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恢宏的宋代文化? ? ·劉乃昌·
宋代是中國文化發(fā)展史上一座高聳的峰巒。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國力強盛、文化發(fā)達的重要時期，宋繼唐后，承傳開拓，形成了璀璨恢宏、獨具風神的宋代文化。
? ? 文風新變 流光溢彩
在宋代恢宏的文化廊苑中，各體文學的發(fā)展與成就占有突出地位。明人宋濂謂：“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太史蘇平仲文集序》）。宋文有別集流傳者約六百余家，包括流傳散篇的作者合而計之逾萬人。蜚聲文壇的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宋初由柳開、王禹承傳唐代韓愈、柳宗元宗經(jīng)明道、重散反駢旨趣，首倡文風改革。繼而歐陽修主盟文壇，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相繼崛起，散文運動形成高潮，創(chuàng)作大量時政論文和文藝散文名篇，確立了平易自然的文章風格，使當時“文風一變，時人競為模范?！保ㄖ祆洹度佳孕袖洝肪矶┠隙汕昂蠹八问夷┤~，時代風云造就出一批以抗敵衛(wèi)國為己任的志士，諸如李綱、陳亮、葉適、謝枋得等，寫出一些智略輻湊、忠義奮發(fā)的愛國文章，也卓有影響。宋詩在承傳唐詩的基礎上開拓創(chuàng)新，形成了可與唐詩抗衡比肩的獨立營壘，創(chuàng)作數(shù)量空前豐盛。北京大學正在編纂《全宋詩》，據(jù)初步統(tǒng)計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為《全唐詩》的四倍。宋代多高產(chǎn)詩人，陸游自謂“六十年間萬首詩”。宋詩反映社會視野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與唐的時代氣象與氛圍不同，詩家又勇于創(chuàng)新，因而形成與“唐音”殊異的“宋調(diào)”。在三百多年的演進中，宋詩出現(xiàn)不少創(chuàng)作群體。宋初詩壇宗法唐人，有白體、昆體、晚唐體，隨后出現(xiàn)革新詩派，促成詩風改革，宋調(diào)臻于成熟。接著江西詩派、江湖詩派、四靈詩派、逸民詩人相繼而起。歐（陽修）、梅（堯臣）、蘇（軾）、黃（庭堅）、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等大家，創(chuàng)作了大量名篇佳作，先后輝耀中華詩壇。
宋詞是兩宋文學的輝煌代表，被稱為一代文學之最。前人有“詩盛于唐，詞盛于宋，曲盛于元”之說。詞體興于唐，到兩宋方始臻于成熟鼎盛，并取得與詩并行而為后世無可企及的地位。由于詞是合樂詩體，流播廣遠，風行于社會各階層，擁有廣泛創(chuàng)作隊伍。宋代詞作，據(jù)《全宋詞》輯錄，共收詞人一千三百余家，詞章近兩萬首?？追捕Y《全宋詞補輯》，又增收詞人百家，詞作四百多篇。宋詞數(shù)量雖遠不迨宋詩，但作為新興的合樂詩體，既可傳誦于文士案頭，又能流播于樂人歌喉，強化了它的娛樂性和傳播力，擁有眾多接受群體。宋初詞壇在承傳晚唐五代基礎上醞釀新變，晏殊、歐陽修為開山初祖。柳永、張先發(fā)展慢聲，提高韻味。晏幾道、秦少游，展衍婉麗風韻而加以提高。賀鑄筆勢氣舞、氣宇豪俠，蘇軾開拓堂廡、清雄超拔。北宋末出現(xiàn)了集婉約大成的周邦彥，詠唱傷亂的閨秀高手李易安。繼南渡抗金將寫作慷慨悲憤的時事詞之后，辛棄疾拓展東坡蹊徑，揮寫愛國詞章，形成豪壯派。姜夔則創(chuàng)變婉約詞藝，抒發(fā)隱淪風情，人稱騷雅派。史達祖、吳文英承其余緒，用筆幽邃，寄意深遠，詞藝精粹。宋亡前后，抗敵志士，巖穴逸民，以浩氣凌云的壯詞或緬憶故國的哀吟，為詞壇作了收結(jié)。
? ? 立言淑世 著文醒時
