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清光緒三年）的一個清晨，一對兄弟乘船離開了他們的家鄉(xiāng)坂仔——中國南方沿海福建省的一個山村，前往六十公里外的廈門求學(xué)。弟弟雨堂那年十歲。他的父親——一位貧窮的牧師，對他說，“好好學(xué)習(xí)，這樣你才可以去世界上最好的大學(xué)念書，得到好的教育，成為一個成功的人”。父親的話成了他一生的激勵。及至中壽，林語堂共創(chuàng)作、翻譯書籍五十余冊，成為享譽世界的著名作家。林語堂的女兒林太乙1998年在《京華煙云》的再版前言中這樣介紹父親：他是一位小說家、散文家、哲學(xué)家、語言學(xué)家和詞典編撰者，甚至傾盡家產(chǎn)發(fā)明了第一臺中文打字機。

這種種評價，我最喜歡的，還是林語堂在《我的話》中的自述——“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做宇宙文章”。林語堂一生輾轉(zhuǎn)福建、上海、北京、重慶，美國、德國、法國、新加坡等地，執(zhí)教清華北大，參與籌建新加坡南洋大學(xué)，主編和創(chuàng)辦了被稱為“論語”派的《論語》、《人間世》、《宇宙風(fēng)》雜志。他將孔孟老莊哲學(xué)和陶淵明、李白、蘇東坡等人的文學(xué)作品英譯推介海外，是第一個將humor譯為“幽默”并推而廣之的人。他與夫人廖翠鳳的感情令人稱羨，筆下畫中卻有另一個女孩兒的形象揮之不去。與魯迅有過十年的友誼卻以激烈的矛盾告終，而魯迅對林語堂的口誅筆伐，也幾乎成為解放后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大陸讀者對他的唯一了解。

在林語堂的五十余冊著作中，大陸讀者最為熟知的當屬《京華煙云》——林語堂旅居巴黎時寫就的一部70萬字的英文長篇小說，也是林語堂的第一部小說。一生致力于在海外傳播中國文化的林語堂認為，“誠以論著入人之深，不如小說”，講故事的形式比純理性的東西更容易讓西方讀者接受。他一度想把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翻譯成英文，后因難度太大而改變初衷，決定仿照《紅樓夢》的結(jié)構(gòu)寫一部小說，講述清末民初北平幾個典型的大戶人家的生活，即《京華煙云》。在原書的序言里，作者這樣寫到：這本小說僅僅是為了向人們介紹，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是如何成長，如何愛恨、爭吵、原諒、受苦和享受，如何形成某種生活和思考的方式，且，最重要的，如何調(diào)整自己，以適應(yīng)這個人們不斷掙扎，卻終由上帝統(tǒng)治的塵世生活。

《京華煙云》不止是一部小說，還是一部中華文化的百科全書和簡略版的中國近代史。作者希望通過這部小說，將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傳承和當日中國所處的時代大潮，盡可能完整地展現(xiàn)在外國讀者面前。林語堂在給郁達夫的信中寫到，“以書中人物悲歡離合為經(jīng)，以時代蕩漾為緯。舉凡風(fēng)尚之變易，潮流之起伏，老袁之陰謀，張勛之復(fù)辟，安福之造孽，張宗昌之粗獷，五四、五卅之學(xué)生運動，三一八之慘案，語絲現(xiàn)代之筆戰(zhàn)，至國民黨之崛起，青年之左傾，華北之走私，大戰(zhàn)之來臨，皆借書中人物事跡以安插之……適成今日中國社會之斷片?！睍r值國內(nèi)抗日戰(zhàn)爭慘烈，書中故事又以動蕩的中國社會為背景，客居海外的林語堂稱此書是為“紀念全國在前線為國犧牲之勇男兒”。

自1939年底在美國出版后的短短半年內(nèi)，《京華煙云》行銷5萬多冊，美國《時代》周刊稱其為“介紹現(xiàn)代中國社會現(xiàn)實的經(jīng)典之作”。林語堂的摯友，美國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賽珍珠評價此書“它實事求是，不為真實而羞愧。它寫得美妙，既嚴肅又歡快，對古今中國都能給予正確的理解和評價?！绷终Z堂因為此書而獲諾貝爾獎提名，但未能親自將其譯成中文也成了他最大的遺憾。林語堂曾致信郁達夫請他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將親自作了詳細注解的英文本寄給郁達夫，并為中譯本取名《瞬息京華》。當時，郁達夫投身抗戰(zhàn)，僅翻譯了一部分在《華僑周報》上連載，林語堂看后非常滿意。新加坡淪陷后，郁達夫被迫撤往蘇門答臘，后于日軍投降前后在蘇門答臘失蹤，翻譯全本終成遺愿。此后，林語堂也再未發(fā)現(xiàn)令他滿意的譯本，尤其以無人能用北京話翻譯為憾事。

然而，作為當時為數(shù)不多的大多數(shù)作品用英文寫作的中國作家，林語堂卻對鄉(xiāng)音——閩南語愛到極致。他在《說鄉(xiāng)情》中動情地說，“我來臺灣，不期然而然聽見鄉(xiāng)音，自是快活......聽她們用閩南話互相揶揄，這又是何世修來的福分?！?965年，在海外游歷多年后，年屆七旬的林語堂認為是時候返回祖國了。遺憾的是兩岸政治風(fēng)云變幻，真正的故土回不了，林語堂只好選擇了與閩南有著同樣鄉(xiāng)音的臺灣。1976年，林語堂在香港逝世，后長眠在他位于臺北陽明山的故園中。從閩南山鄉(xiāng)走出，最終回歸海峽對岸的臺灣，這道海峽既是林語堂生命的起點又是終點，亦成了一道他至死也無法跨越的屏障。

2012年夏天，我有幸跨越這道海峽，在臺北陽明山的林語堂舊居中，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這位蜚聲國際文壇的文學(xué)巨匠。據(jù)說故居是林語堂親自設(shè)計的，在其中抬頭可見中國傳統(tǒng)四合院的天井，長廊里卻是西班牙式的螺旋形白色廊柱，這種中西合璧某種程度上暗含了主人東西方文化交融的底蘊。正是日落時分，夕陽余暉照入林語堂昔日的書房，灑落在屋內(nèi)的英文打字機、手稿以及林語堂自己精心設(shè)計的各種小物件上，仿佛一切如舊，而先生只是短暫外出?；蛟S正是故居中留存的歲月光澤，或許是講解員的帥氣幽默，或許是先生獨具的大師風(fēng)范，林語堂的名字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林語堂去世時，《紐約時報》這樣評價：林語堂向西方世界介紹了他的同胞和國家的風(fēng)俗、愿望、恐懼和思想，在這一方面，他的成就無人能及。正如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shù)》中寫到，“一本古書使讀者在心靈上和長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對，當他讀下去時，他便會想象到這位古作家是怎樣的形態(tài)和怎樣的一種人，孟子和大史家司馬遷都表示這個意見。”今日的我們，也必將在林語堂的一部部傳世之作中，閱讀大師的人生，和昔日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