慣例，首先申明，我這篇文字不是為功利主義辯護的。
唯一需要辯護的只有一點：基于我所了解到的普遍現(xiàn)象，很多人誤把“功利主義”按中文字面意思理解為“不擇手段追名逐利的人生觀”，也許是翻譯導致的理解偏差，這與其實際含義相去甚遠。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根據原名也可譯為在中文里感情色彩更為中立的“效益主義”，功利主義者理想化的社會中，每個人應做出能“達到最大效益”的行為，從而使社會的“效益總和”達到最大。所謂最大效益是可以計算的，須依靠行為所涉及的個體痛苦與快樂的感覺總和，其中每個個體都被視為具相同分量。
功利主義是一種比較極端的思想體系，屬于啟蒙運動思想的一個重要分支。評價其極端不僅是由于它似乎完全剔除了道德要理念、自然法則、權利規(guī)則等用于解釋的復雜的自適應系統(tǒng)（complex adaptive system）所必須的因素，而且它嘗試用某種單一準則去闡釋與衡量一切的社會運作機理。解釋理解造成功利主義極端性的原因，要先從啟蒙運動政治思想的特征說起。
啟蒙運動政治理論特征簡單概括起來有三點：把科學作為建立政治理論的基礎，追求個人自由與權利，以及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有必要進一步解釋一下，二者之間之所以會有長存的矛盾，是因為“科學”一旦成為了政治的唯一準則，政治就有了絕對的確定性與決定性。從而，個人自由在這樣的政治體系里會被一定程度限制。）
對于這種作為政治基礎的確定性（certainty）的追求，啟蒙運動思想中陸陸續(xù)續(xù)涌現(xiàn)了許多諸如笛卡爾（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cogito）”，康德（Immanuel Kant）的“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和“普適性（universalizability）”等，均是意圖證明存在著清晰明確的真理——不僅免于人類心智的不確定性的束縛，且免于歷史的局限。而借助此類思想體系發(fā)展的政治，就是試圖把科學應用到“決定論（determinism）”的政治理論與實踐中。
功利主義就是這種思想影響下發(fā)展出的一種政治理念。古典功利主義（classical utilitarianism）最具代表性的哲學家之一邊沁（Jeremy Bentham）關于功利主義思想（也是其最著名的理念）認為：
人類所有行為均是以逃避痛苦與追求快樂為動機的（pain avoidance and pleasure seeking，以下簡稱P&P）。
其實這個P&P理論體現(xiàn)了邊沁對于效率與效益最大化的追求，把所有人類行為囊括在一個尺度里，毫無疑問展現(xiàn)了其思想的極端性。
基于啟蒙運動思想背景和P&P理論，對于功利主義（尤其是古典功利主義），我們應該產生了感性認識，接下來具體論述古典功利主義的幾個基本特征。
首先，它是一套具綜合性（comprehensive）與確定性的（deterministic）理論體系。就如之前提及的，由于把科學作為個人行為與政治基礎，功利主義試圖用一套較為機械的理論解釋所有行為，包括那些看似與P&P不符的現(xiàn)象。比如對于利他行為（altruism），功利主義的解釋是，盡管為他人犧牲了自己的利益，行為的結果是（相對于沒有執(zhí)行利他行為而言）是更讓主體滿足的，從而符合了“追求快樂”的原則；對于受虐癖者（masochist），它的解釋為，在受虐過程中，這些主體會通過自己的方式尋求到滿足感。
第二，古典功利主義是崇尚自然主義的（naturalistic）——注意，不是遵循自然法則（natural law）。與自然法不同的是，自然主義更多地強調的不是具體自然規(guī)律而是類似于達爾文主義（Darwinism）那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survival the fittest）”的理念。更值得一提的是，古典功利主義的自然主義思想（主要體現(xiàn)在邊沁《效用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Utility）》中，于1780年完成，1789年出版）比達爾文主義（主要體現(xiàn)在達爾文《物種起源（Origin of the Species）》中，于1859年出版）的提出早了七十年。功利主義中的自然主義傾向認為，自然的生物基礎是社會運作的基本原理，且如果忽視了這一點就會導致毀滅性的后果。
