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祖先，換一個角度也可以說，他們是人類的嬰孩兒，許多對大自然的認(rèn)識，一如我們在兒童時的天真。比如把天空想象成一個倒扣著的大大的鍋形，這與本人的幼年時期，竟有著絕然一致的巧合。
在甲骨文里大體上所呈現(xiàn)的象形“天”字，是一個正面站立的人，大大的頭部，突出了頭是人的至高無上的部位，也表示人無論走到哪里都是頭頂著天空。也有酷似一個成人將孩子從頭頂向上托舉，其意則為上空亦即“天”之所在。另有“頭”部變成了兩橫，則為頭頂上的天空時高時低，或有云氣漂浮。
到了金文時期，頭部變成了一個橫的實點，仿佛回到太初，混沌一片莫名所以。再后來敦實的橫點簡而為一橫線。
秦時的小篆，則突出了人的力量感，兩足端立，雙臂張闊，有頂天立地之威儀。
到了隸書階段，遵循了漢字的總體趨勢，突出了橫式。
據(jù)《說文解字》：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
“從一大”，也即會和“一”與“大”的含義而為“天”的意義。許慎的《說文解字》著于漢代，那么事實上此說主要依于隸書之“天”所言，與早期的“天”之意味已有了相對距離。
有趣的是，在草書地界，露出了“天”的真顏。尤其在唐代的大書論家孫過庭筆下，真可謂別有洞“天”。
上圖為草書的“天”字，我們看到，高處的一橫，依然是古人表示天空的那一筆，需要注意的是字的下端，分明是水汽自大地徐徐而升，直到與高處的天空融為一體。這種表達(dá)，不僅在物理層面惟妙惟肖地揭示了天與地本為循環(huán)往復(fù)不可分割的內(nèi)在關(guān)系，同時也完美地呈現(xiàn)了中國文化中天人感應(yīng)的觀念，在此之前，我曾被草書之“天”困惑多年，今日終于解惑也。
天玄地黃，天，第一也。天理，第一的道理，是人類改造自然的法門。《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惡形焉。好惡無節(jié)于內(nèi)，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庇纱丝梢?，天性之善被充分肯定。
古代的君主會自稱是“天”的兒子，在下達(dá)詔書之前，總冠有“奉天承運(yùn)”四字，意思是在說皇帝是奉天之旨來管理國家，又以天的名義下達(dá)詔書的，把天意視為人的至尊之上。古代朝廷每年都有帝王引領(lǐng)百官舉行十分隆重浩大的祭天儀式，北京的天壇即是明清兩朝的祭天之地，祈求天降祥瑞風(fēng)調(diào)雨順，普天下豐足安樂政通人和。
而事實上，無論時代怎樣變遷，在每個中國的百姓心中，都有一尊永遠(yuǎn)不倒的神，那就是“老天爺”，老天爺是無時不在無所不知的，它與自己的良知同在。甚至勝于良知，因為良知有時候也會被蒙蔽，然而上天不會，上天在任何時候都能夠清清楚楚照鑒世間的一切。對于華夏民族來說，天，永遠(yuǎn)有著無可比擬的地位。
而關(guān)于“天”，最有說服力的則是上古的創(chuàng)世紀(jì)神話，盤古開天辟地的故事中，天地本為混沌一片，人為了爭取生存空間，將天地劈開，在這里人似乎扮演了天地的隔離者。然而同時我們想一想，神話開頭一句則為“天地混沌如雞子”，其實質(zhì)上是在提示我們想象雛雞脫殼而出的過程，那么殼之開裂則形同天地之分。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人類本是天地所生，乾為天，坤為地，人在其中，為天地之子。所以人其實是天地的承接者，故天地人本為一體不可分割。
中國歷代的古圣先哲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天”的思考，
“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道德經(jīng)》。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 陽貨》。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天何所杳，十二焉分？”——《天問》。
含有“天”的成語更是有許多，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語句往往都是既出于“天”又不拘于“天”，從多個角度多個方向，總是與人類的思想情感和精神世界產(chǎn)生著方方面面的聯(lián)系。我們在此示例如下：
天府之國? 杞人憂天? 天方夜譚? 泄露天機(jī)? 傷天害理? 天經(jīng)地義? 天壤之別? 物華天寶? 得天獨(dú)厚? 悲天憫人? 偷天換日? 渾然天成? 幕天席地? 怨天尤人? 回天無力? ? 重見天日 ……
“天”，既神秘高遠(yuǎn)遙不可及，又近在頭頂須臾不離，其實也是在告訴我們，客觀上既有可視之“天”，亦有不可視之“天”。當(dāng)我們立足于“天”下，無論是做那個頂天立地的大人，還是呆頭呆腦的孩子，對于“天”，均須仰望乃見。
故而凡華夏子民，既生于天地，則受于天命，樂于天趣，明于天道，乃享于天年。對“天”之敬畏必將相伴始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