脅主要是鹽稅方面。南北朝時的河東地區(qū)分布大量的鹽池，是著名的鹽產(chǎn)地，如猗氏縣、安邑縣、解縣都盛產(chǎn)鹽池。北魏若要從鹽池取得稅收，就必須要維持這一地區(qū)的安定?？裳κ贤鶗紦?jù)鹽池，使北魏政府不能收取鹽稅，極大地影響了財政收入。如“薛時、薛風賢反于正平，薛惰義屯聚河東，分據(jù)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jié)，以應(yīng)寶夤?！?長孫)稚上表日：‘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diào)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jīng)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yīng)減三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不先討關(guān)賊而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
從長孫稚的表奏可以看出河東的鹽稅對于北魏經(jīng)濟有多么重要的意義，因此要取得鹽池之利，保證河東的安定就顯得非常的突出了。而達到這一目的較好的辦法就是朝廷必須要得到當?shù)刈谧鍎萘姶蟮难κ系暮献?，與此同時薛氏也取得了成為士族的一個條件——累世官宦。
河東薛氏的明顯特征是屬于由蜀入北的豪強家族，這與其他根基深厚的北方高門大姓迥然有別，漢魏以來，薛氏家族有文采，有骨鯁，負盛名，威武人物代有人才，這似乎成為后世河東薛氏的家傳“門風”。
在對薛氏世系的考證中，正史中均詳細介紹了薛安都、薛辮子孫直至北魏末一直為官，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
河東薛氏分三著房：北祖房、南祖房和西祖房。通過上述對河東薛氏世系的考證，發(fā)現(xiàn)即使南祖系與西祖系都是累世官宦，但兩系仍有一定的差異。以下比對兩系之官職。
南祖系官職表：薛奐右光祿大夫；薛弘敞泰州刺史；薛安都平北將軍、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州刺史；薛真度荊豫華揚州刺史、征虜將軍；薛碩明清河太守；薛道標平州刺史、相州刺史、泰州刺史、鎮(zhèn)南將軍；薛道次南中郎將、安遠將軍、泰州刺史；薛懷徹征虜將軍、車騎將軍；薛懷吉驃騎將軍、恒農(nóng)郡守、益州刺史、梁，14刺史、汾州刺史、并州刺史；薛懷直京兆內(nèi)史、衛(wèi)大將軍；薛懷樸恒農(nóng)太守；薛懷景征南將軍、河東太守；薛懷倩撫軍將軍、征南將軍、益州刺史；薛達車騎都尉、漢陽太守；薛保興平州刺史、青州樂安郡守；薛巒撫軍將軍、開城大都督；薛湛儒司空水曹參軍；薛橙伏波將軍、鎮(zhèn)遠將軍、儀同達將軍；薛承華司徒從事中郎、河東邑中正、安南將軍、光祿大夫；薛舒嗣官至禮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
《魏書·薛安都傳》?？庇浽疲捍恕秱鳌份d安都及其子孫生前曾任、或死后追贈秦州刺史共五人，此疑皆泰州之訛。
泰州乃治河東蒲坂，是薛氏本州，當時以本州刺史為榮，故祖孫多居此官。若是秦州和薛氏毫無關(guān)系，便不可解。
又，此州雖或先曾又秦州之稱，但此時早己名泰州。據(jù)此中“秦州”皆改做“泰州”。
從史料中可以看出薛氏南祖系任職的一些特點：“南北朝時期的刺史經(jīng)常加持節(jié)諸軍事，屬于武職?！?。
南祖系任官多刺史，將軍一類職位，如“泰州刺史、平州刺史、相州刺史、征虜將軍、安遠將軍、撫軍將軍”等，因此南祖系可以稱作武人的官僚世家。在二十人中有十三人出任過刺史或太守一類的官職，占總?cè)藬?shù)的65％，任官地點較為分散。雖然有多人曾任泰州(治所在河東蒲坂，今山西永濟縣西蒲州)、益州(治所在晉壽，在今漢中以南)、恒農(nóng)郡(治所在今河南靈寶北)等地的刺史或郡守，但也有任平州(治所在肥如城，在今河北盧龍)、清河(今河北清河東南)、相州(治所在鄴縣，今河北臨漳縣西南鄴鎮(zhèn))任官的。從總體看來還是相當?shù)姆稚⒌摹?/p>