第三，它也是利己主義的（egoistic），但不是主觀主義的（subjecticist）。這兩個概念的區(qū)分也困擾了我許久，先說共同點：顯然，二者都是個體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做的決定和執(zhí)行的行為取決于成本核算之后的效益基礎。然而不同在于，利己主義相對于主觀主義，個體并不一定清楚自己行為的本質動機——比如，在追求利益的時候，利己主義者可能是盲目跟風的。
第四個特征是結果導向主義（consequentialist）。
“通往地獄的道路是由善意鋪就 的。（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
這個方面按照字面意思就很簡單，再聯(lián)系到第一個特征就更容易理解，在這里對于其內涵就不過多闡釋。邊沁在其以P&P為主導的理論體系里，排除了所有如道德、情感、權利等復雜的因素，并稱其為“踩著高蹺說的胡話（dangerous nonsense, nonsense on stilts）”，剛開始接觸這個短語是在一個現(xiàn)代社會學家作品的漢譯本中，當時沒太明白這句抽象的形容，現(xiàn)在理解起來，覺得大概是邊沁認為上面提及的這些，都是不會影響P&P成本核算的干擾因素，因而是完全沒有必要給予考慮的。
最后一點，古典功利主義認為，效益（這里主要指P&P）是可量化的（quantifiable）。而且它提出了四個衡量的角度：強度（intensity）、持久度（duration）、確定性與不確定性（certainty/uncertainty）和遠近（propinquity/remoteness）。前三個的含義比較容易理解，對于第四個，遠近（propinquity/remoteness），舉個例子作解：對于同樣可直接獲得的利益，我們總是更希望它是觸手可及的而不是需要等待期限的。
關于功利主義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概念的提出：個體之間的效益比較（interpersonal comparison of utility，以下簡稱ICU）。基于人類追求的效益單一且可衡量的，人與人之間效益值就是可以計算并作比較的。這一個概念很重要，因為這不僅是功利主義一大特征，也是古典功利主義和新古典功利主義（neoclassical utilitarianism）的最重要的差異——簡單說就是，古典功利主義認為ICU是可行的，而新古典功利主義表示反對。
在這里就要過渡到對古典功利主義與新古典功利主義的比較分析?？此朴袩oICU對于功利主義的整體框架并無大影響，但是對于社會的很多方面與解決措施，兩個思想體系的角度都相去甚遠。
比如對于資源分配，古典功利主義者認為，為了“最大化整個社會的幸?？偤?/b>”，加之個體之間的效益比較ICU是可行的，因此，在忽略邊界效用（marginal utility）的情況下，達到理想狀態(tài)的唯一手段是資源的絕對平等。然而，邊界效用是不可能被忽略不計的，也是不現(xiàn)實的，打個比方，若資本家得知他們的財富要被絕對平均地分配到窮人那里，他們會選擇減少資本累積，甚至毀壞自己的財產，這一點在一次次經濟危機中已有體現(xiàn)。所以，古典功利主義又提出了絕對平等（absolute equality）和實際平等（practical equality）的區(qū)分，絕對平等就是指上述不現(xiàn)實的情形，而實際平等是指這樣一種理想化的狀態(tài)：
在不影響得以生存、生產盈余和安全的條件下，盡量地接近絕對平等（as close as you can to absolute equality without threatening access to means of subsistence, abundance and security）。
于是這就解決了如上面例子里“憤怒的資本家”的矛盾。
而新古典功利主義對于ICU的可行性表示反對。首先，它對達到實際平等的可能性表示懷疑：“不影響得以生存、生產盈余和安全的條件下”并保證接近絕對平等的效益最大化“極值拐點”在哪里呢？哲學層面上，休謨（David Hume）首先提出了質疑，他認為：
人們無法從“存在（is）”推斷得到“應當（ought）”。
