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曾評說南唐后主李煜，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所以造就了平庸無知的皇帝以及文風精奇的詞人。其實深宮中不獨是婦人，還有一個特殊群體，說起來略顯尷尬，既不是婦人，也不在男人之列，倒是可以套用現(xiàn)代名詞“第三性別”。當然，在歷史上，他們有專門的稱呼——“太監(jiān)”，準確的說應該是“宦官”，畢竟太監(jiān)還是他們這一群體中的高級人員；另外，也不獨后主李煜是這樣的成長環(huán)境，歷朝歷代，除了第一、二代創(chuàng)業(yè)和守成皇帝，其他皇帝幾乎都是如此。
所以，宦官，算是中國歷史上比較特殊的職業(yè)。偌大皇宮，妃嬪宮娥滿院，赫赫皇權之下，除了皇帝，自然不允許有其他男人存在，而皇帝一大家子又需要人照顧，僅僅是宮女似乎不完整，還需要一些少陽剛之氣的去勢之人來服侍，這樣既可以避免一些不可描述的意外事件（當然，卻有意外，比如歷史上著名的嫪毐），也可以當做是一種調和吧。因此，宦官們與皇帝朝夕相處，尤其是高級宦官“太監(jiān)”，更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與皇帝的關系往往就非同一般。也就是這個原因，在歷史上太監(jiān)干政的記載屢不見鮮。其中，以東漢、唐朝和明朝情況最為嚴重，宦官的權勢熏天，在東漢和唐朝甚至可以達到廢黜或者毒害皇帝的地步，不可謂不令人驚嘆。
那么“太監(jiān)亂政”，到底是誰的錯呢？并不是一句大而空的“萬惡的封建專制制度”就能一概而括的。
分而論之：東漢和大明王朝，史書中言有兩位皇帝，一位是漢和帝劉肇，另一位是明宣宗朱瞻基，分別要對宦官亂政之開端負責。為什么這么說呢？這種說法是否真的負責任？據(jù)我們常識了解，劉肇和朱瞻基并不是一般的昏庸皇帝，相反，這兩位都在“明君”之列，漢和帝開創(chuàng)“永元之隆”，東漢社會的頂峰，其治下，不亞于開國皇帝劉秀的“光武中興”；而朱瞻基則是承繼朱棣“永樂盛世”，將“仁宣之治”推向高峰。
我們探究一下究竟是什么情況。漢和帝劉肇，《資治通鑒·卷四十八》中有言“宦官用權自此始矣。”這里說的就是指公元92年，劉肇封賞其親信太監(jiān)鄭眾，升其為“大長秋”，職位相當于皇宮太監(jiān)總管，高于我們熟知的中常侍之位，后來沒過幾年（公元102年），鄭眾又被封為鄛鄉(xiāng)（cháo，古地名，在今河南）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封侯在漢朝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更何況封侯對象還是太監(jiān)。要知道，自漢高祖劉邦殺白馬立盟約以來到劉肇這里，封侯都是非劉姓皇族或者非功者不得封侯（李廣難封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劉肇破天荒加封太監(jiān)鄭眾為侯，開了一個先例，不得不讓人深究，這太監(jiān)究竟立下什么曠世功勛。首先要從劉肇繼位說起，劉肇的老爸劉炟（音da，很(mei)多(wen)人(hua)親切叫他劉火旦）走得早，劉肇繼位時只有10歲（他絕不是東漢最小的皇帝，東漢王朝，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權，劉肇之后的皇帝普遍年紀小，有的竟然是還沒滿月就被推上皇帝寶座，就是權力斗爭的結果），年紀小怎么辦，后宮太后還在呢，于是竇太后順理成章臨朝稱制，太后自然要依靠娘家人，所以竇氏家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其中以竇憲為首的外戚家族占據(jù)主要地位，在竇太后的支持下把持朝政，且隨著權位變高，竇氏家族越來越膨脹，小皇帝就成了傀儡。但小皇帝也會長大懂事，慢慢對竇氏專權不滿，就要想辦法親政，拿回屬于自己的權力。竇憲官居大將軍，再加上脅平定匈奴之功，封侯拜相，遠高于名義上的最高行政官員“三公”，其他的竇家子弟，也都身居重要行政與軍事職位，再加上多年經(jīng)營，上有實權派竇太后撐腰，下面門生故吏遍布朝野，想要扳倒，談何容易。
