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秦始皇陵的銅車堪稱一個極為獨特的存在：首先，它完成了青銅器由“靜態(tài)”到“動態(tài)”的突破；其次，完成了車制品從木制到金屬制品的突破。如此精心制作的銅車馬，究竟承載了秦始皇帝怎樣的遺愿？
（一）明器、祭器和生器
很多人會說，既然銅車馬出現(xiàn)在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中，那肯定就是給秦始皇陪葬之用，也就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說的“隨葬品”。
但是按照古人對于“隨葬品”的嚴格規(guī)定來看，隨葬器物至少還有明器、生器、和祭器三類之分。那么，秦始皇的銅車馬，應該屬于什么性質(zhì)？
“生器”是最容易與其他兩者區(qū)分的，它就是墓主人生前的擁有物中精心挑選出來的物品。包括各種實用器、樂器、兵器、藝術收藏和私人物品等。可以說，用生前用品來隨葬的做法肯定先于明器的發(fā)明，商王武丁之妻婦好墓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此墓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有限的墓內(nèi)容積與豐富的隨葬品之間構(gòu)成了強烈的反差，在755件玉器之間，就有一組來自龍山、良渚、紅山以及石家河文化的玉器，或許正是婦好四處征戰(zhàn)中的戰(zhàn)利品收藏。
與從來未屬于人間的明器不同，前者可以“事死如事生”的觀念來解釋，那么一直都屬于墓主生前所用的生器該作何理解？所幸東周的哲學家荀子，點明了將私人物品埋入墓葬的含義—“象徙道也”：
荀子禮論：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
清代學者王先謙對荀子所提出的“徙道”觀念做了進一步解釋：“器當在家，今已適墓。以象人形，不從常行之道，更徙它道也”
荀子的解釋中側(cè)重“生器”的另一種傾向，強調(diào)了它們作為生命消亡整體之遺存的含義。換言之“生器文而不功”，即為了象征死亡——與活人失去功能成為尸體類似，生器也必須抹去其昔日的實用性功能。
再說“明器”，為什么不寫作這個“冥器”？顯而易見的是，明器是與祭器相對應的。祭器，顧名思義，就是祭祀時所陳設的各種器具，“祭”之名即交代了其實際用途。那么，“明器”之“明”是否與之類似？
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抖Y記·檀弓》
因為祭器本來是設置在家族宗廟之中，具有界定社會生活中心的功能，所以將其稱為“人器”，而明器也有了一個與之對應的名稱即“鬼器”，所以，“明器”之明與“鬼器”之鬼，是否擁有一樣的內(nèi)涵？
的確，在《釋名·釋喪制》解釋明器時說：“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于人也?！本徒淮嗣髌鞯氖褂脤ο蠹础吧瘛?，無獨有偶鄭玄在注解《禮記·郊特牲》中“明”的時候，也說“明之者，神明之也”。
但是，這里所說的“神”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神仙的神，而是可以與“鬼”的含義相通，即指代喪禮中的死者。鄭玄對此解釋的很清楚：“言神明，死者也”，所以，明器在命名的層面是直接與死者聯(lián)系在一起的。
至于“明器”的特點，荀子將之與生器并舉，認為“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也就是說明器應該保持實用器的形式但是拒斥其可用性，而這種操作可通過材質(zhì)、形狀、色彩和裝飾來實現(xiàn)。
明白了關于隨葬品之“明器”、“祭器”以及“生器”之后，我們再回頭去看秦始皇陵隨葬的銅車馬，就會發(fā)現(xiàn)事情變得有趣了。
（二）銅車馬性質(zhì)
和陶制明器不同，在面對從西周以來青銅器成為明器新的門類之后，工匠們在設計這些器物的時候，遇到了幾乎同樣的挑戰(zhàn)：如何使得這些“青銅明器”能夠準確傳達出來自“彼岸世界”的獨特氣質(zhì)?
