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內部極復雜,諸葛亮終前將政治交給蔣琬、費祎,姜維負責軍事

在周安王十五年(前387年),戰(zhàn)國初期第一雄主魏文侯去世。魏武侯即位后,設置了國相一職,首個擔任這一崗位的是田文(跟后來的孟嘗君同名)。

對此,功勞赫赫的西河郡郡守吳起很不服氣,他氣鼓鼓地找到田文,鄭重發(fā)起了一個提議:“請與子論功,可乎?”

一看這副架勢,田文就知道他想干啥,于是爽快答應。

吳起首先問道:“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說:“不如子?!眳瞧鹩謫枺骸爸伟俟?,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說:“不如子?!眳瞧鹄^續(xù)問:“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xiāng),韓趙賓從,子孰與起?”田文仍舊老老實實回答:“不如子?!眳瞧鹳|問道:“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淡然回道:“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于子乎?屬之于我乎?”吳起沉默許久,隨后才緩緩承認:“屬之子矣?!薄拔脑唬骸四宋崴跃幼又弦病!瘏瞧鹉俗灾ト缣镂??!?/p>

吳起是何等人杰?論政治,后來他在楚國主導變法,讓楚國迅速強盛;論軍事,他戰(zhàn)無不勝、寫出了《吳子兵法》。這種頂級軍政大才,竟然承認自己在國相這一崗位上比不上寂寂無名的田文。原因無他:面對魏國錯綜復雜的政治關系,他這個外來者(衛(wèi)國人)暫時還搞不定。而協(xié)調關系、穩(wěn)定政局,是國相的首要職責,也是國家的頭等大事。

諸葛亮的接班人選,同樣是這個道理。魏、蜀、吳三國中,蜀漢政權的特色獨一無二。

曹操

曹魏是曹操在夯實了自己的基本盤之后,隨后往外發(fā)散,逐步吞并眾多對手而來,這個過程中,他的根基地沒變,團隊也較為穩(wěn)固;東吳也類似,孫氏兩代人經過多年打拼,緊密團結江南士族,逐步統(tǒng)一了江東,其后依托長江天險,在亂世中自成一派。

蜀漢卻不一樣。劉備作為“游軍”,先從北方南投劉表,隨后又帶著數萬荊州人馬西進、搶下了劉璋的益州;而隨著關羽大意失荊州,這幾萬骨干形同有家不能回的過江龍,只能與益州本地大小地主們共享權利。

這就注定了蜀漢政權的復雜性遠遠超過曹魏、東吳。當權者的首要任務,就是協(xié)調、維護荊州元勛與益州豪族之間的平衡,讓各方形成利益共同體、緊緊團結在劉禪的周圍。如果這一點都做不到,蜀漢政權的存在都失去了土壤,何談北伐中原?粗暴點理解:團結是基本的生存需要,北伐是更高一級的發(fā)展訴求。

那么,能承擔這一任務的人選,首先就必須具備妥善處理各方關系、維系共同利益的胸懷和能力。諸葛亮接過劉備交與的擔子后,很快奠定了自己的風格,如果用兩個字來描繪,那就是“公正”:“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

開誠布公、雖親必罰、雖仇必賞,看似容易做來難,這需要多寬廣的胸懷、多嚴苛的自律!

并且,公正想要得以推行、維護,還有個重要前提——執(zhí)政者具備高度的威信,也就是讓大部分人都服他管。做到這一點,光靠人格魅力是不行的,現實點來說,他得是大部分人的“自己人”。從劉備托孤諸葛亮就可以看出,荊州人就是這“大部分人”(廣義上來說,是“從荊州來的人”)。

諸葛亮

因此,關于誰接班諸葛亮,人選范圍其實從一開始就已經固定,最有希望的只有四位:魏延、楊儀、蔣琬、費祎。

魏延,先帝老臣、功勛卓著,軍事能力突出,鎮(zhèn)守漢中十余年間也表現得相當出色;但劉備死后,他性格中的驕傲一面體現無疑,距離一個成熟政治家的要求漸行漸遠,首先被排除;楊儀,荊州土著,先后跟隨關羽、劉備,在諸葛亮手下也體現出了自己的精明能干。但他性格狹窄、睚眥必報,也被排除。

剩下的只有蔣琬、費祎了。當初跟隨劉備進入蜀地后,蔣琬就被諸葛亮認為是“社稷之器”;諸葛亮北伐期間,安排蔣琬在后方籌備糧草物資,也就是扮演了當初劉備進攻漢中時諸葛亮的角色。由于其表現出色,諸葛亮贊其“忠義有雅量”,可以托付大業(yè)。

至于費祎,劉備在位時就刻意培養(yǎng)他為太子屬官。諸葛亮執(zhí)政期間,也對其高看一眼,曾經在大庭廣眾下讓他跟自己同乘一輛車,刻意抬舉的意味相當明顯。

因此,在青龍二年(234年),當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時,面對劉禪派來詢問接班人選的李福,他指定蔣琬、費祎依次擔當大任。當李福繼續(xù)問在下一任是誰時,“亮不答”。

姜維

翻看《三國志》會發(fā)現,諸葛亮對姜維的肯定主要集中于軍事方面,要么夸他“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或者肯定其“心存漢室,而才兼于人,畢教軍事”。

可以這么理解,諸葛亮指定接班人時,其實分了兩個領域:政治領域是蔣琬、費祎,而軍事領域則是姜維。畢竟蜀漢內部很難找到第二個像他自己這樣才兼文武的人;就算有,如果不是蜀漢官僚們的“自己人”,那也很難立足。

后來的歷史發(fā)展,跟諸葛亮的設想差不多。

蔣琬執(zhí)政期間,為人寬厚寬容、公私分明,得到內外的敬服;費祎則“為人寬濟而博愛”,很受人擁戴,但卻因粗心大意被曹魏降將刺殺;至于姜維,他在諸葛亮死后就是蜀漢軍隊的實際指揮者:“亮卒,維還成都,為右監(jiān)軍輔漢將軍,統(tǒng)諸軍,進封平襄侯”。費祎死后,他先后加督中外軍事、進位大將軍,但在政治層面,卻受到了宦官黃皓的掣肘。由此可見,“自己人”這一身份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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