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的趙壹在《非草書》中生動地描繪了當時的書法家：后世慕焉，（慕張芝等草書家）專用為務；鉆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眾座，不惶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角思)出血，猶不休輟。
意思就是后世的人仰慕他們（張芝等），卻專心致志地學習草書。。。。。。即使和大家群坐在一堂，也沒時間談天、博戲，只顧著伸出手指在地上畫來畫去，以草在墻上刮來刮去，以至于手臂都破皮了、刮傷了，指甲都斷了，甚至指甲都外露、出血了，也還不肯休息、停止。
哎呀，真是太發(fā)憤用功了。篆隸用筆較為單一，且篆書不易識，草書不同，變化不窮，名家之作，如矯矯神龍，給人以極大的震撼。在東漢末季，書法家終于有機會在文化領域占一席之地。
漢靈帝劉宏有才藝，愛好文學，書法。他引召太學生中能為文、賦者待制京城洛陽鴻都門下，以后又將許多善尺牘和工書鳥篆者都加以引召，于是有數十人。光和元年（178）設立了鴻都門學。
鴻都門學所招收的學生和教學內容都與太學相反。學生由州、郡三公擇優(yōu)選送，多數是士族看不起的社會地位不高的平民子弟。開設辭賦、小說、尺牘、字畫等課程，打破了專習儒家經典的慣例。宦官派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對鴻都門學的學生特別優(yōu)待。學生畢業(yè)后,多給予高官厚祿，有些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還有的封侯賜爵。師宜官弟子書家梁鵠后來即曾出任涼州刺史。鴻都門學一時非常興盛，學生多達千人。
鴻都門學中以師宜官，梁鵠，毛弘等人書法最為知名。師宜官，最善八分書。（即隸書）其書“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驎r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直，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板），梁鵠乃益為柎（板），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板）。”（見《四體書勢》）
書法家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熹平四年，搞了一部石經，是用隸書一體寫成，字體方平正直、中規(guī)中矩，極為有名，故也稱為《一字石經》。
中規(guī)中矩四字，道出了它不可能成為書法，雖然后世推崇備至。正如語文教科書上的印刷楷體課文，我也不打算把它拔高成書法。但是，如此浩大工程，當然是要有書學方面專家指導的。也即后來的鴻都門學中人·（此處尚須更多史料的支持）。史書指蔡邕負責了部分書丹，實際上，七部經典，蔡邕很可能只是提出指導性意見而已。正如同樣身為書法家的解縉，總裁了明代《永樂大典》，而《永樂大典》卻是一板一眼的形同木偶的手寫楷書一樣。書法要自然，經典要規(guī)范，這里沒有調和的余地。
在這個過程里面，各路人才，云集洛陽。年輕的皇帝延攬賢俊，開創(chuàng)圣朝新氣象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梁鵠出身于太學，也許，起初的時候，鴻都門學與太學在選人方面并非有著不同的標準。
有的關于漢代書法的論述稱鴻都門有書家數百人，這決無可能，以唐王朝而論，書家才有幾人？說到底，還是文學之士為多。
很明顯，它打破了地方豪族對人才選拔之壟斷。快樂的日子過得飛快。被動了奶酪的士族紛紛上書皇帝，指鴻都門學全是奸佞小人，書法家們很快被妖魔化了，一如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提到鴻都門學書家，往往強調其工鳥蟲篆，而不提他們所擅長的八分書，章草。因為鳥蟲篆意味著缺乏實用性，很好地暗示書法家是無用之人。
在今天，打著書法家旗號騙錢的，有戲子（演員不干這種事），有貪官，也有不會寫字的連永字八法都未掌握的所謂文化人如余秋雨之流（此君的文化未必包括《說文》《九勢》等等）。一方面污蔑從事書法的人，一方面又要把自己裝扮成書法大師。
古往今來，同樣的故事，不同的主角。
如同《熹平石經》的豐碑，在歷史長河里，忽而重現，忽而磨滅。也曾在洛陽的春風里，傲然矗立，迎接四方的驚呼，贊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