西祖系官職：薛興晉冀州刺史；薛陶梁州刺史；薛強平西將軍、雍州刺史；薛辯東雍州刺史、并州刺史。薛謹河東太守、秦州刺史；薛洪祚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鎮(zhèn)西大將軍；薛洪隆陽平王國常侍、河東太守；薛瑚河東太守、州治中別駕、仇池都將；薛昂河東別駕；薛慶中書博士；薛胤義陽道都將、立忠將軍、河北太守、玄瓠鎮(zhèn)將；薛崇業(yè)汝陰太守；薛麟駒中書博士；薛鳳子太子詹事承、華州中正、治書侍御史；薛驥奴州主簿；薛聰治書侍御史、直閣將軍、齊州刺史；薛道智尚書郎；薛仙智郡功曹；薛曇賢國子博士；薛和諫議大夫、通直散騎常侍、左將軍、南青州刺史；薛芳奉朝請；薛敬賢巨鹿太守；薛隆宗太原太守；薛裔左軍將軍、征虜將軍、中散大夫、洛州刺史；薛孝紳前將軍、太中大夫；薛修仁司空行參軍；薛玄景陳留太守；薛慶集侍御史、征虜將軍、滄州刺史；薛英集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薛景茂司州記室參軍、猗氏令；薛孝通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常山太守；薛長瑜征東將軍、洛州刺史；薛景淵尚書左民郎；薛元信中軍將軍、儀同開府長史；薛善河東郡守、隆州史、益州總管府、開府儀同三司；薛慎御伯中大夫、湖州I刺史；薛端丞相東閣祭酒、河東大中正、侍中、蔡州刺史、基州刺史；薛裕丞相參軍事；薛溫上黃郡守、燕郡太守；薛道衡內(nèi)史侍郎、邛州刺史。
以上反映了西祖系任職有文職亦有武職，沒有南祖系任武職的比例大。而其出任地方官的比例與南祖系基本一致，在有記錄的四十個人中共有二十六個人出任過地方官，同樣占總數(shù)的65％。但又非同南祖系僅出任地方官，在他們出任地方官的前后，還曾任職于中央政府。
另一個，與南祖系不同地方是西祖系有多人任奉朝請、中書博士、著作佐郎一類的文職清要官，此后升職也多為郎、丞、御史等，這是山東第一流高門的升職途徑。
西祖與南祖的差異也由此開始顯露。
北魏之前，河東乃至關(guān)中、中原地區(qū)向無族姓，因而分族定氏一以官爵為標準；而銓定素有門第傳統(tǒng)的漢人士族的標準，除了當朝官爵外，還多了一個傳統(tǒng)與習慣的“魏晉舊籍”。那么，入魏官爵和“魏晉舊籍”雙重標準問題的矛盾如何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呢？不能不說，這是對當時漢人世家大族“定郡姓”的歷史性難題，后來一千多年的事實證明，隋唐至宋明多依“魏晉舊籍”。
河東薛氏因為累世官宦，躋身魏晉舊籍著姓，堪為千載一瞬的歷史機遇，也是當時的特例，雖然后來很長一段時間薛氏并不能得到社會尊重，因為他們是憑借家族武力和河東地區(qū)的特殊地位而換取的著姓官宦。當時文化素養(yǎng)是一般世家大族形成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是門閥世族異于寒族的主要特征。
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認為：“所謂士族者，其初并不專業(yè)其先代之高官厚祿為其唯一之表征，而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于其他諸姓?！蚴孔逯攸c既在其門風之優(yōu)美，不同于凡庶，而優(yōu)美之門風實基于學業(yè)之因襲。故士族家世相傳之學業(yè)乃與當時之政治社會有極重要之影響”。
第一流高門得到官爵就是憑借其本身良好的家學傳承。因此薛氏家族要想成為全國性有影響力的家族，就要逐步從武力大族轉(zhuǎn)到文化大族。而要具備累世學術(shù)，最基本要素就是產(chǎn)生良好的家學門風。
那么，河東薛氏是如何完成這一轉(zhuǎn)變的呢?
