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方法，其實只重法而輕方，甚至是無視方。

方法，方法，方向，永遠是第一位的，比技法要重要的多。

讀書兼顧方與法的，備受人推崇的有：

諸葛亮的“獨觀大略法”。

諸葛亮深通讀書之道，不僅好學，而且善學，并因此成就了他的“足智多謀”?！段郝浴酚涊d，孔明在荊州，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俱游學，三人務于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諸葛亮的讀書學習之法，對今人亦有裨益。

“觀其大略”之本意

李白曾認為“孔明披書，每觀于大意”，說明對諸葛亮“觀其大略”的誤解，由來已久。因之，求其真意、返其本真，顯得十分必要。理解“觀其大略”的本意，關鍵是要準確把握“大略”的含義。首先可以明確的是，大略不是粗略的意思。因為大略是被觀的“對象”，而不是觀時的“狀態(tài)”。因此，“觀其大略”并不是粗略地了解。其次，大略也不等于大意或大概，而是其中大的方略。正是善于汲取和研究大的方略，才能造就出諸葛亮這樣的大政治家和大戰(zhàn)略家?！坝^其大略”的本意，應該是尋求、觀察和研究其中（書本中或事實中）深遠的謀略。這固然可以算作一種讀書方法，但更多的還是體現(xiàn)著一種讀書的旨趣?！坝^其大略”這種學習方法和研究方法，具有明確而強烈的戰(zhàn)略指向?！按舐浴辈皇谴蠖切枰獙拸V的視野、嚴密的論證和精細的推敲。因此，既可以是精讀，也可以是泛讀，但更多的是研讀。

“觀其大略”包含三個要點：一是學習選擇的標準是“大略”。要學的東西很多，如何選擇？諸葛亮側重那些包含大略的書，看重那些在大略的層次上的內容。二是汲取的重點是“大略”。同樣一本書和一次談話，學習時特別注意吸收其中的戰(zhàn)略思維和戰(zhàn)略智慧。可以說是“無略則略，有略必觀，有大略必大觀”。三是研修的重點是“大略”。包括大略的建構、落實和得失，等等。真正的“大略”不可能是淺顯的，而且正因為其大，容易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因此研判大略、理解大略和謀劃大略都需要大智慧。這種智慧與華而不實和粗枝大葉的作風，應該是無緣的。

“觀其大略”之地位

《魏略》記載，諸葛亮在荊州，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俱游學，“三人務于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夕，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言?！焙髞碇T葛亮官至蜀漢丞相，而石廣元三人果真只任至郡守一級官職。據(jù)此，人們很容易產生這樣一種印象：作為一種學習方法，“觀其大略”似乎是比“務于精熟”更優(yōu)越。其實，優(yōu)劣不能概而論之。誠然，石廣元三人只任至郡守一級官職，但在當時也是飽學之士。后來，諸葛亮對于石廣元、徐元直等人沒能擔任更高官職也心生感嘆，說：“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也就是說，憑他們幾個人的德才，是完全可以勝任更高級別管理職責的。這是第一。第二，人才隊伍的優(yōu)質，不僅在于單個人物的杰出，更在于結構層次的優(yōu)化。頂級的戰(zhàn)略人才終究是極少數(shù)，也只能是極少數(shù)。如果很多人都去“觀其大略”，輕視具體事務，鄙薄技術工作，對于團隊來說未必是件好事情。第三，戰(zhàn)略設計的落實，必須依托權力的中樞結構。但并不是胸懷大志、腹有良謀，就都能受到高層的關注。荊州的劉表素有好才之名，人稱“八駿”之一，但對諸葛亮過人之處卻并未認可，正所謂“時人莫之許也”。諸葛亮“常抱膝長嘯”，大概與他滿腹韜略卻無處施展有關。如果不是劉備大膽啟用，孔明也可能會終老隆中。相反，中下層管理卻更多地帶有技術性質，因此也有更多的能動性，務于精熟顯得更加必要。綜上，是傾向觀其大略，還是選擇務于精熟，既要看個人抱負、才智稟賦，也要看現(xiàn)實的職責和可能的職業(yè)機會。

“觀其大略”之實踐

《隆中對》是諸葛亮“觀其大略”之結晶，也是他在劉備三顧茅廬時向其提出的興復漢室、謀取天下的戰(zhàn)略策劃書。劉備說：“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弊羁粗氐木褪侵T葛亮這種運籌帷幄的戰(zhàn)略謀劃才能。曹操率軍南下的時候，諸葛亮的自然反應是“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后孫劉聯(lián)軍打敗曹操，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基礎。盡管孫劉也存在很多矛盾，但諸葛亮一直主張堅持“聯(lián)孫抗曹”，即使在夷陵之戰(zhàn)后，也主動緩和吳蜀關系。這就是“大略”，大略是管根本的和管長遠的。諸葛亮的聰明，不是所謂的“機靈”和“精明”，而是戰(zhàn)略上的遠見和定力。

