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貧困人口遠比我們想象的多

衡量貧困的標準一般有兩個，一個是年均收入，一個是恩格爾系數(shù)。從絕對貧困線來看，世界銀行的貧困線標準是1.25美元一天，折合下來大概在456美元一年；相比之下，我國的貧困線相差近一半，為人均年收入2300元。國際貧困標準一般以“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社會中為收入或者平均收入的50%作為貧困線，與我國的2016年修訂的貧困標準基本一致。按照這個標準來看，我國還有8200萬貧困人口，占農村人口的13%，占全國總人口的近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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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被遺忘的扶貧對象：中國城市窮人

1990年以前，中國的貧困問題主要體現(xiàn)為農村貧困。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發(fā)展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我國二元經濟結構中又出現(xiàn)了另一個貧困空間，城市貧困。城市貧困近年來出現(xiàn)新趨勢，一是絕對貧困人數(shù)增加，二是貧困人口結構發(fā)生發(fā)生變化，由個體歸因型貧困到社會歸因型貧困，過去城市貧困人群主要為三無人員，或是因為自身技能不足。而今大量的貧困人口與不穩(wěn)定的政策、經濟轉型發(fā)展等宏觀因素有關，大量勞動者一時無法適應市場變化；三是貧困程度有所加深，貧困人口收入增長緩慢，與之相對的是快速增長的城市人均收入水平。

造成城市貧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從宏觀來看，改革開放后體制改革、經濟轉型發(fā)展以及當前新興起的人工智能都直接或間接的導致了城市人口的貧困。

目前城市貧困人口應該分為三部分人：進城農民工、國企改革下崗職工、剛畢業(yè)的大學生。

鄉(xiāng)村為城市“貢獻”了大量貧困人口，農村人口的遷移從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貧困人口的遷移。一方面，面對城市較高的物價，即使是農村的殷實之家，也很難在城市相對高的物價中很好地生活。另一方面，隨著農村機械化的發(fā)展，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盲目進城，在不注重自身技能發(fā)展的情況下，他們中的很多人從事著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沒辦法很好的融入城市生活。數(shù)據(jù)顯示，城市每年消化1000萬農村人口，這部分人里有百分之八十屬于貧困人口?！?/p>

第二部分是國企改革的下崗職工。 改革開放后，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國有企業(yè)從原來的國家蔭護到不得不面對市場競爭，必然會面臨轉型之路的陣痛，企業(yè)兼并破產，大量員工下崗分流。離開原崗位之后，許多國企員工因為文化程度、年齡等原因很難再找到工作。

第三部分是一部分剛畢業(yè)的低收入大學生群體，被普遍稱為’蟻族’。一方面，高校擴招，人才市場不再處于供小于求的緊缺狀態(tài)，勞動力市場對普通大學生不再青睞，本科學歷已成為許多崗位的準入門檻。另一方面，高校對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變化反應不靈敏，學科設置與市場需求脫節(jié)，技術性人才緊缺，而理論性人才供大于求。與一線城市甘岡的生活成本相對應的，畢業(yè)生在畢業(yè)初期往往無法取得可觀的經濟報酬，他們中的很多人往往與人合租，或是居住在城中村。而作為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發(fā)展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也往往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發(fā)泄生活壓力和對生活不滿最多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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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出貧困圈遠沒有我們想象的容易

? 從個人原因來看，低收入者收入文化水平過低，技術素質差，致使其很難再順利就業(yè)。然而，個人素質低缺乏并不是導致貧窮的唯一原因。

? 實際上，很多人早就注意到貧困文化對于人的影響是持久的。劉易斯認為，貧困文化是一種自我維持的文化體系，實際上是窮人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它是窮人對自己低下的社會地位的一種持久的反應。窮人由于意識到，擺脫困境、獲得成功已不可能，于是索性放棄努力，形成“貧困的惡性循環(huán)”使貧困群體的成員很難擺脫物質貧困。

? 貧困文化具有相對獨立性和消亡的滯后性。當物質貧困消亡后，它仍然會對貧困群體成員的物質生產與物質生活產生影響”，這種貧困文化滯后消亡的效應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它會使已經擺脫了物質貧困的那些人重新淪為新的貧困者”，發(fā)生貧困回歸效應；其二，它會使已經擺脫了物質貧困的那些人成為潛在的未來的貧困者而將貧困潛伏下來，即發(fā)生貧困潛伏效應。貧困者通過救濟與物質扶助只能暫時脫離貧困境況”由于貧困者落后的觀念和貧乏的知識技能”已經脫離了貧困境況的許多人會重新淪為貧困者。

