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先讓人開懷大笑，然后回過頭去帶著恐懼回顧他們笑過的一切

——約瑟夫·海勒

第一次翻開這本書的時候，我心情很低落，而且身體狀況也很差，天天頭昏腦漲。我想找本小說看看，調整一下心情。當時我并不理解“黑色幽默”的“黑色”是什么意思，自顧自地認為那是本能舒緩心情的“幽默”小說。但當我才看到第六章結尾，約塞連得知飛行次數(shù)又增加了的時候，我就知道我不能再看下去了，這短短的六章給了我一些笑料，但更多的是強烈的絕望氣氛，當時的我看了怕是連自殺的心都有了。

四個半月過后，我終于把這本書看完了，我整理了一下現(xiàn)在的心情，還算比較平靜，不想自殺，也不想殺人，我想我可以開始寫它的讀書筆記了。

小說沒什么主線可言，整個敘述順序是混亂的，作者好像在和我們閑聊，講到哪個人物一時興起就突然扯出一段故事來。結構上的混亂讓讀者在一開始就意識到了整本書的荒謬走向，而餓鬼喬的經歷則幫助我們盡早把握住了這一荒謬故事中的核心沖突，即不斷增加的飛行任務與士兵們的求生欲望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需注意的是，飛行任務的增長，與在一次次飛行任務中失去戰(zhàn)友而逐步擴大的求生欲望，是兩個互相獨立又相互影響的側面，而兩者的沖突隨著兩者共同增長，應當是呈指數(shù)級別激化的。這就導致了，若以正常的時間順序來敘述這個故事，則小說的核心沖突將大量集中于小說末期，而前文相比之下則趨于平淡，且處理不當還會使矛盾激化的過程顯得突兀。故此，通過錯亂敘述順序來平衡小說各部分的沖突程度，是很有價值的獨特設計。

除此之外，錯亂的順序便于作者通過前文不斷地涉及來強化讀者對關鍵事件的印象，例如米洛轟炸己方基地的事，作者于二十四章正式描述前曾三度提及，而斯諾登的死作為全書倒數(shù)第二章的高潮，在前文已經有了五次逐層深入的鋪墊：當讀者對米洛“轟炸己方基地”以及約塞連“裸體列隊”這些荒謬事實的緣由產生好奇，再行敘述便事半功倍了——這種方式類似一般小說的設置懸念，或“預言式敘述”的技巧，但不同于其他小說對技巧的運用，本書的懸念設置，是以結構上的創(chuàng)新來實現(xiàn)的（打個比方，其他作者像是在木頭上雕刻了一朵花，而海勒像是把整塊木頭拆開組裝成了一朵花）。

小說的氣氛渲染在作者的妙筆下生動可感——博洛尼亞大轟炸是小說中重點描繪的戰(zhàn)役，小說渲染的強烈絕望氣氛也在此達到高潮，實際上我們并沒有在這場戰(zhàn)役中看到什么傷亡描寫，也并不知道這場戰(zhàn)役對書中人物特別危險的緣由，但“博洛尼亞很危險”這個印象卻無可置疑地刻在了讀者的腦中：約塞連一手策劃的腹瀉大流行強調了士兵們的抵觸，而醫(yī)務室的關閉卻昭示著上級軍官的漠然；我們的主角對科恩中校動手的那一晚醉醺醺的胡鬧，凸顯出一種自暴自棄般的“最后的狂歡”；連綿的陰雨將等待死亡降臨的壓力無數(shù)倍地擴大，以致于餓鬼喬為哈弗邁耶的隨手一槍大發(fā)雷霆；絕望的士兵將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徒勞的祈禱，而約塞連則用移動轟炸線與無故返航的方式維護自己生存的最后權利……

前文已述，本書的關鍵沖突是飛行任務與求生欲望的矛盾，而其實質，則是戰(zhàn)爭中不可違逆的制度與其自身合理性本身的矛盾，在書中，“合理性”的主要代表是士兵的求生，這可謂是所有人類最本能的需要——能生存下去，才能談其他。然而，荒謬而愚蠢的制度，則一次又一次地踐踏這種需要。

制度的象征就是本書標題，“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

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瘋了”與“提出申請”的悖論，實際上，作者將一切荒謬或不荒謬的規(guī)定，都歸于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