許多“觀其大略”的人，都被《隆中對》這個千古盛傳的妙策點燃了智慧和靈感。毛澤東在汲取它的智慧同時，還發(fā)現(xiàn)了其致命的瑕疵，并將二者熔鑄到開創(chuàng)偉業(yè)的大略謀劃之中。針對皖南事變發(fā)生后的復雜形勢，毛澤東借用劉備伐吳戰(zhàn)敗身亡的典故教育全黨。他說，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所確定的戰(zhàn)略方針是“東聯(lián)孫吳，北拒曹操”。曹劉是主要矛盾，孫劉是次要矛盾。孫劉的矛盾是統(tǒng)一戰(zhàn)線內部的矛盾。當時，黨中央對形勢的基本判斷是，“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全國各派力量應該團結一致，共同抗日。他告誡全黨要分清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統(tǒng)一認識，以避免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分裂。毛澤東另一次評點《隆中對》時說，其始誤于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敗？毛澤東深諳中國古代兵法，從《隆中對》的戰(zhàn)略失誤中汲取教訓，堅定地把“集中優(yōu)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確定為重大的軍事原則。英國學者邁克爾·愛略特·巴特曼稱毛澤東“既是最偉大的政治家，又是最偉大的軍事家”。毛澤東之所以成為毛澤東，歷史之所以選擇毛澤東，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毛澤東是善于“觀其大略”的人。

何以獨觀：借一小孔，（曉）明一大象（道理）。這一小孔，非題中之目莫屬。看書第一眼，看向的是題目，而非正文第一句。

審題明目亮雙眼，一閃一閃照全篇。

事前諸葛實不易，事后孔明也不豬。

與之相對的，是朱光潛的“咬文嚼字”法。

方向是一字不肯放松的謹嚴精神，名為推敲詞句，其實是在推敲情感。技法是嚴防套板反應，力求詞語與情感吻合。

朱光一潛詞語間，孟實大獲語境中。朱先生，字孟實。

孔明，光潛，二人相親，孕育出另一讀書法——陶淵明陶潛，既有孔明獨觀之明亮，又有朱光潛之潛淵。所以

讀書的方向是：不慕利，好讀書。

技法是：不求甚解。

效果是：每有會意，欣然忘食。

深陶淺陶貴陶潛，陶得一樂淵也明。何必茍且，不向桃源行？

前有車，后有轍。讀書大家號東坡?！鞍嗣媸軘撤ā保脩?zhàn)成專家，再戰(zhàn)亦是一大家。

中國的讀書人怕是沒有不知道蘇東坡的：大詩人、大散文家、大學問家和大書法家，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中國文學史上一顆璀璨的巨星。

說起他的文章，史稱“渾涵光芒，雄視百代”。蘇東坡之所以有此成就，當然不是天生的，盡管他從小聰慧，家庭環(huán)境使然，但和其一生好讀書和善讀書是密不可分的。

蘇東坡一生勤讀書，更會讀書。他積累的一套讀書方法，即他應其侄女婿王癢討教讀書方法而寫的《又答王癢書》中所介紹的，對歷代讀書人都很管用，很實用。特別是他所總結的“八面受敵”讀書方法，從古到今，更是為人推崇，影響深遠。

蘇東坡信中是這樣說的：“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shù)過盡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并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愿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圣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如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彷此。此雖愚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 　　

蘇東坡是個大學問家，為什么采用這種別人看似“愚鈍”的讀書方法？這是因為，讀書不是才子瀟灑的事，而是“寒窗”的苦功夫，需要勤勤懇懇，心無旁騖，專心攻讀，這樣才能“深知書中味，了然于胸中”。

曾有史書記載：“嘗有人問蘇文公，"公之博治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shù)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官制、兵法、財貨之類"，每一過求一事。不待數(shù)過，而事已精竅矣?！痹谶@里，蘇東坡對求學者通過介紹自己是如何讀《漢書》的，告訴人家自己是如何讀書的。他不僅分出專題讀，還親手抄《漢書》。蘇東坡貶職黃州時，一次朱載前來拜訪，蘇公卻久久沒有出來，朱等得有點不耐煩想走，這時，蘇公才從室內出來連連作揖道歉，告之正在抄寫《漢書》。朱聽了很是奇怪：“以先生之才，開卷一攬，自可終生不忘，何用手抄呢？”蘇東坡回答：“不然，我讀《漢書》迄今抄過三遍，最初是每段事抄三個字為題，第二遍是每段抄兩字為題，現(xiàn)在只用一字”。朱載翻開蘇東坡所抄的《漢書》，挑一字，蘇東坡應聲背幾百字，無一字差失，幾次改挑，莫不如此。朱驚訝不已：“先生，真謫仙才也。” 　　

蘇東坡的這套讀書方法，和他一向倡導的讀書要做到“自達”、“自得”、“自勝”是一致的。所謂“自達”，就是啟發(fā)讀書的自我要求，“我要讀”而不是“要我讀”；所謂“自得”，就是讀書善存疑，多思考，依靠自己去體會感悟；所謂“自勝”，就是要在“自達”和“自得”的基礎上加以總結，戰(zhàn)勝自我，破除自我，最后展示一個讀書后的嶄新自我。要達到蘇東坡提出的這種讀書的“三境界”，讀書人需摒棄那種貪多求快，只咽不嚼，書讀再多也受益甚淺的泛泛而讀的方法。他認為，通常人在讀書中，都會有“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的感覺，于是乎，見書皆讀，本本窮盡，兼收盡取，雖是手不釋卷，但飽讀難消。如此讀書不“破”，萬卷又有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