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大時代里，一個人的命運是極其容易被忽略過去。哪怕這種忽略并不是刻意而為之的。但是最能反映一個時代種種特征的，卻恰恰是一個又一個人的命運。這些跌宕起伏的命運被記錄在各種傳聞、記載和閑話中，隨著時間的遠去，這些被遮蔽起來的人的命運或許會再次被人翻撿出來，又難免被被有同感的人再次唏噓一番。
歷史包含史實和史論兩部分。史實這部分是最值得懷疑卻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實，而史論則更像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歷史中史實的部分就是人和事，人與事的結(jié)合就是命運。我們常說“多事之秋”形容世俗生活，殊不知多事就是人生的常態(tài)。人和命運之間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就是由“事”來撮合的。人在事中，事由人起，相生亦相克。這一對冤家，注定了要相遇的。尤其是在歷史典籍中能留下名字的人，常常都是多事之人。若不是一天到晚“無事生非”，誰愿意下筆記錄呢？
記錄可多可少，歷史中記錄最多的乃是帝王家事，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講：“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后王。記注之職，其來尙矣。”其中提及“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是由分野的，在《禮記》中就記載了有關(guān)天子日常起居記錄所需要的標(biāo)準(zhǔn)：“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記之”。這兩種記錄不同形狀的記載，前者就成為《起居錄》，后者就成為《實錄》。由帝王再到臣僚，由臣僚再到部署，由部署再到黔首，一層一層擴散開來，越到邊緣的部分就越來越模糊不清了。而邊緣部分中卻是人數(shù)最為眾多的，這一部分也成為最容易被忽略過去的。莽莽大眾中能被記載下來的人，應(yīng)該屬于幸運的。至少后輩之人在翻看前塵往事時，不會在無名無姓的人身上停留過多時間的。而作為閱讀歷史典籍而言，這部分人確實是最能讓讀者施展想象力的部分。
在歷史記錄核心部分的人和事已經(jīng)成為定局，輕易不能變更。而處在趨于邊緣的人，卻留下了一大段空白，或是淡淡的幾筆勾描。而這對于閱讀的人來講，正好是天馬行空的好去處。
在歷史辯證唯物主義面前，一切歷史都是“大歷史敘述”。在這種敘述方式中，個人的命運與記載根本不值一提。正如在研究“歷史車輪滾滾向前”的趨勢中，碾為畿粉的個人不過隨車轍而起的塵土，在車輪過后，塵土終將沉寂為塵土，那不代表任何歷史的論證。這樣的歷史方法當(dāng)然不會錯?？上У氖?，我更愿意看那些塑成車轍印痕的泥土是如何被構(gòu)成的。哪怕那些塵土本身就來源不詳，時間不詳，來路不明，我都愿意看看在那些塵土飛揚的路上，那些塵土最終落在何處了！這樣的歷史怎么看都有些小家子氣，不過我就是愿意看。小就小吧！大的自有人在，當(dāng)這些塵土順著指縫間掉落時，還是能感受得到些許份量的！
用不了多久，讀歷史的人也會化成塵土，混在前輩的塵土中。在嘻嘻笑笑中被重重的拋起，在煙塵中翻滾一番，輕輕落下。再也分別不出誰是誰！當(dāng)然，只有不計其數(shù)的塵土心里明白，在“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之中，它們是那不計其數(shù)中的微小力量的策源之地。在其身后，喧囂的煙塵終將平靜下來，顯示出一條安靜與寂寞的來時路徑來！
《千里江山圖》展出之時，就如同這車輪駛過卷起煙塵一樣。也因為這一副長卷的面世，我們才知道除了《清明上河圖》之外，還竟然還有這樣一幅圖卷記錄著歷史的往昔。但是我們現(xiàn)在也才知道，這幅展現(xiàn)浩渺江山的圖卷在史實面前不過是帝王的心事。這幅江山圖在事實上要打上多少折扣才能算得上一幅帝國的側(cè)影。對于現(xiàn)在的我們而言，宋人除了詞之外，更在山水畫上了得！
《千里江山圖》的作者王希孟自從這幅畫重新面世之后，坊間已經(jīng)過于熱鬧了。我在此間想講述的是另外一則故事，這兩個人也是畫家，也同樣曾經(jīng)與王希孟一樣是畫院待詔。不過他們的經(jīng)歷，與王希孟一樣，都語焉能不詳。他們的命運與記錄都隱藏在畫中了。
對于宋徽宗趙佶來講，他的帝王生涯完全是以“靖康之變”作為分界點的。帝王尚且如此，更不要說臣民了。對于宋代來講，“靖康之變”也同樣是無數(shù)小民生活發(fā)生巨變的時刻，相比帝王而言，小民在面對世事變遷之際遭受的打擊和變故要更為沉重一些。