也就是，存在并非合理，事實存在和其價值之間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因而他是反對ICU的。但是他又認為，這對于那種古典功利主義的平等觀也并無大礙，因為他認為：
人類的欲望基本上是相似的，矛盾和道德上的分歧是和化解和消除的。
在休謨之后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哲學家史蒂芬森（Charles Stevenson）對其觀點表示反對，簡單概括就是：你，休謨，憑什么認為人類是相似的？史蒂芬森否認了人類及其欲望的相似性，但是支持類似邊沁P&P的行為動機指導原則。
他創(chuàng)建了一個名為“情緒主義（emotivism）”的理論體系。對于道德，他的觀點類似于邊沁“踩著高蹺說胡話”的那種態(tài)度，認為道德話語表達的只是以情緒表達的態(tài)度，而不是客觀理性的主張；所謂道德倫理的論據也只是用于說服對方使用的手段。比如，你認為偷竊是道德敗壞，并非因為偷竊本身是一種罪惡，而只是因為你不喜歡偷竊這種行為。他還創(chuàng)建了一個很有趣的理論（為此被耶魯辭退）：哇！/呸！道德理論（the hurrah!/boo! theory of morality，我想不到更不別扭的翻譯了……查到有其他翻譯成“萬歲-滾蛋理論”的，想想還是算了orz），也是認為，對于事物的看法只是人的主觀情緒態(tài)度的體現(xiàn)，并不存在衡量萬物善惡的尺度。
在經濟學方面，開創(chuàng)了現(xiàn)代價格理論的新古典功利主義的代表經濟學家帕累托（Uifredo Pareto）發(fā)明了無差異曲線（indifference curve），該曲線建立在傳統(tǒng)經濟學的效益曲線基礎之上，然而區(qū)別在于，無差異曲線表明：對于內部交易，我們作為第三方得到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即，ICU之不可行之處在于它忽略了這種信息不充分性，作為旁觀者我們只能得到效益排列的次序，而不能得知其具體數值。就比如，我們是無法通過科學手段計算得出資本家“失去一百塊”較少的幸福感值是否真的比窮人“得到一百塊”增加的幸福感值要小，因此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再分配（redistribution）是不合理的。但是帕累托強調，這并不代表反對一切形式的再分配，他試圖論證的是，功利主義中，任何為再分配辯護的科學層面的理論，是不存在的。
在自由與權利等其他層面，新古典功利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穆勒（J. S. Mill）對于邊沁的理論作出了進一步完善與發(fā)展。首先，與邊沁的P&P不同的是，穆勒認為效益最大化并非短期而是一個長遠的目標，顯然，穆勒的理論體系與邊沁相比較為溫和，并對于權利提出了傷害原則（the harm principle）；其次，穆勒認為，快樂種類是復雜的，比如智力與道德上的愉悅必然優(yōu)于物理的刺激性的快樂；對于自由的定義范圍，穆勒也對其進行拓展，他認為，真理指引人們從自由通往對效益的尋求，并提出把自由分為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最后，穆勒雖然沒有否認ICU，但對于ICU，穆勒的觀點更為溫和：他認為ICU可行，但是并非是通過科學手段可絕對量化的。
從功利主義的發(fā)展看來，從單一的“逃避痛苦與尋求快樂（pain avoidance and pleasure seeking）到豐富以及更為合理的思想體系，從古典功利主義到新古典功利主義，它經歷了不斷地自我完善與自我否認。也許，試圖僅憑科學手段去引導政治從一開始就是不可行的，也許，試圖找到一條“一勞永逸（one-size-fits-all）”的解決之道本來就是不現(xiàn)實的。不過，我認為，一個理論體系只有在不斷自我完善與否認中才能生機勃勃經久不衰。功利主義留下了不朽的理論和意識形態(tài)，帶有批判性的目光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并自我審視，才是功利主義帶為現(xiàn)世的啟示與意義。
許卓然
2018/0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