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的貧困，也許可以以顏回式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來化解，但是面對至親的苦難，卻沒有多少人能夠鐵石心腸掉頭不顧的。

位置而伴隨的低收入和高強度的工作量，以及他們（尤其是人文學科）因知識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個性，這群人除非內心特別強大的或者極度超脫的（比如皈依佛門等），容易感受到在生存境地與社會（包括家庭等）期待之間觸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帶來的無助感甚至屈辱感。

一個充滿挫敗感和下行感（所謂中產(chǎn)的下流化）的知識群體，非但不會有梁漱溟所言的“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士大夫精神，也不會有丁文江1920年代在燕京大學演講《少數(shù)人的責任》時倡導的精英意識，無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就會在威權主義與消費主義兩股潮流的擠壓之下而日漸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義成為一種普遍性的心態(tài)。就此而言，經(jīng)濟上的獨立確實是人格獨立的前提。

青年教師就生活在由剛性的課題管理體制和柔性的父權式（家長式）人際結構構成的學院文化之中，他們在學術上和精神上要實現(xiàn)雙重的突圍何其困難！

這個體制化的過程之中，高校青年教師迅速地分化、分層甚至分道揚鑣。

一些人迅速地熟悉體制運作的邏輯，如魚得水地在學院體制里“上行”，獲取各種類型的課題、人才計劃等，形成了良性循環(huán)，這其中有一些青年學者仍舊是對學術抱有敬意的個人，他們倡導一種布迪厄所言的“用國家的金錢，做獨立的研究”，盡量與意識形態(tài)保持一定的距離，但這種研究取向往往不太容易得到體制的鼓勵。

另外一群人對課題、項目的運作邏輯或有高人指點豁然開朗，或者潛移默化無師自通，壯士斷腕般與學生階段的學術理想切割，迅速向課題指南之類倡導的所謂“應用性研究”靠攏，對于那些高度意識形態(tài)而學術含金量甚低的學術研究課題，照樣樂此不疲地追逐。這是完全被“升官發(fā)財”的主流社會邏輯所滲透的一個群體，是一群道貌岸然而斯文掃地的生產(chǎn)偽學術的體制知識分子。

還有一部分學人對學院的體制化和高度行政化，抱持一種本能性的心理抵觸，也深刻地體認到了1990年代以后項目、課題管理體制對高校多元生態(tài)的破壞，對追求個性化生存和精神生活的知識人的煎逼。同樣面臨生存困境的這一群體，卻謹慎地將自己定位為學院體制的自甘邊緣者，既非堅決而激烈地反抗這一套體制邏輯，也不是完全退出這個體制，他們追求一種在學院體制內最低限度的生存狀態(tài)，除非最基本的學院指標，一般不太會主動去迎合學院體制的邏輯。

還有一個為數(shù)極少的群體，就是干脆對學院體制采取一種“不合作”的消極態(tài)度，他們完全沉浸在學術所建構的人文世界之中，而將那些以學術換取“稻粱”的人視為不恥之徒。自然，這個群體的人都是內心世界特別強大的個人，他們注重的是大學原本意義上的精神使命，是學術薪火相傳之地，這群人是跑馬圈地甚囂塵上的學院空間內的一群真正意義上的蘇格拉底式愛智者，他們懷抱“為知識而知識、為學問而學問”的求真態(tài)度，以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理想，而且這群人往往在高校不合時宜地重視教學，重視與學生之間的心智交流，他們將教學的意義看得更重要，而教學在當今的大學評價機制里往往顯得并不太重要。

阿倫特曾經(jīng)在《過去與未來之間》中指出：“人文主義是有教養(yǎng)心靈的產(chǎn)物，是一種知道如何照料、保存和贊美世界之物的態(tài)度。……無論如何，我們要記得羅馬人，這些最早以我們討論的方式認真對待文化的人，認為一個有教養(yǎng)的人應當是：知道如何在古往今來的人、事和思想中，選擇他的友伴的人。”

當大學出現(xiàn)之后，高等學府就取代了傳統(tǒng)私塾、書院等成為孕育人文主義者的精神家園，“照料、保存和贊美世界之物”是一個有志于學的人應該具有的價值立場，他們不應該是一群被羨慕嫉妒恨的情緒裹挾的失意者，也不應該是一群瘋狂爭搶體制資源而喪失了自我變得面目全非的人，他們應該是一群有著美感和趣味的審慎的愛智者。這種人在當今中國的大學真如鳳毛麟角幽眇難尋。

體制雖然造成了對個體的系統(tǒng)壓抑，但體制畢竟也是由個體形成，或者說“我們就是體制”，若個體對這套體制的規(guī)則文化有了相當?shù)牧私?，他就不會過度地順從這套體制邏輯，尤其當他知道順從（服從）就意味著某種變相的支持的時候，他會在道德上形成某種掙扎感。

幾乎每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天下大同”的理想，但現(xiàn)實往往并不如人意。現(xiàn)實侵犯良心的邊界，欲望侵蝕自由的靈魂。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使命感讓他不安于社會現(xiàn)狀，而知識的理性又讓他明白社會只能漸進式前進。這種矛盾的心態(tài)，也是轉型期中國一代知識人的內心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