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伯篇第八」1
【原文】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b>
【譯文】
孔子說：“泰伯可稱為至德之人?。∷啻巫尦鐾跷?，卻不給百姓以稱贊他的名義?！?/p>
【注釋】
“泰伯”，約公元前1165-前1074年。姬姓，是周王朝奠基人“周太王”的長子，周文王姬昌的大伯父。泰伯為從父愿而讓位于三弟季歷，與二弟仲雍一同遷居荊楚蠻地，并斷發(fā)紋身以示讓位之誠。后建立“勾吳”古國，成為吳國第一代君主及吳氏開氏始祖，史稱“吳太伯”。
“至德”，仁德之至。可不譯。
“三”，多次之意，非確指“三”數(shù)。
“無得”，指找不到適當?shù)拿x。
“稱”，稱揚、稱贊、贊揚。
“焉”，指“三以讓天下”之事。
【評析】
周太王即《詩經(jīng)·大雅·綿》中的“古公亶（音“膽”）父”，是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周武王姬發(fā)的曾祖。武王伐紂成功建立周朝后，追謚“古公亶父”為周太王。
周太王有三子，長子泰伯，次子仲雍，三子季歷。季歷很賢明，其子姬昌更加圣德昭彰。太王曾夸贊姬昌說：“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泰伯知道父親有意讓季歷繼位，以便在將來傳位給姬昌。當時的禮法是傳長不傳幼。為了既成全父親的愿望，又不讓父親和三弟因廢長立幼而為難與內(nèi)疚，甚至擔負不義之名，泰伯便在太王病重時，以采藥為名與二弟仲雍相偕避居荊蠻之地。并入鄉(xiāng)隨俗，斷發(fā)紋身，以示將久居蠻地，不復歸周。太王去世后，季歷即位，后傳子姬昌，是謂文王。
由于泰伯是以“采藥”而非“讓位”之名離開的，季歷甚至都找不到與泰伯因讓位而起爭執(zhí)的理由，因此，后來的伯夷叔齊因爭相讓位而雙雙去國的一幕，并未發(fā)生在泰伯兄弟們身上。泰伯只是遠遠地避開王位，并以斷發(fā)紋身明其不歸之志，迫使季歷即位，并不使父親和弟弟擔負任何不義之名。泰伯有“讓”之誠，亦有“讓”之實，自己卻不居“讓”名，以致“民無得而稱焉”，想要稱頌，都找不到適當?shù)拿x。
泰伯的不居“讓”名，就是700年后顏回所謂的“愿無伐善，無施勞”。在《論語·雍也篇》第十五章中，孔子也曾夸贊孟之反有不夸己善、不表己功的美德。當時孟之反在敗軍中殿后掩護，直到快進城門時，他才策馬向前說：“不是我敢殿后，而是馬不肯跑?！?/p>
其實泰伯并不曾有天下。所謂“以天下讓者”，實是以天下之故而行讓也。泰伯深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的道理，知道太王欲傳位于姬昌，非因偏私姬昌其人，而是因“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是出于興天下的公心。
孔子認為，“大道之行也”，必須要“天下為公”，要“選賢與能”。這對于被選舉者來說，就是要公正、客觀地評價自己和他人，要以利益天下為出發(fā)點“推賢尚善”，這就是“讓”。故泰伯之讓，既是從父愿，更是從大道。須知世間之利莫大于天下，故桀紂以暴力相侵；而世間之義亦莫大于天下，故堯舜以禪讓相續(xù)。泰伯能“三以天下讓”，舍天下之大利，而取天下之大義，此其所以“可謂至德也已矣”！
那么，泰伯又是如何知道父親欲傳位于姬昌的想法是出于公心而非私心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那就要從太王的為人說起。
周太王的封國原本在涇水與渭水之間的“豳”（音“賓”，今陜西旬邑、彬縣一帶）地。那里雖然土地平展，氣候濕潤，宜于耕作，但卻鄰近戎狄，因而常遭劫掠。每次戎狄來攻，太王便與之財物，以求彼此安處。公元前十二世紀，狄人再次來攻。這一次，他們不僅要財物，還想要土地。據(jù)《史記》記載，這時的豳國“民皆怒，欲戰(zhàn)”。戰(zhàn)爭可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fā)。此時太王不要說是利用民心，就是順應一下民心，都會引發(fā)一場戰(zhàn)爭，而且是會被稱作保家衛(wèi)國的正義戰(zhàn)爭。但太王卻作了令所有人都驚詫不已的選擇，他說：“與之！”狄人不是要土地嗎？給他們！接下來，太王便與大臣們進行了一場既發(fā)人深思又令人肅然起敬的精彩對話。
據(jù)漢初伏勝的《尚書大傳》記載，當大臣們聽說太王要讓出土地的時候，不禁發(fā)問：“君不為社稷乎？”古時以社稷代表國家，大臣們希望太王能為國家而戰(zhàn)。太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國家是為造福民眾而設立的，哪里有為造福民眾而讓他們?nèi)ニ赖牡览恚烤啻税税俣嗄旰?，太王的后裔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懊瘛敝再F于“社稷”，正在于“社稷所以為民也”。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若沒有國，民仍可為民；而若沒有民，則國將不國。
大臣們繼續(xù)勸道:“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宗廟，即祖宗之廟，此處指太王祖先留下的基業(yè)。太王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宗廟”是屬于一家一姓的，豈能因一家之私、一姓之利而害天下？
太王接著又說:“有民立君，將以利之?！泵癖姄砹⒕鳎菫榱嗽旄Ｈ嗣?，而不是為了讓君主占有土地和人民。“民欲以我故戰(zhàn)，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民眾要為我個人而戰(zhàn)，讓他們的父親和兒子為了我的君位去死，我不忍心這么做。
太王于是翻山涉水，率眾遷至岐山腳下的“周原”（今陜西岐山北）。后來以邑為號，故稱“周”。太王的仁德感召了周邊的人民，“周人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
由太王領(lǐng)導的這場發(fā)生于三千多年前的集體移民，并不是一次懦弱的逃亡，而是一場文明的遠征。太王在生命、國家與權(quán)力面前所作的選擇，即便在今天看來，仍然驚世駭俗，足以彪炳史冊。它用高尚的人道主義情懷與和平主義立場所展示的儒家仁義觀，生動溫暖，歷久彌新，正是華夏文明的真正魅力和價值所在。我想，太王的這一片拳拳“為民”之心，大概就是讓泰伯心甘情愿“三以天下讓”的原因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