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童年記憶都有一條路。而裝載著我童年記憶的新村路就是這樣的一條路。
三十年前的縣城很小，新村路是為數(shù)不多的幾條路。它距縣政府的直線距離不足200米。在上世紀60年代中，縣政府在新村路劃出一塊地皮為縣干部修建了五幢排列整齊的磚木結(jié)構(gòu)平房作為宿舍，這些房子在當年是最好的房子，于是人們把這塊地方稱作“新村”，“新村”所在的路就命名為新村路。雖然房子是新，但其實還是村。
三十年前的新村路如同我的童年般年幼。確切來說，它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政路，它還沒從農(nóng)村蛻化出來，因為你會見到路一側(cè)有大大小小幾個魚塘。這些魚塘都是工人們挖磚泥燒紅磚留下的，確切地說它們是“磚塘”。廢棄的磚塘日積月累儲存積水成了魚塘。有心人在邊上搭建了伸向魚塘的簡易茅廁。它以一種近乎原生態(tài)的形態(tài)存在：三面木板子圍起加一扇門，天穿地穿，為內(nèi)急的城里人提供方便。
除了幾個魚塘，新村路上還有疏疏落落的十幾家商店。有一家賣蘿卜酸的小雜店，一大玻璃缸蘿卜酸如福爾馬林浸著的標本，柔軟胖大。經(jīng)過醋酸和辣椒充分浸淫的蘿卜酸吃完后，一道酸氣從胃嗝充盈到胸口，幾乎能抵一正餐。店主在小學(xué)生必經(jīng)的路上以咸酸作“伏擊”——每到放學(xué)蘿卜酸總被圍搶一掃而光。還有一家位于新村路北邊路口的三益茶樓，是喝“一盅兩件”粵式早茶的地方。三益茶樓多是清閑的長者光顧，我卻經(jīng)常在店外流涎流連。我當時想，這店名大概是“菜益、飯益、湯益”吧（粵語中“益”有“餿”的意思）。后來母親糾正了我，“三益”是“益工、益農(nóng)、益兵”的意思。由三益茶樓往北500米，就到了一個叫“城郊”的地方，顧名思義是人們心目中的城市的郊區(qū)。所以從人們的心理認同度說，新村路骨子里還是農(nóng)村。在我舉家第二次搬家的1979年，作為縣干部的父親在新村路分到了一室兩廳。那一年我9歲。我這個城里的孩子，在這條農(nóng)村與城市似是而非的新村路上度過了自己的童年。
那幢集體宿舍樓位于新村路南邊路口，處于新村路與新城路交匯的三角地帶，依路勢建成三角形，人們俗稱其“三角洋樓”。它樓高三層，各家各戶共用一條公共走廊。只要你走出屋子，大伙總能碰面，不像現(xiàn)在的居所，關(guān)起門就是單家獨院，可以老死不相往來。公共走廊式的設(shè)計如同一條藤上的葫蘆，它滿足著那個時代的人們守望相助的愿望，它是我童年記憶中的“七十二家房客”。 那時樓房稀少，站在公共走廊，就可以看到風云嶺。疏疏落落的樹木勾勒出山頂?shù)男螤?，如一把陳年老梳。我家就住在靠新村路邊的第二層。當我打開我房間的窗戶的時候，新村路一覽無余。
我家的隔壁，是傅家。小傅是個30歲的單身漢，住一個狹窄的單間。他似乎總不上班，因為我常常見到他懶洋洋地躺在屋里的小躺椅閉目養(yǎng)神。傅家的隔壁，是章家。老章鼻梁架一副瓷碗底般厚的深度近視鏡，感覺是個有文化的老實人。但老實人卻討了個潑辣的本地媳：他家常常傳出小章因調(diào)皮遭母親打罵后的慘叫聲。章家的隔壁，是黃家。黃姨的親戚都在香港，他們的“洋氣”是整幢三角洋樓住客慕拜的對象。但黃家也有本“難念的經(jīng)”。黃家兩個兒子中的大兒子不幸患了小兒麻，還有點智障，被黃姨關(guān)在了樓梯邊的一個小單間分開住。那孩子很瘦，膚色白得像張紙。黃家的隔壁，分別是何家、曾家、霍家，他們家都有與我年齡相仿的孩子。
三十年前的新村路如同我的童年般野性，因為這里住著一群愛“撒野”的孩子。除了小傅和老章，每家都有兩個或以上的孩子。出了房門，公共走廊就是共樂園。拍紙牌、斗蝸牛、彈波子等等五花八門的玩意是小伙伴們的樂子。公仔紙正面印著三國人物，但比的并非誰英雄誰好漢，而是“兩紙相拍”。兩張紙牌悠悠掉地，正面落地者為贏，要“吃掉”反面撲地者。我手中就有一兩張“千錘百煉”的“王”牌，已拍得“皺皺巴巴”。伴隨“斬獲”的公仔紙日漸增厚，我的巴掌也日漸紅腫。
有一天，我們眼中的“小可憐”小章看著我手中的王牌已“歷練”成“孤獨求敗者”，便偷偷對我說：哥，咱們到外面比去。于是我和我的小伙伴們瞞著章媽偷偷捎上小章走出了公共走廊。
各路小伙伴們往往是晚飯后結(jié)伴而出，大伙都在尋找為數(shù)不多的既光亮又空閑的地方玩耍。新村路路口有一個小池塘，邊上剛好有一小片空地，矗立著一桿孤獨的路燈，剛好一次滿足兩個條件。出了家門，池塘邊就是共樂園。夏夜，滿池“恩昂——恩昂——恩昂”的牛蛙慢鳴和“嘎——嘎——嘎”的青蛙急鳴把水平如鏡的池塘攪碎；如雪片般飛舞的大水蟻把慘白的路燈變得忽明忽暗。男孩們玩起了捉迷藏，女孩們玩起了跳格子，我和陌生小伙伴拍紙牌“戰(zhàn)尤酣”.....“小可憐”手氣出奇的好，每次總能幫大伙贏回厚厚一疊紙牌。但“小可憐”總讓大伙提心吊膽——章媽有一兩次如神兵天降地出現(xiàn)在兒子面前，把魂飛魄散的“小可憐”“拎”回家.....
