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工作很忙，腦子轉(zhuǎn)不動，讀點雜文小說放松。

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為此也要去論是非，否則道理不給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讓你遇到。我開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總得申明我的態(tài)度，所以就有了這本書——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數(shù)。--王小波

有些人吶，就是比其他人厲害，同樣的一件事，ta就是能看透事物的本質(zhì)。不過看透歸看透，無力改變，這種痛苦更折磨人。這么說來，有時還是蠢點好。

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國人的思想搞得徹底無味。我們這個國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覺得思想會有樂趣，卻有很多的人感受過思想帶來的恐慌，所以現(xiàn)在還有很多人以為，思想的味道就該是這樣的。

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某種程度的單調(diào)、機械是必須忍受的，但是思想決不能包括在內(nèi)。胡思亂想并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絕新奇。

很可惜，思想恐慌的后遺癥一直還延續(xù)著，我們已經(jīng)習慣了思想的單調(diào)和機械化。

我認為，可以在話語的世界里分出兩極。一極是圣賢的話語，這些話是自愿的捐獻。另一極是沉默者的話語，這些話是強征來的稅金。

所謂弱勢群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就是因為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所以很多人以為他們不存在或者很遙遠。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于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

不過還是有分別的，知識分子有話語能力，但不一定有話語權，“沉默者”連話語能力都沒有。也就是說，話語權意味著權力。權力的掌控者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話語能力，有時是他們自己發(fā)話，有時是通過一些知識分子。以前，現(xiàn)在，未來，都一樣。

中國知識分子關注社會的倫理道德，經(jīng)常赤膊上陣，論說是非；而外國的知識分子則是以科學為基點，關注人類的未來；就是討論道德問題，也是以理性為基礎來討論。

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彼^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zhuǎn)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臺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

現(xiàn)在這個時代，是好是壞呢？

羅素先生說，在古代的西方，大概就數(shù)希臘人最為文明，比其他人等聰明得多。但要論對世界的看法，他們的想法就不大對頭——他們以為整個世界是個大沙盤，擱在一條大鯨魚的背上。鯨魚又漂在一望無際的海上。成年扛著這么個東西，鯨魚背上難受，偶爾蹭個癢癢，這是就鬧地震。古埃及人的看法比他們正確，他們認為大地是個球形，浮在虛空之中。埃及人還算過地球的直徑，居然算得非常準確。這種見識上的差異源于他們住的地方不同：埃及人住在空曠的地方，舉目四望，周圍是一圈地平線，和螞蟻爬上籃球時的感覺一模一樣，所以說地是個球。希臘人住在多山的群島，往四周一看，支離破碎，這邊山那邊海。他們那里還老鬧地震，所以就想出個沙盤鯨魚之說。

人們的見識總要受處境的限制，這種限制既不知不覺，又牢不可破。

也許，若干年后，我們現(xiàn)在認同的東西，都會被推翻。

我去起圈時，豬老詫異地看著我。假如它會說話，肯定要問問我：抽什么瘋呢？有時我也覺得不好意思，就揍它。被豬看成笨蛋，這是不能忍受的。

被蠢貨瞧不起，是非常惱火的一件事，畢竟，被拉低到了和ta去比較的程度。

當年我在老家插隊時，共有兩種選擇：一種樸實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將來成為一位可敬的父老鄉(xiāng)親；一種狡猾的想法就是從村里混出去，自己不當父老鄉(xiāng)親，反過來歌頌父老鄉(xiāng)親。這種歌頌雖然動聽，但多少有點虛偽……站在荷蘭牧場面前，我發(fā)現(xiàn)還有第三種選擇。對于個人來說，這種選擇不存在，但對于一個民族來說，它不僅存在，而且還是正途。

可是啊，有些政權，就不想找第三種選擇。

學習文史知識目的在于“溫故”，有文史修養(yǎng)的人生活在從過去到現(xiàn)代一個漫長的時間段里。學習科學知識目的在于“知新”，有科學知識的人可以預見將來，他生活在從現(xiàn)在到廣闊無垠的未來。假如你什么都不學習，那就只能生活在現(xiàn)時現(xiàn)世的一個小圈子里，狹窄得很。

所以楊絳先生說，年輕人，你的問題在于讀書不多而想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