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要求審查官在每一封檢查過的信上署名?！谝徽?/p>

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凡是想逃脫作戰(zhàn)任務的人，絕對不是真正瘋了?！谖逭?/p>

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要求你永遠服從指揮官的命令?！诹?/p>

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說，他們有權利做任何我們不能阻止他們做的事情?！谌耪?/p>

他們不需要給我們看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法律說他們不需要?！谌耪?/p>

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并不存在，對此他確信無疑，但這沒用。問題在于每個人都認為它存在，而這才是最糟糕的，因為不存在對象或條文可以嘲笑或者批駁，可以指責、批評、攻擊、修正、憎恨、謾罵、啐唾沫、撕成碎片、踩在腳下或者燒成灰燼。——第三十九章

實際上“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條款，它只不過是一個在任何荒謬無理的場景隨時都可以拿出來使用的的借口。

既然軍規(guī)不存在，那么我們很容易意識到，造成制度荒謬的根本是人，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上級軍官們。

要求執(zhí)行多過其他大隊飛行任務的，是約塞連所在大隊的指揮官卡思卡特上校，他一門心思想著升官，認為自己大隊執(zhí)行更多任務，或者給每個死亡的士兵家屬寫慰問信，或者轟炸的時候炸彈排布得好看一點，都能成為自己的進身之階，所以他罔顧士兵和平民的生命，要求他們執(zhí)行命令。最后他甚至可以為了自己的官運亨通，準備對約塞連拒飛這一觸犯了自己規(guī)則根本的事睜一眼閉一眼，只需要對方與他做一個骯臟的交易。

熱衷于閱兵的沙伊斯科普夫，也是此類人物，對他來說閱兵大于一切，作者讓他一本正經地考慮在士兵身上釘上旋軸這種愚蠢的想法，在令人開懷大笑的同時，鮮明地展現(xiàn)了其人的荒謬——他或許沒有親自將士兵們送上死地，但那只是因為他的目的不需要這樣而已，本質上他仍是一個漠視士兵，只把他們當做工具的上級。

如果說卡思卡特與沙伊斯科普夫是受自己目的的驅使，那么更多的人甚至連目的都沒有，純憑好惡下決斷，當這樣的人成為上級，他們的屬下連約塞連那種萬分之一的交涉機會都得不到，只會在荒謬的獨斷下受到殘忍的審判：德里德爾將軍，就是這么一個典型的，喜怒無常的上級，而他在整部小說的出場人物中，軍銜是數(shù)一數(shù)二的，可以說是制度荒謬這一事實的代言人。

與這些上級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性格懦弱孤僻的梅杰少校，他本可以成為一個親近下屬的，稍微“合理”一些的上司，但屬下們卻將對其他上級的憤怒，轉嫁到了這個看起來好欺負一點的上司身上：梅杰少校偽裝參與籃球賽被痛打，直接導致了他拒絕見人的結果。對梅杰少校的報復性傷害，是在瘋狂的戰(zhàn)爭下士兵們心理畸變的結果，本質與約塞連借醉毆打科恩中校，或是餓鬼喬與貓打架并沒有不同，這種畸變還表現(xiàn)為各種不同形式：

第一種是極度惜命甚至趨向自私，無需參加戰(zhàn)斗的士兵如前一等兵溫特格林，自然對前線戰(zhàn)士的生死大事漠不關心，但多布斯與約塞連關于刺殺卡思卡特的對話告訴我們，即使是同樣親身經歷過死亡威脅的戰(zhàn)友，仍然把自身利益放在群體利益之上。

約塞連移動轟炸線以將陸軍戰(zhàn)友暴露在危險中，同樣是自私的舉動，放到主流輿論面前將被譴責得狗血淋頭。在戰(zhàn)爭中，每個人都自身難保，所以在卡思卡特要求部下去轟炸一個無辜的意大利村莊時，鄧巴無法理直氣壯地和科恩中校辯論——為了活下去，他不想回到死亡籠罩的博洛尼亞，所以他只有遵守命令，犧牲那些無辜的意大利平民。

第二種是精神錯亂，相比于每次都無法觸及飛行任務目標的約塞連，餓鬼喬在每一次積極完成任務指示之后又被新增加的任務打擊，顯然更容易崩潰，事實上整部小說里，餓鬼喬都顯得精神異常，和貓打架成了他的標志，因為他需要發(fā)泄自己積壓的怨氣。