劉肇畢竟不是平常之人，想要奪權，必須要有聽從自己命令的人員才行。由于竇氏兄弟專權，皇帝與外臣的接觸都受到監(jiān)視，所以不容易接近，于是劉肇就從身邊人著手。身邊主要是什么人呢，當然是宦官，但即使是宦官，也很有可能懾于竇氏權威，不敢怎么樣。但還真是有這么一個人進入漢和帝的視野，這就是中常侍鉤盾令（管花園器具的）鄭眾，史載這個人“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特立獨行，不依附竇憲。于是，就與鄭眾定議，讓他與正直的外臣溝通密謀，最終誅滅竇氏一族，竇太后也被軟禁起來，由是，14歲的劉肇終于掌權。從年齡上看，就知道，劉肇確實有手段，年紀輕輕就能扳倒權臣，也難怪能開創(chuàng)清明之政。論功行賞，鄭眾自然備受漢和帝的青眼。多次策勛嘉獎，偏偏鄭眾真就是一位不尋常的人，不對，不尋常的太監(jiān)，對于和帝的賞賜，每辭多受少，于是更加讓劉肇喜歡他，真是一位賢才呀，自然就經(jīng)常跟他議論政事。這就是史書所說的宦官用權之始。
所以，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劉肇封鄭眾是有深刻的背景所在，毫不夸張地說，劉肇依靠太監(jiān)鄭眾親政，而且鄭眾投桃報李，其行事與品格也沒有辜負皇帝的信任。
再看看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承繼父位，自小就接受祖父朱棣的親自培養(yǎng)，甚至跟隨朱棣北征蒙古，妥妥是欽定的“皇三代”。明史上說，連他老爸仁宗朱高熾能當上皇帝，都要靠這位“太孫”，因為朱高熾不怎么受朱棣待見“失愛于成誼。其危而復安，太孫蓋有力焉”（《明史·宣宗紀》）。足見，朱瞻基確實不一般，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非?？粗?。他繼位后，繼續(xù)推行父親朱高熾的“仁政”，《明史》上贊曰：“即位以后，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yè)?！?/b>迅速平定的其叔叔朱高煦的藩王叛亂，邊境也安定，又進一步完善文官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內閣制，明朝最著名的“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金幼孜、黃淮都是這一時期的閣臣。
按理說，他的治內，海內生平，那么為什么朱瞻基會背上宦官亂政之始的鍋呢，其中不得不說的就是，朱瞻基繼位第二年，也就是宣德元年（沒辦法，老爸朱高熾當皇帝沒熬過一年，所以他繼位第二年才改元），就在宮內設“內學堂”，專門教授太監(jiān)識文斷字。這個機構看起來沒什么，實際上了不得。要知道，以往的宦官，多來源于貧困無生計的底層，還有些是戰(zhàn)俘，可以說是實在沒辦法才選擇去勢入宮當宦官的，別說什么文化素養(yǎng)，認不認識字都難說。然而，到了朱瞻基時代就不一樣了?；实蹖ｉT設立學堂，給宦官提供正規(guī)教育。教習老師更不是普通人，都是翰林院的，有資格給皇帝皇子當老師的人，什么侍講、侍讀，最差的也是編修。關于內學堂的教育，明末著名太監(jiān)劉若愚有過記載，他在《酌中志》中寫道，內學堂教學非常嚴格，小太監(jiān)在內書堂中一旦違反學規(guī)，就要挨打、罰跪。有一種叫做“兩手扳著兩腳”的處罰方式，它有點類似現(xiàn)在體能測試的“坐位體前屈”，不同之處在于，這個動作要站著完成，且一站就是幾炷香的工夫，受此處罰者，都苦不堪言。
學成后，朱瞻基將這些人編入司禮監(jiān)，讓他們來幫助自己處理公文。司禮監(jiān)一躍從內廷二十四監(jiān)中脫穎而出成為天字第一號，入職司禮監(jiān)的太監(jiān)可謂“監(jiān)中龍鳳”，還有望成為太監(jiān)中No.1，前途光明。朱瞻基這種安排有其考量。第一，這些太監(jiān)在外沒有什么權勢，只能靠皇帝的信任才能獲得地位，且與外界沒有什么串聯(lián)溝通的機會；第二，制衡作用，文官制度是完善起來了，但是他們并不是太好駕馭，尤其我們知道，明朝的言官個個牛氣得不得了，什么看不慣都要管上一管，不怕被打，也不怕被罵，而且還反以為榮。朱瞻基本人因為愛好多點，喜歡逗逗蛐蛐，就被稱為促織皇帝。所以，這種情況下，皇權集中并不容易。有太監(jiān)參與中樞，獲得部分皇帝才有的“批紅”權力，對于內閣與外朝都有牽制作用；第三，恐怕也是朱瞻基最初的意思，政務公文奏章實在太多，他處理不過來呀。為什么呢？還要從開國皇帝老朱頭朱元璋說起，他老人家看不慣丞相分他至高無上的皇權，通過胡惟庸案，一舉廢除丞相制度，且不允許后世子孫復立丞相。那么丞相是名義上的政府首腦，沒有這個官職機構，全國政務都集中到皇帝手中，還不給奏折公文埋了呀。老朱頭是大明勞模，但是不代表后世子孫也能像他一樣。朱瞻基雖然勤政，可是比不過他的先人，再加上還想發(fā)展發(fā)展自己的業(yè)余愛好，時間從哪里來呢？自己擠不出來，那就要另辟蹊徑了，找別人幫忙呀。誰呢，自己身邊可控之人不就是太監(jiān)嘛。于是，朱瞻基就將自己的“批紅”權力拿出來些，讓有文化的太監(jiān)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似乎是一舉多得的事情。當然，另一方面，在大明王朝，太監(jiān)接觸到帝國核心權力，便是由此而始。這就是后世對他的詬病。
