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后，唐朝在風雨中搖搖欲墜地又堅持了一百多年，唐末農(nóng)民軍首領(lǐng)黃巢帶領(lǐng)的人民起義給了唐王朝致命一擊；到宣武節(jié)度使朱溫在公元907年自立后梁，唐朝覆滅。五代十國的時代開啟。

吳越國是“五代十國”中的十國之一，朱溫篡唐后封錢镠為吳越王，所以吳越國由錢镠在907年所建，定都在杭州城。在安史之亂時期，大批百姓南遷躲避戰(zhàn)亂。此時兩浙之地的人口已經(jīng)增加了相當大一部分。在唐末五代時期，戰(zhàn)火仍然蔓延不絕，錢镠采取了“保境安民”以及“休兵養(yǎng)息”的戰(zhàn)略方針，重視農(nóng)桑，興修水利，積極發(fā)展對外貿(mào)易，與契丹、日本、朝鮮等海外交往頻繁，使得兩浙之地有了一個較長的安穩(wěn)時期，逃亡到南方的北方人民帶來的先進技術(shù)與生產(chǎn)力讓杭州等南方城市迅速發(fā)展壯大。

（錢镠墓。）

時間來到了公元960年，中國歷史上發(fā)生了一件大事：后周的諸將發(fā)動“陳橋兵變”，趙匡胤被黃袍加身擁立為帝，篡后周建立宋朝，史稱北宋，中國歷史上的五代時期結(jié)束。

（宋太祖趙匡胤畫像。）

而在此時中原之外還存在著一些割據(jù)的小政權(quán)，北宋建立后先后統(tǒng)一了尚存的荊南、武平、后蜀、南漢。南唐后，趙匡胤把目光投向了南方的杭州城，也就是當時的吳越國。

當時的吳越王是錢俶，而錢俶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繼承了祖先留下的繁榮，也繼承了祖先留下的遺訓。他不僅采取安民生息的政策，對外奉中原王朝為正朔，還興建了許多佛塔?，F(xiàn)在我們在杭州看到的雷峰塔便是錢俶在位時所建。雷峰塔的建立無關(guān)風花雪月，無關(guān)詩情畫意，雷峰塔的本質(zhì)與初心是一座佛塔。

（西湖旁的雷峰塔。）

錢俶感覺到了宋朝即將統(tǒng)一各國的政治趨勢，此時他知道自己面臨一個選擇，是負隅頑抗還是繳械投降？他在西湖旁邊來回踱步，看著西湖的水面，思考著這個問題。

（錢俶畫像。）

在公元974年，趙匡胤討伐南唐，南唐后主李煜向錢俶請求出兵救助，但錢俶不僅拒絕了李煜的請求，反而還出兵幫助宋朝滅了南唐。其實在這里我們不能說錢俶是一個不講道義的人，因為錢俶這時已經(jīng)認識到歷史的走向偏向哪一方，所以他只是選擇了最有利于百姓的做法。

時間來到宋太祖太平興國錢俶奉旨入汴梁的一年（公元976年）。見到宋太宗趙匡胤后，錢俶獻上了自己帶來獻給皇帝的的寶物：一個鑲嵌著犀牛角，也就是用犀牛角做的一條寶帶。這個犀帶是非常稀有與寶貴的，因為一般的寶帶都是鑲嵌玉石在上面，也就是玉帶。而中國當時是沒有犀牛的，犀牛主要生活在一些熱帶地區(qū)，像史書上所記載的印度、斯里蘭卡等地，在海上絲綢之路開辟以后，犀牛角作為一種重要的貿(mào)易商品運往中國，所以這個犀帶是非常珍貴的。但是令錢俶沒有想到的是，宋太祖趙匡胤拿到這個犀帶后，把玩了一下，對錢俶說：“你這個犀帶很好，但是你知道嗎？我也有三條‘寶帶’。”錢俶有點不知所云，于是便問道是什么寶帶。

（“犀帶”示意圖。）

趙匡胤的回答使錢俶非常地意外，趙匡胤說：“這三條寶帶’便是開封城的三條運河：汴河、五丈河、惠民河。這三條運河便是我的三條寶帶。比你的犀帶如何啊？”趙匡胤非常自豪地說出了這番話。

（錢俶《批牘合卷》。）

因為在北宋時期，都城開封一共有四條運河，其中有三條運河是可以進行海上運輸?shù)?，這便是趙匡胤所說的位于中間的汴河、北邊的五丈河、南邊的惠民河。

（北宋漕運四渠圖。）

錢俶沒有想到，這個宋太祖趙匡胤居然不重寶物而重民生，把三條運河比作自己的寶帶。所以此時的錢俶已經(jīng)心生了對宋太祖趙匡胤的敬佩。犀牛帶是非常寶貴和稀有的，但宋太祖趙匡胤卻用三條運河做比喻來與犀帶做比較，這一做法更加堅定了錢俶歸附中原的決心。所以在這次見面兩年后，也就是公元978年，錢俶放棄了抵抗，把吳越國和平地獻給了北宋，帶領(lǐng)著自己的妻子兒女以及整個家族從杭州來到了開封，甘愿做了亡國之君。

吳越國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是非常特殊的一個國家。錢俶的做法讓杭州百姓得到了安寧，使杭州城避免的戰(zhàn)亂，從而使杭州城得以保全。這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說。

（《杭州西湖江湖墅圖》，風俗畫，佚名。）

但是從個人的角度來說，他是一個謙卑到近乎懦弱的人，但人是有精神需要的，特別是像錢俶這樣性格的人，他性格本身不夠堅強，容易被他人所影響，但好在百姓們都挺愛戴他，他皈依佛教這件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使百姓得到了安寧，那么影響到他的便是佛家所提倡的“慈悲為懷”。

如果說安史之亂爆發(fā)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在權(quán)利集中下個體的不可控，那么錢俶“納土歸降”的做法則是在個體可控的情況下做出的一個決策。

就好像當年解放軍進入北平時傅作義將軍歸降開放紫禁城，使得北平和平解放，紫禁城得以保全。不管錢俶個人的性格是什么樣的，但是只要他自身還處于自己的可控范圍內(nèi)，那么他就會做出最符合自己判斷那個做法。唐玄宗李隆基，因為在執(zhí)政后期沉迷于聲色犬馬之中，對權(quán)力失去興趣，大權(quán)旁落在宰相手里，而宰相的利益與皇帝的利益并不一致，更不可能與百姓的利益相一致；錢俶選擇了站在立足于百姓的利益上面，所以他雖然是“亡國之君”，但是他在百姓心中的形象絕對是偉大的。

（傅作義將軍照片。）

雖然對國家（吳越國）來說，這件事的本質(zhì)是亡國、是可恥的；但是對于整個中國歷史來說，錢俶是光榮的，他這一做法保全了杭州城的完整。直接影響是使后來遭到金兵入侵的宋朝在南方有一個富庶的根據(jù)地；間接影響是使中國擁有了一個后來被譽為“上有天堂 ，下有蘇杭”的杭州城。人的難題不在于他要采取何種行動，而在與他想要成為何種人。錢俶在面臨選擇時做出了無愧于內(nèi)心、無愧于百姓、更無愧于歷史的行動，他雖然做了一個“亡國之君”，且最后也不得善終，但是在千百年以來我們在提到雷峰塔和西湖時，總是會不自覺地想到他的名字，也許對他來說，這便是最好的告慰了罷。

不管是身處何位，是權(quán)臣還是詩人；爭一時還是爭千秋，這是我們每個人都要面臨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