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自古以來中國的文人仕子多講究人格和氣節(jié)修養(yǎng)，他們喜竹愛蓮，悅梅納蘭，皆因竹能高風亮節(jié)、蓮出污泥不染、梅有傲雪風骨，蘭具君子氣節(jié)。然而在此種儒禮君子之風的影響下，很多文人騷客終究沒有逃出名節(jié)的宿命，一旦懷才不遇，就選擇明哲保身，歸隱江湖，缺乏一種不屈不饒的斗爭精神，最終的結果便是空有一身才華，沒能為其所在時代做出本該有的貢獻。這是儒禮文化影響下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都有的通病，沒有處理好個人名節(jié)和為歷史做貢獻的關系。
? ? 其次，在這種文化影響下的大多數(shù)仕子，都把建功立業(yè)，追求名祿作為自己最高的人生信念，他們寒窗苦讀、考取功名，基本都沒逃出這個信念的支配，而且在君臣有序，貴庶有別的禮的禁錮下，其實是社會推進，歷史演變的極大阻力。但凡能跳出這個圈子的學仕，都成了絕無僅有的歷史名人——商君當屬其一！
? ? ? 為什么在寫商君的文章中會有這么兩段儒家思想的闡述，因為這是我在逐漸了解商鞅及其思想以及法家思想的過程中，感受到法家與儒禮關于個人修為最明顯不同的兩點，顯然我是推崇法家的。
? ? ? 為什么說商君是一位特立獨行的圣者，其一、在人生信念上，其一生信奉法治，心存公器，不徇私情，不謀私利。這一點從他個人立志之言便可觀之：“衛(wèi)殃之志，為天下立制，為萬民立法，絕不為自己安身立命謀職謀路”所以當秦公求賢令發(fā)出之后，他僅要求拜為客卿，而不求任何官職，便只身踏勘秦國各縣。
? ? ? 其二、在出入世的態(tài)度上，他追求不做行禮辭讓、修行藏智、身全名遂的“儒仕”，而要做舍安道行險途的法家人。春秋以來，包括整個封建時代的名仕多以全身自保為功業(yè)至上，并多以此為進退的依據(jù)，然而衛(wèi)殃卻并非如此，他以一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堅定，在實現(xiàn)自己法治的道路上艱難前行，可以說他的生命和歸宿是永遠和他的變法在一起的，最終被車裂而死，便是最好證明，夸贊他為秦國法治建設的舍利子一點也不為過。
? ? ? 其三、在治國理政上，主張革新變法，以強國為己任，以一統(tǒng)天下為目標，不因循守舊，具有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主張變法是其理政的最強特點，其經(jīng)典論述：“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即只要利國利民，不必因循守舊，不必顧世俗言論，正是這種吞吐八荒的思維，說服了秦孝公，使得變法得于在阻力極大秦國推行，讓秦國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為后面一統(tǒng)天下奠定最堅實的法治基礎。
? ? 其四、商君心中始終充斥著為國為民的大愛情懷和信仰高于生命的傲骨。不同許多仕子，只求安身立命，榮華富貴，并以此作為自己為官為吏最高標準，官升則獻其所學，官敗便退隱江湖，始終沒有逃出一己之私的狹隘圈子，商子卻以長遠的眼光，始終把一統(tǒng)天下作為目標，一心為秦，強秦，只要能國富民強，生命何所惜，用自己的鮮血捍衛(wèi)信仰，讓法治的精神根植于秦國大地，用生命完成了一代法家巨匠的最后使命。
? ? ? 以上幾點使得商子成為前無古人 后無來者的法學者，中國歷史上也將永遠只有一個商君！
? ? 走進商君，了解其思想，讓我對法家思想產(chǎn)生了極大的興趣，不禁讓我思考這兩個問題：學為何用？如何入世？我想是，如果有所學，則應以公之心，盡其所學，舍安途而行險道，不為名利茍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