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樣的影視作品，能有改變國家的力量？
中國有《我不是藥神》。
上映后引發(fā)高價藥品的討論熱潮，推動了《藥品管理法》的修訂進程。
印度有《摔跤吧！爸爸》。
主演阿米爾·汗原本就有“印度良心”之稱。
電影證明了女人也能成為摔跤手，為國爭光，甚至足以改變印度女性的地位。
韓國有《寄生蟲》。
一舉拿下包括最佳影片在內(nèi)的四項奧斯卡大獎，導演奉俊昊更是被網(wǎng)友戲稱為“韓國第五大國寶”。
它不僅書寫了韓國電影的新歷史，同時也推動了新政策的產(chǎn)生。
“寄生蟲式”的貧富階級對立得到了更廣泛的關(guān)注，政府將撥款給1500戶居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用以改善住房條件。
但這顯然不是韓國電影第一次推動社會的發(fā)展進程。
2011年的《熔爐》，取材于韓國某聾啞學校性侵的真實事件。
電影上映的第37天，韓國國會通過“熔爐法”。
2013年的《素媛》，確立韓國關(guān)于性侵未成年人的“趙斗順法”。
因為兇犯原型趙斗順將在今年出獄，此前有超過50萬的民眾請愿不能讓他回歸社會。
在韓國影視圈，現(xiàn)實主義就像一陣愈刮愈猛的大風。
除了這些大銀幕上的故事，一直以敢想敢拍著稱的韓劇也在這幾年頻頻呈上佳作。
比如，近日熱播的《梨泰院Class》。
播出不到一個月，就有近4萬人在豆瓣打出8.6的高分。
同時，它還躋身“一周全球口碑劇集榜”第二名。
之所以掀起如此大的觀劇熱潮，離不開它的核心：高燃復仇。
《梨泰院Class》改編自同名漫畫，原著本就極具反叛精神。
故事發(fā)生在梨泰院街道——這個微縮的小型社會上，一群為了生活而相聚的年輕人追逐著各自的人生價值。
因為世界本就是不合理的，所以他們反叛、創(chuàng)新、有堅韌的意志。
男主角樸世路（樸敘俊 飾）是一個從不向非正義妥協(xié)的直進型青年，他的父親在他中學時代因為一場交通事故意外去世。
樸世路想要為父親討回公道，但出身財閥的肇事者輕輕松松就躲過了法律的制裁，他自己卻因此而入獄。
出獄后，僅有初中學歷還帶著犯罪前科的樸世路，辛苦工作了七年，終于攢下錢在梨泰院開了名為“甜夜”的小酒館。
至此，樸世路的人生心愿僅完成了一半。
同時，他也在不斷積蓄著能量，目標是有朝一日能夠打敗他一直以來的對手——
餐飲業(yè)的最大財團“長家”，也是當年操作案件的幕后兇手。
貧富差距、階級對立。
《梨泰院Class》和《寄生蟲》不約而同都在談?wù)撨@些話題。
越是民生疾苦，越能引發(fā)共鳴，也越能被藝術(shù)家們看見和表達。
奉俊昊在《寄生蟲》中展示的貧富差距，多是可概括的符號化形象。
富人和窮人居住在各自的陣營里，一邊是體面的不受洪災和蟲害侵擾的世外桃源，另一邊是暗無天日永遠直不起身的城市角落。
電影中被頻繁提起的“味道”一詞，則更像是一條橫亙在階級中的分界線。
誰也形容不出，那到底是什么樣的味道。
或許是發(fā)霉的半地下室、未干的汗?jié)n、街道噴灑的消毒水、雨夜里終于崩潰的城市下水道。
富人們總是能敏銳地察覺，但身在這種味道里的人自己卻不知道，當然也就無從抹去。
而這種味道的另一個名字，恰恰就是貧窮。
《寄生蟲》里沒有一個有錯的富人。
樸社長工作認真、事業(yè)穩(wěn)定；社長夫人顧家且細致，夫婦恩愛、家庭美滿；一對兒女喜人可愛，沒有爭吵、暴力、沖突。
他們的朋友也謙遜有禮，無論是對曾經(jīng)的幫傭還是現(xiàn)在的家仆，他們都慷慨、大方、得體。
但就是有人永遠恨著他們，無論他們是否有錯。
作為一部商業(yè)電影，《寄生蟲》在內(nèi)容和時長上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相比較下，《梨泰院Class》作為電視劇的優(yōu)勢反而顯現(xiàn)了出來。
在這個世界里，正義與邪惡不再絕對，貧窮與富有也不始終站在對立面，一切都可以發(fā)生改變。
樸世路這個角色，是近年來韓劇中少有的愣頭青形象。
他出身平凡、不知變通、沒有朋友，面對富家子弟對同學施暴，他選擇的是用暴力予以還擊。