南祖系從北朝至唐基本上保持著武人官僚家族的特點，雖然有個別人物出任文官，如薛承華曾任河東邑中正，但總體來說變化不大。從其后裔薛楚玉、薛嵩等的任職與經(jīng)歷就能說明問題。
到南北朝后期，薛氏西祖系在任職上發(fā)生了巨大的轉(zhuǎn)變，有多人出任中書博士、國子博士、治書侍御史等職，主要原因就是西祖系由武人世家向文人世家轉(zhuǎn)變，這說明薛氏在文化修養(yǎng)方面已經(jīng)具備擔任文職官員的能力。
《魏書》記載“時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謹命立庠，教以詩書，三農(nóng)之暇，悉令受業(yè)，躬巡邑里，親加考試，于是河汾之地，儒道興焉?！薄Ｑχ斪蕴涞凼脊庵芯妥⒅匚幕?。薛謹子薛瑚，“少有節(jié)操，篤志于薛，專精講習，不干時務(wù)，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薛謹?shù)膶O輩薛麟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其從弟薛聰則“博覽墳典，精力過人，至于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是所長”。薛瞵駒長子薛慶集更是“頗以學業(yè)聞”，文章“詞義可觀”。。薛慶集之侄薛端和薛裕都是“勵精篤學，不交人事”。薛端子薛胄則“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嘆訓注者不會圣人深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
從以上所征引的記載說明，西祖系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良好的學術(shù)氛圍。
至南北朝末期和隋唐初期，薛氏家族產(chǎn)生了一批在全國有影響的一流的文人。如薛孝通，“博學有倩才”，并且留下“文集八十卷，行于時”。薛孝通子薛道衡，成為薛氏在北朝政治文化兩方面最高成就的代表人物。他“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子產(chǎn)相鄭之功，作國僑贊”。河東裴讞稱贊他為“關(guān)西孔子”，已經(jīng)成為經(jīng)學大師。薛道衡不僅經(jīng)學上很了不起，在文學上也有很高的造詣，“陳使傅肄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緝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其后有“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的稱譽，讓素來輕視北朝文人的南方人士也對他贊嘆不已，成為“一代文宗”的驕子。其子薛收、孫薛元超、曾孫薛稷同樣以文學知名，并有多方面建樹。
到隋朝末期，薛氏西祖系與南祖系的發(fā)展有了巨大的差異，即西祖系從武人家族逐漸轉(zhuǎn)變?yōu)槲幕笞?。西祖系的轉(zhuǎn)變從北齊與北周時開始，隨著薛道衡的出現(xiàn)而標志著這一轉(zhuǎn)變的完成。從一定程度上講，對薛氏西祖系進入唐代達到極盛奠定了文化上的基礎(chǔ)。而南祖與之相反，逐漸式微。
從以上分析看，薛氏家族憑借其武力見長和河東地區(qū)的經(jīng)濟地位登上政治舞臺，取得了躋身著姓的資本——累世官宦。薛氏家族的主體西祖系與南祖系卻因為自身的改變和時代的變化，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發(fā)展道路。南祖一支基本上還是憑借其善戰(zhàn)的特質(zhì)保持其武職官位，隨著社會環(huán)境的發(fā)展變化，他們就不能很好的轉(zhuǎn)變和適應(yīng)。而西祖則逐步由武力家族轉(zhuǎn)化成文化士族，順應(yīng)了時代的改變，在南北朝時期產(chǎn)生了一批全國知名文人，并掌握了一些部門的清要官職，對后世西祖系取得極大的成就奠定了基礎(chǔ)。
綜合史料，河東薛氏是南北朝時期的一個勇武善戰(zhàn)的上等士族，魏晉時期從巴蜀之地遷徙到河東地區(qū)。
本文中，筆者首先從《舊唐書》薛氏部分世系校正入手，充分利用傳統(tǒng)的歷史文獻和南北朝隋唐時代的墓志，對世系進行考證，整理出一個較為清晰正確的世系。經(jīng)過校補，發(fā)現(xiàn)薛氏部分錯漏是相當多的，如姓名、輩分、官職都有不同程度的錯誤和失載。然后在此基礎(chǔ)上考察了河東薛氏家族從南北朝到隋唐時期發(fā)展情況。我們可以看到薛氏家族從西晉就已定居在河東地區(qū)，利用其自身善戰(zhàn)的特點，抓住河東地區(qū)盛產(chǎn)食鹽，對國家財政收入非常重要這一有利情況，服務(wù)于當時政權(quán)，獲得累世官宦，從而由地方上的豪族成為士族。但薛氏在南北朝時期擔任的官職主要還是以地方官居多，遠不能和當時第一流的士族相提并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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