宋自立國之始便命運多蹇，外有游牧民族的侵襲，內(nèi)有冗官、冗兵、冗費的困擾。有識之士無形中產(chǎn)生了種種憂患意識，也激發(fā)了他們變革社會的時代責任意識。這些都深刻地反映在宋代文學的優(yōu)秀篇章之中。
憂念國運、立志報國的作品，在宋代十分突出和感人。北宋前期社會比較安定，但遼、夏侵逼，邊防危機已經(jīng)顯露。宋初即有不少作家，寫作關念疆防的名篇。如王禹唐河店嫗傳》，記述北方邊境一農(nóng)家老婦，面對狂暴無禮的敵兵，機智地“推虜墜井，跨馬詣郡”的勇敢故事。作者借此提醒朝臣，要“多用邊兵”，加強國防。他在《對雪》詩中，想象邊境民夫的沉重負擔、防邊戰(zhàn)士的艱苦生活，末以“多慚富人術，且乏安邊議”引咎自嘆，體現(xiàn)出對國防的關切。隨后梅堯臣的《故原戰(zhàn)》、蘇舜欽的《慶州敗》，都直接記述邊防的失敗戰(zhàn)役，表示對朝臣御敵失策感到痛心。蘇舜欽寫過不少詩篇力主強兵御侮。在《舟中感懷寄館中諸君》詩中寫道：奮舌說利害，以救民膏肓。不然棄硯席，挺身赴邊疆。喋血鏖羌戎，胸膽森開張。彎弓射，躍馬掃大荒。功勛入丹青，名跡萬世香。表達了他有志報國疆場的雄心壯懷。靖康事變后，宋室偏安，中原沉淪，朝內(nèi)主戰(zhàn)主降兩派斗爭激烈，抗戰(zhàn)將領和愛國作家，寫出不少強兵御敵、光復舊物的政論，和請纓效忠、發(fā)憤報國的詩詞。前者如李綱《議國是》、虞允文《論今日可戰(zhàn)之機有九》、辛棄疾《美芹十論》、陳亮《中興五論》等，都切實分析敵我、預測戰(zhàn)局，提出收復故土振興國勢的戰(zhàn)略。后者以岳飛、張元干、辛棄疾、陸游等眾多作者的愛國豪吟最足代表。宋亡前后，在同元蒙軍殊死斗爭中涌現(xiàn)的愛國英烈和逸民，留下不少千古流傳的愛國名篇。文天祥的《正氣歌》、《衣帶贊》、謝翱的《西臺慟哭記》等，無不廣為傳誦。文氏的《過零丁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為激勵歷代英烈舍生取義報效國家的千古名言。
關注農(nóng)家，體恤民情，也是宋代文林的良好傳統(tǒng)。王維“忘己愛蒼生”（《贈房盧氏》）、杜甫“窮年憂黎元”（《自京赴奉先詠懷》）的精神，宋代詩文進一步有所昌揚。有的作者曾以老黃牛自擬，生動地攄發(fā)了為老百姓鞠躬盡瘁的情懷：耕梨千畝實千箱，力盡筋疲誰復傷。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臥殘陽。（李綱《病牛》）百里西風禾黍香，鳴泉落竇谷登場。老牛粗了耕耘債，嚙草坡頭臥夕陽。（孔仲平（禾熟》）基于這種甘為庶民牛的精神，不少文人將視角朝向基層，寫出不少關懷民瘼之作。有的反映暴吏擾民。如高弁《望歲》文，闡明要安民，就要將“不當民務者，皆禁而不行?！薄氨┡爸簦^于水旱遠矣”。梅堯臣《田家語》，寫州官為了邀功媚上，強行抓丁，出現(xiàn)“搜索稚與艾”，“父子各悲哭”的慘象。有的反映重賦害民。陸游《農(nóng)家嘆》寫農(nóng)民辛苦耕作，卻因偶未交足租賦，被縣吏抓到縣庭，受盡折磨：“一身入縣庭，日夜窮笞”范成大《催租行》，寫基層鄉(xiāng)吏以催租為借口敲詐百姓錢財。有的寫荒年農(nóng)家慘景。范成大《后催租行》寫天災連年，顆粒未收，農(nóng)民由賣衣交租到賣兒女來完稅：“去年衣盡到家口，大女臨歧兩分手，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復驅(qū)將換升斗?！贝鲝凸拧陡铀]饑》，寫理宗時浙東荒年，百姓“餓走拋家舍，縱橫死路歧。有天不雨粟，無地可埋尸。”慘況耳不忍聞。