《稀缺：我們是如何陷入貧窮和忙碌的》一書中提到，稀缺俘獲大腦，我們的思想會自動而強有力的轉向未得到滿足的需要，消耗我們的意志力。行為經濟學上的“決策疲勞”指的是短時間內做出的決策越多，精力越疲憊，導致決策越來越隨意。而這種“決策疲勞”往往對窮人的影響力更大，因為他們習慣于反復比價，這消耗了他們大部分的意志力，那些頻繁的、無意義的決策使得他們的大腦疲勞，沒有精力去提高自己在別的方面的判斷力。注意力被稀缺資源過分占據(jù)，會引起認知和判斷能力的下降。

最可怕的是稀缺會進一步延續(xù)并加劇稀缺，貧困之人會一直窮困潦倒的可能性更大。

在市場經濟快速發(fā)展的情況下，盡管一部分人認為市場經濟使得階級流動更加容易，關于“階級固化”的聲音卻越來越大。

很多人看過BBC的紀錄片《人生七年》，這個紀錄片拍攝了14個不同階層的孩子49年的人生，每七年記錄一次，從7歲到56歲。精英階層的孩子一路按著既定的路線上好大學，當律師、政客，繼續(xù)著父輩優(yōu)渥的生活，而原本出身寒門的孩子大部分仍舊掙扎在底層，只有一個孩子跳出了原有的階層。

? 貧困家庭孩子上名校，也許路早就堵死了

對于身處貧窮困境的人來說，教育是他們的最佳選擇。篤信高考的寒門學子或許還不知道，早在高考開始前，他們與中產和富裕家庭孩子的差距就已經拉開，這種不公平甚至從他們出生時就已經開始了。

研究表明，在現(xiàn)代社會，教育是個人獲得社會地位、實現(xiàn)向上流動的最重要因素。

近５０年，社會學界都承認并強調父母職業(yè)對子女的教育程度和職業(yè)有決定性影響。中國的高等教育也有這一現(xiàn)象，教育并沒有改變社會結構，而只是延續(xù)和強化了既有的社會分層模式。

? 農村孩子上名校，路早就堵死了。1978年，剛恢復高考時，高校生源還算多樣，名校招收了相當一部分農民出身的學生。而到了2003年，城市青年上普通大學的幾率，是名村青年的8倍，上北大清華的概率，是農村青年的43倍。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fā)展，農村人口比例下降，至少在2010年，全國18歲的青年里還有九百多萬居住在鄉(xiāng)村，這樣來看，農村學生考進名校的比例還是太低了。向金字塔尖移動越來越艱難，原本期望通過高考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tài)的難度越來越大，《風雨哈佛路》之所以流傳，是因為像這樣的故事實在是太少太少。

? 以北大和蘇州大學為例，從職業(yè)輩出率來看，干部子女在這兩所精英大學的輩出率遠高于其他職業(yè)子女。北大和蘇大的生源狀況分別反映了全國范圍精英教育的生源狀況，省級區(qū)域精英教育的生源狀態(tài)。借助職業(yè)輩出率進一步考察兩校學生家長職業(yè)的變化情況。? 在１９９5—１９９９年間，干部子女在北大的輩出率為２３．０４，即是本職業(yè)總人口比例的約２３倍。專業(yè)技術人員子女的輩出率在北大和蘇大均居第二位，且都有所下降。北大從９．０４降到６．８８；蘇大從４．４３降到１．５９。農民子女輩出率最低，小于百分之一。

? 窮人思維不是貧窮的原罪

? 提到貧困，不得不提到前段時間刷爆網(wǎng)絡的“窮人思維”。貧窮家庭環(huán)境下長大的人，大都缺乏足夠的支持，甚至需要帆布原生家庭的沉重負擔，會導致他們在做決定時局限性特別明顯，瞻前顧后，缺乏計劃，往往因此錯過很多機會，種種跡象看起來確實是所謂的窮人思維。然而所有批判窮人思維的文章看上去都在教你怎么把錢花在刀刃上，好騰出時間做有意義的事情，可是對于多數(shù)人來說：我們缺少拿錢換時間的籌碼，只有維持基本生存的錢，而同時那些所謂的有意義的事都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才能得到。實際上，更新自己的環(huán)境，為自己打造更舒適的環(huán)境，多買幾本書，多聽幾次網(wǎng)絡課程真的能讓自己迅速升級和改變現(xiàn)狀嗎

? 窮人思維不是造成貧困的唯一原因。一個普通甚至貧窮家的孩子，沒有二代那種與生俱來的資源與優(yōu)勢，理所當然的將自己身上的不思進取歸結到原生家庭身上，心安理得的混日子，不知道資本的最初幾類也是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才是真正的原罪。

參考文獻：

人民日報新社論：在共享共建中消除城市貧困

孫鳳琴《“蟻族”現(xiàn)象的原因和措施》

《被遺忘的扶貧對象 ：中國城市窮人》

《稀缺：我們是怎樣陷入貧窮與忙碌的》

梁辰，李中清《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社會來源研究》

張紅霞，江麗華《? 階層的固化與再生產：流動人口子女的社會化與社會流動》

鄧志強《青年階層的固化：“二代們”的階級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