斗蝸牛和彈波子，如同拍紙牌一樣，都顯示男孩善“斗”的天性。蝸牛比的是誰的殼硬，波子比的是誰的手準。兩只蝸牛殼尖相對用力按下，軟殼的頃刻“肝腦涂地”死得很慘。彈波子則在泥地上挖一小孔，誰先入洞誰先贏。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和小伙伴們逐漸意識到斗蝸牛的殘酷和拍紙牌的傻逼，于是發(fā)明了無害的“插沙”游戲——翻飛一把小刀，幾個跟斗后，刀尖要插穩(wěn)在小沙堆上為贏，而未插穩(wěn)的往往要受到用嘴巴把刀子叼出來的懲罰。長大后我才意識到，這是用一種殘酷代替另一種殘酷。
在沒有玩具的那些年，小伙伴們結(jié)伴出門“撒野”是那些年的“夜生活”——但也并非一直意興闌珊不愿回家——直到1982年，“三角洋樓”的夜生活發(fā)生了一個“里程碑”式的變化。黃姨的香港親戚給她家捎帶了“三角洋樓”第一臺彩電——這個神奇的18寸木匣子逐漸主導(dǎo)了三角洋樓居民們枯燥的夜生活。當年播放的正是美國科幻連續(xù)劇《大西洋底來的人》。這個“水底人”麥克英俊神奇，指間長蹼；水中睜眼，力大無窮，唯一死穴是不能離開水。到點時，鄰居們拎著小凳子準時聚集到黃家，遲來的則坐到了大走廊的欄桿上，熱切等候黃家里屋準時傳出麥克在“大西洋”底的“噗哧噗哧”水泡聲。有一晚，正播到高潮處，電視屏幕突然“刷”的一下黑屏了，黃姨連忙喊“電視壞了壞了”，大伙都悻悻作鳥獸散。第二次播到“高潮”處時，電視又如出一轍“黑屏”。如此一來二往，細心的鄰居發(fā)現(xiàn)，當大伙散去，拉上窗簾的黃家竟又傳出麥克在“大西洋”底的“噗哧噗哧”水泡聲——原來黃家拉了電視的電了。父親一氣之下，勒了褲頭買了家里第一臺14寸黑白電視，從此我家里也能傳出麥克在“大西洋”底的“噗哧噗哧”水泡聲。不但如此，若干年后，“三角洋樓”不少家庭還傳出了“啊朋友再見，朋友再見吧再見吧”的電影《橋》和“昏睡百年，國人漸已醒”的《霍元甲》的電視劇主題歌。
出了門，我是個“野孩子”；但關(guān)上門，我其實還是一個勤奮學(xué)習和善于幫補家計的“好孩子”。新村路是上學(xué)的必經(jīng)之路，小學(xué)五年我的鞋子沒少丈量過它，后來我蹬三輪車的輪子也沒少丈量過它。大約在我四年級放學(xué)回家的路上，新村路出現(xiàn)了一匹拉磚的老馬——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的大型動物——之前皆是小狗小貓小雞小鴨小豬之類。我默默跟在“叮叮當當”的馬屁股后面走完整條新村路——從此仿佛畫馬神功附體，如癡如醉地喜歡上畫馬。父親對此如獲至寶，專程到廣州的書店買來徐悲鴻大師的素描畫冊。不料大師的素描畫里既有奔馬，還有裸女，父親如臨大敵在一旁監(jiān)督我臨摹，從遮遮掩掩到最后干脆將畫冊束之高閣。盡管是殘缺的臨摹，但大師豪放的奔馬有時竟也能在我的墨下潑出——盡管有時馬臉太短像狗，馬腿太粗像?！菚r能作畫的孩子鳳毛麟角——他們除了讀書就是玩兒。我終于能在全校繪畫大賽中獲獎。校長親自頒發(fā)了一件印有“小畫家”字樣的黃色短袖衫給我——這也是我繪畫以來獲得的最高獎項。
此外，借經(jīng)常能接觸到母親拉豬肉的三輪車便利，我還學(xué)會了蹬三輪車——那時會畫畫還會蹬三輪的孩子真是鳳毛麟角中的“鳳毛麟角”。我學(xué)三輪車確實不是玩兒而是幫補家計，例如拉蜂窩煤、拉木糠屑、拉紙角袋。那時商店售出的東西都用紙袋裝著包走。紙角按斤賣，賣一斤紙角能賺一毛錢，糊紙角成了一項能幫補家計的活兒。阿爺負責煮好熱氣騰騰的漿糊，我和妹妹在兩張拼起的長方桌整齊地把數(shù)十張裁好的報紙鋪好，刷子蘸好漿糊 一把刷過去，然后一個個折起，如在流水線上飛快把紙袋折成。在那個父母月薪只有幾十塊的年代，糊紙袋補貼了不少家用。