針砭官場腐敗、賄賂公行、上層享樂、世風黑暗，在宋人作品中也警策銳利，引人注目。蘇軾應制科考試的策論，就勸諫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痹凇稕Q壅蔽》中，他尖銳地指出：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當?shù)枚鵁o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這段文字對當時官場的賄賂風行、錢可通神的現(xiàn)象說得何等一針見血。孫因《蝗蟲辭》以蝗蟲喻指吸吮人民血汗的達官貴人，說：“牟人之利以厭己之欲者，食人之食而誤人之國者”，猶如蝗蟲，“蝗日益盛，民日益病，蝗日益碩，而民日益瘠”。比喻何其切當。羅大經(jīng)《能言鸚鵡》，諷刺言行相悖的偽君子是“能言鸚鵡”，他們善于學舌，說起來道理堂皇，做起來劣跡昭彰。辛棄疾《千年調(diào)》以幽默筆調(diào)諷刺阿諛逢迎的官僚們，在上司面前，“最要然然可可，萬事稱好”，唯有“寒與熱，總隨人”，善于“學人言語”的“秦吉了”，方能引人喜歡，得到升遷。凡此都體現(xiàn)出作者對當時惡劣世風的指斥。這些斥時文字，有的直言不諱議論英發(fā)，有的借古諷今立意深遠，有的矛頭直指最高統(tǒng)治層，略無顧忌。
宋人重視思理，一些作家慣于以哲人慧眼掃視生活，使許多詩文富哲思、含理趣、染禪味，具有沉厚的理性機趣。這種哲思光芒有諸多表現(xiàn)。一類是以日常小景隱喻生活哲理，給人以領略不盡的啟示。如王安石《游褒禪山記》，通過探山紀游所體驗的“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的經(jīng)歷，悟出“世之奇?zhèn)ス骞址浅Ｖ^，常在于險遠”，這就告訴人們：高深的造詣、光輝的成就，只有不畏險遠奮力前進方能達到。朱熹《觀書有感》：“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苯杳枥L池塘景觀，啟示人們：要頭腦清醒，心地明澈，就要堅持學習，不斷補充新知。
另一類是從切身體驗引發(fā)人生反思。如蘇軾《超然臺記》，借記亭臺闡揚正確處理物我關系的人生態(tài)度，說明人欲望無窮而外物有限，陷溺其中，煩惱太多，唯有超然物欲，以我役物，方能“無往而不樂”，瀟灑地面對人生。徐積《無一事》詞：“見說紅塵罩九衢，貪名逐利各區(qū)區(qū)。論得失，問榮枯。爭似儂家占五湖。”也是看穿名利的醒迷之言。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蘇軾《定風波》，顯示以履險如夷的風姿步越突然而來的襲擊：莫聽穿竹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自然界會雨過天晴，人生旅途中也常會度過坎坷迎來康衢。陸游“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的名句，久已家傳戶誦，讓人神會。
? ? 士風挺拔 人文競秀
宋代文學的輝煌及其所表現(xiàn)的獨特風貌，植根于宋代的文化土壤和歷史條件。換言之，宋代文學的璀璨不過是宋代歷史條件下文化興盛的一個表征。
一如發(fā)生在文學領域的豹變，宋代在哲學方面突破了五代以來沉悶墨守的局面，伴隨通經(jīng)致用，講求義理以及疑古思潮的興起，出現(xiàn)了王安石的新學和以張載、周敦頤、程頤、程顥、朱熹、陸九淵為代表的理學等諸多流派。宋儒諸子融匯各家，援佛入儒，建構(gòu)成新儒學體系，不僅升華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揚士人剛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節(jié)操意識。道家的反觀內(nèi)省，禪宗的妙語機鋒，則從不同的方面引發(fā)了文人的興致，開擴了人們的思理。這種種因素，陶鈞出宋代文學尚理的特點。《滄浪詩話》即指出：近代諸公“以議論為詩”。劉克莊論當代詩，有“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竹溪詩序》）之語。李夢陽云“宋人主理，作理語”（《缶音序》）?？梢娭刈h論、尚思理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特色。