弗盧姆其實在書中出現(xiàn)次數(shù)不多，但他顯得十分可憐，由于懷特玩笑式的威脅，他恐懼地逃去向梅杰少校報告，卻又受了第二重威脅，從此形如野人地生活在林子里，而其根源，不過還是每個人都有的，“不想死”的愿望而已。

在眾多畸變的戰(zhàn)友之中，克萊文杰這個形象顯得獨特：他代表的是合理性——除了求生之外的，人類本應該獲得的，其他各種合理性。然而他不幸是這支瘋狂隊伍中的一員，從而使他追求的合理在一大群瘋子中間流于不識時務。他與約塞連頻頻爭吵，因為約塞連只立足現(xiàn)實，而克萊文杰的追求與荒謬的現(xiàn)實之間有著巨大的鴻溝。用約塞連的話說，克萊文杰屬于那種很有才智卻全無頭腦的人。最后，他消失了。

大家原本都覺得克萊文杰死了，但奧爾的故事給了眾人以希望：大家發(fā)現(xiàn)這個整個中隊最標志性的瘋子居然是個假癡不癲的天才，他屈從于不合理的制度之下，用瘋狂掩蓋自己的意圖，卻沒有一瞬間忘記自己逃生的愿望。奧爾與克萊文杰是完全相反的兩種人，卻得到了同樣的失蹤的結局，失蹤本身是介于生與死之間的模糊界限，這一精彩設計模糊了作者本人的意圖，我們永遠不知道在他心目中，克萊文杰應該得到怎樣的結局，但兩種說法都有自己的價值——死，則如屈原一般以死明志，生，則給人以堅持正道的希望。

另一個以追求合理為存在意義的人是隨軍牧師，他屬于不需要為生命安全擔心的那一部分人，但他仍然被不合理的制度迫害著。在結尾處，他獲得了勇氣，要與這些不合理斗爭到底，作者沒有寫出他的結局，這和克萊文杰的失蹤一樣，算是作者對這種堅持合理的人物最后的善意。

說到這里，各位可能已經發(fā)現(xiàn)了，這本小說中塑造最完整的兩個人物，約塞連和米洛還沒有正式分析。

約塞連與米洛代表的依然是小說思想內核的正反兩方：約塞連代表著最根本的合理性，即生存；米洛則代表著最根本的不合理，即妨礙他人的生存。

有一點可能會讓大家大跌眼鏡：在小說中死去的戰(zhàn)士的死因，與米洛有直接聯(lián)系的甚至比與卡思卡特有直接聯(lián)系的還要多——約塞連房間里的死人馬德，死于米洛與德軍做的交易中；大大影響約塞連對生命觀感的斯諾登，由于米洛偷走了嗎啡在萬分痛苦中死去；直接導致內特利與多布斯戰(zhàn)死的最后一次飛行次數(shù)增加，是米洛特意向卡思卡特建議的結果；更不要說那場荒謬萬分的，對己方營地的轟炸——而米洛為那場轟炸付出的代價，甚至只有區(qū)區(qū)一把折疊椅！

米洛的手是干凈的，他從來不親手殺人，但他殺死的人最多！這是由作者決定的，海勒完全可以多塑造幾個因卡思卡特的愚蠢決定而送命的戰(zhàn)士，但他沒有，反而將大部分出現(xiàn)在小說中的死亡扣在了米洛的頭上，由此可以證實，作者塑造這個投機壟斷商人，是為了表達他對這種殺人不見血的商人的痛恨，以及對為其提供了上升空間的荒謬制度的血淋淋的控訴！

最后，我們再說說主角約塞連？

其實已經沒有什么必要了。約塞連是自私的，約塞連不想死，約塞連偶爾也追求合理，約塞連曾經也屈從于制度：他只不過是無數(shù)在那場戰(zhàn)爭中戰(zhàn)斗而幸存的戰(zhàn)士之一。

人們呼喊英雄，而《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里沒有英雄，沒有人替我們制裁卡思卡特與米洛之流——牧師也許將會是，但我們不知道他的結局。然而約塞連將活得比英雄更加長久，這是包括我在內的讀者們所不期待見到的——我們忘記了我們和約塞連并沒有什么不同。

如之奈何？

無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