李唐，這位現(xiàn)在被我們稱之為南宋畫家的行家里手。也同是“靖康之變”的親身經(jīng)歷者。而他在遭此變故之后，才得以躋身畫院，成為畫院待詔。李唐，字晞古，為河陽三城人氏（今河南孟縣），初以賣畫為生。李唐初初善畫之事，從歷史典籍中能得知的資料和史實并不多。奇的在后面。靖康之變時，李唐被金兵所虜北上，后來尋著機會李唐只身逃出，一路南下，直奔蘇杭而去，這南下之路的必經(jīng)之路就有太行山，在這里有這樣一個人已經(jīng)“等候”他多時了。而且借助這個人的故事，我們才得以知道，畫院里的那些大家其實早已蜚聲在外了。
蕭照，世傳建業(yè)人，頗知書，亦善畫。靖康中，中原兵火，流入太行山為盜。一日，群賊掠到李唐，檢其行囊，不過粉奩畫筆而已，遂知其姓氏。照雅聞唐名，即辭群賊，隨唐南渡，得以親炙。唐感其生全之恩，盡以所能授之。后亦補入畫院。照比唐筆法瀟灑超逸。予家舊有照畫扇頭，高宗題十四字云：“白云斷處斜陽轉(zhuǎn)，幾面遙山獻翠屏。”
李唐南下的路途之上頗為不平靜，除了防備金兵之外，還需要防備剪徑盜匪。從這一段記載中，蕭照------這個人正式出場了。作為群賊的一員，難得蕭照知道的比別人多一些，而李唐的行李中粉黛畫筆的確是不多見。從這些寥寥數(shù)筆的記錄中，我們可以得知即便艱難落魄，李唐也未曾丟了畫筆。再怎樣落草為寇，蕭照心里還留存著對書卷的眷戀。這一對行人和劫匪，就這樣順理成章的成為師徒了。
關(guān)于李唐和蕭照的故事在唐宋傳奇筆記中也有記載。在正史中能記錄的實在是微薄的很。
蕭照，濩澤人。靖康間，入太行為盜。一日掠李唐，檢其行囊，不過粉奩畫筆而已。叩知其姓字，照雅知唐名，即辭賊隨唐學(xué)畫。紹興間畫院待詔。
從以上這些簡述內(nèi)容上來看，蕭照在“從賊”之時若是心里沒有一點丹青的念想，恐怕李唐與蕭照這兩個人就此煙消云散在歷史塵埃中了。萬幸的是，李唐感念蕭照救生之舉，“盡以所能授之”。而蕭照就此放下拿慣刀劍的手，捻起了畫筆。后世識畫的人認為“照比唐筆法瀟灑超逸”。這句話讓我想起了是否曾有一位衣袂飄飄之人站立在山石之上侯等行人剪徑為生呢？
但是蕭照在遇到李唐之后，選擇了另外一條人生的路來走。從其后李唐與蕭照在南宋畫院的成就來看，李唐傳其所有給予蕭照，而蕭照表現(xiàn)出來的畫風(fēng)與氣質(zhì)，是另外一番味道！在蕭照的這個人的深處，還是有一股江湖豪氣。
蕭照畫孤山?jīng)鎏?，西湖奇絕處也。堂規(guī)模壯麗，下植梅數(shù)百株，以備游幸。堂成，中有素壁四堵，幾三丈。高宗翌日命圣駕，有中貴人相語曰：“官家所至，壁乃素耶？宜繪壁。”亟命御前蕭照往繪山水。照受命，即乞上方酒四斗，昏出孤山，每一鼓即飲一斗，盡一斗則一堵已成畫，若此者四。畫成，蕭亦醉。圣駕至，則周行視壁間，為之嘆賞。知為照畫，賜以金帛。蕭畫無他長，唯能使玩者精神如在名山勝水間，不知其為畫爾。
這則故事出自《四朝見聞錄》中的“蕭照畫壁”，前朝有人斗酒夜讀漢書，蕭照則需有四斗酒繪山水。稱得上豪邁。只是我們不知道是否李唐作畫時是否也是如此？
李唐的畫作多留有北宋的畫法及氣質(zhì)，一張山水畫滿滿當(dāng)當(dāng)?shù)膿涿娑鴣?，幾乎不會留有太多的空隙，山水之勢中山為重，水?quán)當(dāng)點綴。一座山幾乎壓得人透不過來氣。例如在《萬壑松風(fēng)》中就是這樣表現(xiàn)的。而蕭照師承李唐，卻不會這樣畫，蕭照的畫在南宋時成名，他的畫左邊是山，右邊是水。蕭照的山水畫看上去更像是畫了一半，在山的旁邊，留下了大片空白，只是補了幾筆水意而已。后來留白的地方越來越多了，漸漸就成為了南宋的畫風(fēng)潮流了。用現(xiàn)在人的解釋來附會，則是說那只是半壁江山而已。這種畫風(fēng)也成為北宋與南宋畫作的區(qū)分方法之一。
面對不完整的江山，蕭照與同時的南宋畫家還是有些想法的。蕭照筆下的《中興瑞應(yīng)圖》和《光武渡河圖》中所表現(xiàn)出來激勵之意，都是畫家在筆下向北而望時的巨大期許。不過這一個美好的期待，一直沒有實現(xiàn)的可能！他們也只能在畫里將自己的私藏之心淡淡的描上幾筆！
蕭照在山中為賊之時，能遇上李唐。這種偶發(fā)性極其微小的事件可以說成是蕭照的個人的“歷史性時刻”。而李唐、蕭照二人能在浩繁的歷史中留下名字及傳奇，也是憑借這樣個人化的“歷史性時刻”。除了那些畫卷之外，我們還可以知道在畫卷之外的人生中，一個人到底會經(jīng)歷多少讓人稱奇的經(jīng)歷。這些經(jīng)歷現(xiàn)在看起來都有些輕描淡寫了，不過換作當(dāng)時的刀光劍影之下，李唐絕沒有想到在那匪盜之中，還有那樣一位識貨之人。而蕭照在剪徑一無所獲之時，也不會料到在地上那個瑟瑟發(fā)抖之人將是改變他后半生的那個人。
許許多多的歷史想象，在回到現(xiàn)場的那一刻時，其實并不是非常的美好的。對于這一點，還是要保持冷靜。
在補一句閑話，南宋一百四十余年中，山水畫基本出自李唐一派。再后來，何止南宋，后世中山水畫基本就成了中國畫的代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