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發(fā)現(xiàn)于唐初，共計十枚，高約三尺，徑約二尺，分別刻有大篆四言詩一首，共十首，計七百一十八字。內(nèi)容最早被認為是記敘周宣王出獵的場面，故又稱“獵碣”。宋代鄭樵《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論”開始盛行，清末震鈞斷石鼓為秦文公時物，民國馬衡斷為秦穆公時物，郭沫若斷為秦襄公時物，今人劉星、劉牧則考證石鼓為秦始皇時代作品。石鼓刻石文字多殘，北宋歐陽修錄時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閣藏本僅四百六十二字，今之“馬薦”鼓已一字無存。原石現(xiàn)藏于故宮博物院石鼓館。
石鼓文的字體，上承西周金文，下啟秦代小篆，從書法上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銅器，銘文蓋十行，器五行，計121字。其書為石鼓、秦篆的先聲，字行方正、大方。橫豎折筆之處，圓中寓方，轉(zhuǎn)折處豎畫內(nèi)收而下行時逐步向下舒展。其勢風骨嶙峋又楚楚風致，確有秦朝那股強悍的霸主氣勢。然而更趨于方正豐厚，用筆起止均為藏鋒，圓融渾勁，結(jié)體促長伸短，勻稱適中。古茂雄秀，冠絕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開小篆之先河，在書法史上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變而又尚未定型的過渡性字體。石鼓文被歷代書家視為習篆書的重要范本，故有“書家第一法則”之稱譽。石鼓文對書壇的影響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書家楊沂孫、吳昌碩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風格的。流傳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國藏的《先鋒》、《中權(quán)》、《后勁》等北宋拓本。
《吳昌碩臨石鼓文》主要內(nèi)容是近代著名書畫家吳昌碩《一八四四-一九二七年》，初名俊，后改俊卿，字昌碩、倉石，別號缶廬、苦鐵，七十歲后以宇行，浙江安吉人。曾在清末任江蘇安東縣令一月，后寓居上海。工詩和書法，尤擅長于摹寫石鼓文。三十歲后始作晝。后應西泠印社五名創(chuàng)始人之邀，擔任社長。
本人以先鋒本拓本為主，參老缶筆意臨寫如下：
? ? ? ? 石鼓文先秦刻石文字 。我國遺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屬《石鼓文》時間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別刻有四言詩一首，高二尺，直徑一尺多，內(nèi)容記述秦國君游獵，故又稱“獵碣”。因被棄于陳倉原野，也稱“陳倉十碣”。所刻為秦始皇統(tǒng)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興(今陜西寶雞)三畤原，唐初被發(fā)現(xiàn)。自唐代杜甫、韋應物、韓愈作歌詩以后，始顯于世。一說為宋代司馬池(司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學，皇祜(1049—1053)間向傳師始得其全。大觀(1107—1110)中遷至東京(今河南洛陽)辟雍，后入內(nèi)府保和殿稽古閣。金人破汴，輦歸燕京，置國子學大成門內(nèi)。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石鼓文南遷至蜀，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始運回北平，現(xiàn)藏故宮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張懷瓘、竇皋、韓愈等以為周文王時物；韋應物等以為周宣王時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為周成王時物；金代馬定國以為西魏大統(tǒng)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為秦物者，始自宋代鄭樵，清代震鈞以為秦文公時物；今人馬衡以為秦穆公時物，郭沫若以為秦襄公時物，唐蘭則考為秦獻公葉十一年(前374)刻，詳見《石鼓年代考》。刻石文多殘損，北宋歐陽修所錄已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閣》藏宋拓本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無存唐初“虞、褚、歐陽共稱古妙”(引自《元和郡縣圖志》)。張懷瓘《書斷》云：“《石鼓文》開闔古文，暢其戚銳，但折直勁迅，有如鐵針而端委旁逸又婉潤焉?！苯丝涤袨椤稄V藝舟雙楫》謂：“《石鼓》如金鈿委地，芝草團云不煩整裁自有奇采?！眰魇滥厣票居性w孟俯藏本(即范氏《天—閣》藏本)、明代安國藏中權(quán)本、先鋒本(亦稱“前茅本”)、后勁本，皆宋拓本?！短煲婚w》本已毀于火，后三種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現(xiàn)藏故宮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