其實我家還有其它副業(yè)。大約在我五年級的時候，我家還養(yǎng)起了鴿子，飼養(yǎng)員是阿爺。拜兒子所賜，這個年青時上山打鴿的獵手晚年時淪落到養(yǎng)鴿的地步。幾十籠鴿子養(yǎng)在陽臺，青色的雄鴿發(fā)情時鼓起氣胸發(fā)出“咕嚕咕?！钡捻懧?，白色的雌鴿在乖乖孵蛋。在豐收的季節(jié)，我爺倆不是在撿拾鴿蛋，就是在幫助幼鴿破殼。直到今天，三角洋樓至今還有三種聲音讓我記憶難忘。一個是“小可憐”的慘叫，一個是“咕嚕咕?！钡镍濜Q，還有一個是小夜貓的呼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家外面的夜貓時而發(fā)出“哇—哇—哇”的嬰啼，時而發(fā)出“嗷嗚——嗷嗚——嗷嗚”的低鳴，凄厲的呼嘯如鋒利的貓爪撕扯房門窗戶，讓人在害怕中失眠。阿爺說，夜貓在發(fā)情。但我說，為啥只光顧我們家？在有一年賣光所有鴿子后，夜貓一夜之間銷聲匿跡。我隱約感到，夜貓是以發(fā)情的名義盯上了我家的鴿子。
八十年代初，新村路開始烙上改革開放的印記——新村路廢棄多年的魚塘開始有農(nóng)村人承包養(yǎng)魚了，磚塘終于名正言順成為魚塘。城里人依舊頻繁地使用天穿地穿的茅廁，他們的“無私奉獻”成了魚兒的食糧。魚塘墨綠，營養(yǎng)過剩。魚兒吃了城里人拉出的長得白白胖胖的，走了一圈又回到城里人的嘴里。在食物匱乏的年代，城里人并不太考究它們的出處。
從1979年到1986年，我在新村路的三角洋樓度過了整整七年的時光。我時常打開房間的窗戶，呆呆看著眼皮底下如燈影般的無數(shù)的人在新村路上來來往往。我不止一次的幻想過，新村路上的歡樂時光能夠永駐。但她終究是我的“七年之癢”——這條陪伴著我從兒童成長為少年的新村路，無論她的過往是多么的年幼，多么的野性，她也如同我的成長一樣發(fā)生不可逆轉(zhuǎn)的變化。
進入九十年代初，小城經(jīng)歷了首次大規(guī)模的造城運動。當站在公共走廊再也望不到風云嶺，當“小白”早已升入天堂，當我和“小可憐”、小何、小曾、小霍等一眾小伙伴早已長大成人進入社會打拼時——公共走廊對面早蓋起了高樓，所有的魚塘早填平，連三角洋樓最后也推倒重建。整條新村路納入市政改造——她鋪上了水泥，架起了欄桿、豎起了路燈、劃上了斑馬線；昔日的魚塘之上商鋪林立，人流如鯽，新村路終于名正言順“由村成市”。白天影音店音響洪亮，像精力過盛的壯男；晚上咖啡店燈光搖曳，又像妖嬈多姿的艷女。新村路的小吃依舊旺盛，只是蘿卜酸和“一盅兩件”早被金牌牛雜和港式甜點代替。
有一家叫“甜度”的甜品店，開在了新村路上的一條橫街窄巷上。在一個像“三角洋樓”無數(shù)個夜晚的夜晚，我走進了這家甜品店。店主一如店名，是個嘴很甜的熱情的胖姐，手很快就端上一碗椰奶黑糯米糖水。店門口有一個大一點的小男孩在寫作業(yè)，有一個小一點的小女孩在玩芭比娃娃?；椟S的街燈拉出了兩個小孩長長的身影，我仿佛又看到我童年的影子——唯一的區(qū)別是——他們永遠不會知道腳下的新村路曾經(jīng)的過往。
新村路是我回不去的童年，她已是我記憶中的永遠的新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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