在科學技術方面，宋代也有出色的成就?；鹚幍膽?，指南針的發(fā)明，天文學和醫(yī)藥學的演進，最為引人注目。北宋編寫《武經(jīng)總要》記述火藥配方，表明火藥開始廣泛運用。宋仁宗時已有關于指南針的記述，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更有詳細的說明。南宋朱繼芳有“浮針定四維”的詩句，所詠就是海上航行時靠指南針來測定方向之事。宋代的天象觀測、星圖繪制和天文儀器制作水平都有所提高。北宋蘇頌、韓公廉等人制造的水運儀象臺，早已馳譽海外。蘇頌的《新儀象法要》是這方面有代表性的論著。宋代醫(yī)學家重視對醫(yī)療方劑的搜集整理，如王懷隱主編的《太平圣惠方》、賈黃中等編纂的《神醫(yī)普救方》，采錄十分豐富。中草藥書籍的編輯出版，在宋代也成績斐然。如《開寶本草》、《嘉草》、《大觀本草》、《政和本草》，以年號取名，說明本草書各時期層出不窮。
從社會結(jié)構(gòu)上看，有宋一代門閥制度和觀念進一步削弱，寒門士人的社會地位也有了提高。而朝廷在政策上向文治傾斜，文化上比較開放，教育顯示出普及化、平民化趨向，科舉取士限制勢家特權，開放寒門讀書人的通道。對貧寒士子應試經(jīng)濟上給予補貼，“自起程以至回鄉(xiāng)費，皆給予公家”（《燕翼貽謀錄》卷一）?？婆e考試錄取名額，也比唐代大幅度增加，使寒門人士有更多機會走入仕途、躋身文林。
更重要的是，趙宋自立國之初便面臨嚴重的內(nèi)外交困，在這種氛圍中，士人之間普遍地形成了至今仍為人稱道的憂患意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種憂樂天下、體國恤民的襟懷不時流露在士人的著述和吟唱之中。如王禹酒高吟：“男兒得志升青云，須教利澤施于民”（《對酒吟》）。面對鄉(xiāng)民傾訴困苦遭遇，張舜民無限嘆息：“我聞鄉(xiāng)人言，背顙俱汗流”（《鄉(xiāng)人言》）；有感于國步艱厄，陸游直寫胸臆：“壯士方當棄軀命”（《夜讀東京記》），“位卑未敢忘憂國”（《病起書懷》）。而一旦有了施展自己抱負和才華的機會，則積極建言獻策，以圖變革自強。自真宗、仁宗以來，就不斷出現(xiàn)挽救危機的主張，連續(xù)涌動振刷衰運變革圖強的思潮。柳開早就向真宗陳奏過“若守舊規(guī)，斯末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的政見。范仲淹向仁宗《條陳十事》也說：“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贝撕髴c歷新政、荊公變法，以至南渡后的中興之論、光復之謀，始終蕩漾著不墨守陳規(guī)、不安于凝滯的議政風氣。這種風氣反映在文學上，就是議政成為文學的重要題材，在創(chuàng)作中反對模擬，強調(diào)創(chuàng)新。“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六一詩話》引梅堯臣語）?！绊毥套晕倚刂谐?，切忌隨人腳后行?！保ù鲝凸拧墩撛娫姟罚┐懋敃r普遍推重的創(chuàng)作觀。
在這種背景下，即使是以面向過去為主的史學也承擔了“資治”的重任，獲得了空前的發(fā)展。朝廷正式建立記述當代歷史的制度，官方和私人都重視修纂史書，如歐陽修、宋祁、范鎮(zhèn)等受命纂成《新唐書》，歐陽修改編官修前代史籍，自撰《新五代史》，陸游編撰《南唐書》。由司馬光領銜在官方史局纂成的《資治通鑒》，是我國第一部貫通古今的編年體通史。由南宋李燾編撰的《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則是編年體當代通史的一部巨著。這些史書不僅有重要的“資治”價值，從文學上說，其中的一些篇章也堪稱上乘。
光明日報1999.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