正如美國學者羅泰所提出的觀點“明器，格外強調(diào)了生死之間的區(qū)別和斷裂”，考慮到“生器”和“祭器”都與生的世界相聯(lián)系，那么這一時期的明器，便只能在青銅明器的制作上以物質(zhì)材料和藝術形式上去明確生死之別。
強化“明器”的生死之別，最常用的一個方法便是將其“微縮化”，早在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的墓中，便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微型陶器。到了三代時期，微型青銅明器也逐漸被添加到了貴族的墓中，比如晉侯墓地。
公元前6-4世紀的秦國依舊延續(xù)這一青銅明器的傳統(tǒng)做法，秦始皇陵中國的銅車馬也是如此，根據(jù)考古報告的數(shù)據(jù)來看，兩輛銅車馬大小相當于真人真車的二分之一。
一號銅車馬，車馬通長225cm，通高152cm，總重量為1061公斤
二號銅車馬，車馬通長317cm，通高106cm，總重量為1241公斤
沒有問題，銅車馬的確是被“微縮化”了，但是如果反觀秦始皇陵出土的其他陪葬品，這就顯得有些反常了，因為不論是陶制的兵馬俑、亦或是青銅水禽，采用的都是同比例真實大小。也就是說，在其他隨葬品遵從秦始皇追求“巨大化”以及“逼真化”的前提下，銅車馬卻恰恰反其道而行之。
如果說銅車馬符合明器最主要特征即“微縮化”，但卻在明器的其他特征上大相徑庭。為了與實用器有明確區(qū)分，按照明器制作一貫的傳統(tǒng)，除了將其“微縮化”這種最簡單直接的操作之外，還有四種特殊做法：
1.改變青銅器的形式以及結(jié)構(gòu)，使之不能夠進行日常實際使用；
2.故意降低其工藝標準，呈現(xiàn)出一種類似于半成品或粗糙模型；
3.省略或減少器物的紋飾，或直接以素面無紋進行器表的裝飾；
4.與墓中的實用祭器相對應，做出一套與之類似的“平行器組”
有意思的是，銅車馬在這四點特征上卻并不完全符合。首先，從制作工藝上來看，秦陵銅車馬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模型或者仿真品，它突破了傳統(tǒng)青銅器的“靜態(tài)”模式，在外力的作用下是可以進行轉(zhuǎn)動和行駛的，這在機械工程上來說，是一個質(zhì)的飛躍。此外，就制作材料而言，傳統(tǒng)的車一直以木質(zhì)結(jié)構(gòu)為主，秦陵銅車馬卻將其突破發(fā)展到了金屬結(jié)構(gòu)，眾所周知金屬構(gòu)件的制作與加工難度會在此基礎上陡增。
所以，與秦始皇陵其他出土物品或仿真品的體量相比，銅車馬的制作方式以及價值追求顯然大異其趣。可以說，濃縮如此非凡且高精尖金屬制作工藝的作品，當真稱得上是高規(guī)格小制作，堪比國之重器了。它難道只是一件為秦始皇陪葬的“明器”？始皇帝會如此這般讓自己的靈魂侏儒化，并屈尊于如此狹小的空間中嗎？
（三）靈魂的出游
死后的靈魂之旅，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最早似乎能夠追溯到靈魂不滅的原始社會時期，在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中，在陶制的甕棺頂部便有意鉆出一個小孔，以供靈魂的自由出入。
戰(zhàn)國時期，靈魂出入的通道開始變成了更具備真正意義上的門和窗，這些通道被精心繪制于內(nèi)棺的前后左右，如曾侯乙墓。
至少從西周開始，在某些貴族墓葬中就已經(jīng)使用馬車的車輪來圍繞墓室，比如山東長島王溝的一座公元前5世紀的墓葬中表現(xiàn)的最為明確，其中棺木被夾在四個車輪之中，似乎表明死后還將繼續(xù)旅行之意。
實際上，車馬出行在漢墓中的表現(xiàn)畫面，一般會采取“二重旅行”的模式：即第一重行進方向是墓內(nèi)，表現(xiàn)喪禮的出殯隊伍；第二重行進方向是墓外，表現(xiàn)死者的靈魂之旅。
對這種“二重旅行”最明確的描繪，可見于山東蒼山漢代畫像石中，同樣的車馬被運用在了兩個不同場景之中：第一個階段始于人間，終于墳墓；第二個階段始于墓中，終于仙境。
在蒼山墓中室的西壁與東壁，分別有車馬過橋，車馬入墓的表現(xiàn)場景，“半啟門”的都亭便是墳墓的入口所在，以此表達第一個階段；而在蒼山墓的墓門處，則不僅繪制了龍虎神獸、宴樂歌舞，還有大規(guī)模的車馬出游場景。
很明顯，這兩處車馬出行所表現(xiàn)的旨趣大有不同，相反的出行方向暗示著生命轉(zhuǎn)化的不同階段。明白了這點之后，我們不禁好奇秦始皇陵中的銅車馬會是什么情況？
從考古報告來看，銅車馬坑處于秦始皇陵現(xiàn)存封土的西側(cè)中部與陵園內(nèi)城的西垣之間，東邊緊鄰現(xiàn)存封土的西邊沿。而發(fā)現(xiàn)銅車馬的區(qū)域被命名為II區(qū)，II區(qū)西側(cè)緊鄰的便是擁有一東西向斜坡墓道的I區(qū)。再看銅車馬的馬頭朝向，依然是面向西方，也就是說秦陵銅車馬的相對位置以及出行方向均是向西，也即朝向外部。
所以，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靈魂駕車出游到底是要去哪，是要繼續(xù)人間未完成的第六次乃至多次的巡行天下？還是像派遣徐福出海那樣去追求縹緲的長生仙境？竊以為，極有可能是前者。
這就要從秦始皇陵布局理念說起：以各類陪葬坑組成的外藏系統(tǒng)、內(nèi)外兩重城垣、高聳的封土以及九層高臺以及雄偉的三出闕，這些無疑都是大秦帝國中央集權(quán)社會治理體系的物化標志。
此外，龐大的軍陣、百官之衙署、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宇宙時空環(huán)境，以水銀勾勒的帝國版圖，秦始皇幾乎是直接將生前的一切完全照搬進了地下世界之中，這是一種記錄，更是一種再現(xiàn)。
所以，銅車馬既具備了“明器”最基本的特征，即將其微縮為二分之一大小，但同時又保留了秦國最先進的科技手段，甚至能夠運轉(zhuǎn)自如，這或許表明秦始皇的一個宏愿：
即便身處陰晦的地下世界，朕也依舊要巡游天下，見證帝國統(tǒng)治之下的大好河山！
結(jié)語：同樣是車馬出行，漢人追求永恒不死的仙境，但放在秦始皇眼中，仙，實在是有些虛無縹緲，或許能握在手中的，才是真正屬于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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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物、洞鑒真知 文/李公子淵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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