上面的介紹，相信我們對這兩位皇帝被戴帽子的原因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回到標題的問題，扣以“始作俑者”帽子，對他們真的公平嗎？我們來復盤一下。
首先，劉肇一朝，理論上說，對太監(jiān)鄭眾而言，一生最高功勛應該是輔助劉肇誅滅竇氏一族，事成后，劉肇論功行賞，對鄭眾是加官，但沒有封侯，封侯已經(jīng)是十年之后的事情，因此，鄭眾的表現(xiàn)是一如既往，并沒有走上驕橫跋扈之路，反而愈加謙恭，一心用事，深得皇帝好評。另外，插播一下另一消息，在劉肇任內，還有一位比較有名的太監(jiān)，他就是中常侍蔡倫，對，就是我們熟知的造紙術的發(fā)明者。這些說明在劉肇統(tǒng)治下，太監(jiān)安分守己，都在皇帝許可的范圍之內。結合劉肇親政后的施政來看，比如選官用賢，自己多次下詔納賢，重視人才，我們可以理解，他的人才理念中也是含了太監(jiān)這一特殊群體的。至于他英年早逝后，出現(xiàn)的太監(jiān)亂政，恐怕不能怪在劉肇頭上，一方面，繼位的皇帝無所作為，無法掌控朝局，這個屬于皇帝個人其實也是朝廷集體的責任；另一方面，外戚勢力一直死灰復燃，皇帝掙扎于外戚與太監(jiān)之間，成了真正的傀儡。
再看朱瞻基。在宣宗一朝，也沒有出現(xiàn)什么太監(jiān)亂政的事情，他們都是完全聽命于皇帝，都在宣宗的掌控之內，不僅如此，宣宗本人還處決和嚴懲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這些人或是狐假虎威，或是職務犯罪。舉個例子，比如宣宗好玩，讓太監(jiān)出宮采購一些珍奇異玩，一旦地方或者中央官員舉報太監(jiān)的胡作非為后，宣宗還是按法進行相應的懲處，并不是因為他們?yōu)樽约恨k事就姑息。宣宗之后的太監(jiān)亂政，濫用權力，甚至結黨，與文官集團水火不容，這種原因恐怕還是在于繼位的皇帝身上，他們沒有宣宗的才略，使得太監(jiān)失去強有力的領導，再加上官僚體制的混亂，皇帝無力掌控局面，這些無疑都給了太監(jiān)掌權的機會。另外，再補充說下明朝赫赫有名的“四大權閹”，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可沒有一個是內書堂出身（就當強行給朱瞻基洗白一下），所以他們禍亂朝綱，著實與內書堂扯不上關系。他們之中，魏忠賢近乎文盲，育有一女，后來自己動手閹了自己，面試了幾次才入宮成功，在他看來，太監(jiān)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職業(yè)（對魏忠賢插敘一句，近年來很多文章開始為其翻案，說忠賢不死，大明不亡之類的，貶斥與之對立的東林黨，其實我看來，無限吹捧或者貶低魏忠賢和東林黨都是以偏概全，太過激進，不是我們讀史應有的態(tài)度，歷史已經(jīng)發(fā)生，更重要的是以全面的觀點看問題）；汪直是被閹割的幼童戰(zhàn)俘，因軍事得寵；劉瑾更是靠著依附其他太監(jiān)才得以入宮，這三個人都沒有在內書堂學習過。而王振以前是個讀書人，但多次科考不中，后入宮，那時內書堂應該都還沒成立。
有句話叫“一將無能累死千軍”，也可以用在這里，后世的無能，怪罪到前人頭上，似乎不是那么客觀。再好的制度，歸根到底，實行起來還是要靠人才。前人栽樹，后人可以乘涼，但也可能直接砍了換錢呢。
最后再說一條原因吧，我們知道，歷史其實還是文官集團寫出來的，他們多對太監(jiān)嗤之以鼻，齒與之為伍，把他們置于對立面。比如大明萬歷首輔張居正就因為聯(lián)合司禮監(jiān)馮保而被文人士大夫所不齒。所以他們寫起歷史自然也不會客氣，我們換一個角度，如果歷史由宦官群體寫成，肯定會是另一副模樣吧。備注一下，這里不是為太監(jiān)翻案，只是提供另一種思路。另外近年來，讀史較為風行，很多人不再迷信專家的觀點，而是以自己的視角看待歷史，這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