這或許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正面形象，卻又無法不說他是一個“好人”。
更復雜而多變的，是女主角趙伊瑞（金多美 飾）。
智商高達160的天才少女，SNS上明星級別的網(wǎng)紅，多才多藝、能力超群。
可她卻偏偏有著天生的反社會人格，口舌鋒利、目中無人。
于是，中國網(wǎng)友送了她一個更形象的外號：韓版“魏瓔珞”。
趙伊瑞把官二代欺凌同班同學的視頻掛到網(wǎng)上，即便是對方家長找上門來也毫不畏懼。
她從來不做“形式主義”的懲罰，伸張正義的時刻儼然一朵“黑蓮花”。
正是她的存在，讓《梨泰院Class》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了一部“爽劇”。
當然，即便他們都是亦正亦邪的性格，也不能代表普通層面的“貧窮”。
但站在他們對立面的，正是如同烏云般籠罩著韓國社會的“財閥政治”。
更有趣的是，《梨泰院Class》里的“財閥”不再只是有錢人的團體，還包括那些從底層出發(fā)、不斷受到財閥影響的人。
女二吳秀雅（權(quán)娜拉 飾）就是這樣的形象。
她從小在保育院長大，一直受到“長家”集團的資助。
學生時代面對校園暴力，她憤怒卻選擇沉默不發(fā)聲。
大學畢業(yè)以后她進入“長家”工作，而她的對手卻是一直以來都在愛慕她的男主樸世路。
她有自己的野心，有想要得到的東西，于是她也在這個財團里越陷越深，走向了與樸世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方向。
以樸世路和趙伊瑞為代表的一群人的創(chuàng)業(yè)史，不只是簡單的為了金錢和地位而做出的奮斗和努力。
他們更像是在進行一場漫長而充滿正義感的“復仇”：
有為了父親意外死亡的復仇，有為了法制受到金錢操控的復仇，還有為了社會充滿的不平等的復仇。
這樣的復仇，在《寄生蟲》中則是最后一場陽光下的“無差別”謀殺。
女主人舉辦的派對成為了兩個家庭家破人亡的導火索。
長年居住在陰暗地下室的男人終于沖進太陽底下，他是比金基澤一家更窮的窮人。
他把刀刺向形同于“詐騙團伙”的這家人，是他們的出現(xiàn)打破了他原有的“寄生”平衡。
而金基澤也終于為他自己身上的“味道”進行了復仇。
他的復仇愿望比前者來得更猛烈也更突然，他沖破了因金錢而被分割的兩個階級，最終實現(xiàn)了“無計劃”的計劃。
從《寄生蟲》到《梨泰院Class》，貧富關(guān)系也發(fā)生了一種明顯遞進的變化。
《寄生蟲》里無論是金基澤一家還是地下室一家，都因為能給樸社長工作而感到滿足。
這種滿足是帶有依附性的，一旦脫離有錢的寄生家庭，他們的生活就會停擺不前。
而《梨泰院Class》讓主人公的財富從零開始，他用時間積累財富，再用智慧發(fā)展財富，最后形成了一種與富人權(quán)力的對抗。
前者我們看到的是韓國階級上升之路閉塞，窮人難以改變命運無能為力的絕望；
而后者我們看到了在這一困難處境中社會群體間對抗的決心。
或許這種決心在現(xiàn)實生活中有很多，但最終能把它變成現(xiàn)實的仍是少數(shù)。
《梨泰院Class》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也正在于此。
現(xiàn)實主義的影視作品，之所以每逢佳作都可以擲地有聲，是因為：它們源于實際，卻不囿于實際。
從生活里誕生的故事，往往比天馬行空的幻想更具有吸引力，觀眾在真實感中得以共情，于是回饋比作品聲音更大的反應。
而那些在現(xiàn)實中依然無從下手的事，則因為這些戲劇化的呈現(xiàn)，顯得更具有說服力和可能性。
它們不僅是生活的鏡面成像，也是藝術(shù)化的未來可能。
《寄生蟲》和《梨泰院Class》所表現(xiàn)的，既是屬于韓國的，也是屬于世界的。
正如2018年《我不是藥神》歷經(jīng)坎坷最終上映，我們看到，好作品不會永遠被藏在制度背后。
但好的作品沒有誕生，也不能永遠歸因于所謂的“層層篩選”。
影視作品是導演、編劇、演員等無數(shù)人能力的整合，也是以這些能力為根本而誕生的花朵。
或許土地依然貧瘠，但如果沒有播種，就永遠不會有收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