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東也挖，西也挖，只能慢慢往下挖

? ? ? ? 關于西來說的爭論如果脫離了考古發(fā)現，那不過是假說臆測的斗嘴。要探討其真?zhèn)沃荒苋缑绹鴮W者貝特霍爾德·勞費爾（Berthod Laufer）所說，要增進我們對中國古史的知識，唯一的希望在與鐵鏟而已。[1]

1.橫空出世的仰韶

? ? ? ? 中國早期的野外考古幾乎被西方人所壟斷，1860年，英國人約翰·安德森（John Andersson）在云南挖掘出石斧、石錛等磨制石器。此后，西方人又在山東、河北、內蒙、四川、云南、新疆等地陸續(xù)發(fā)現了零星的石器。甲午戰(zhàn)爭后，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多次前往遼東半島和蒙古草原，發(fā)現了不少史前遺跡，并于1911年和1915年發(fā)表了考古報告，依據出土器物的差異認定遼東半島的為肅慎族遺跡，而蒙古草原發(fā)現的則為東胡族遺跡。

? ? ?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發(fā)掘出一處新石器遺跡，出土了大量的彩陶和石器。此后又在附近發(fā)掘出不招寨、楊河村、西莊村、秦王寨、牛口峪、池溝寨等六處史前遺跡，并統(tǒng)一命名為仰韶文化。

? ? ? ?1923年，安特生和助手在甘肅西寧附近的十里堡村挖掘出與仰韶文化類似的彩陶、石器、骨器，并在青海湖沿岸發(fā)現了朱家寨等遺跡。次年，又在甘肅發(fā)現了齊家、馬家窯、馬廠、沙井等遺址。與此同時，中國考古學家李濟也在山西發(fā)現了具有仰韶文化特質的西陰村遺跡，使得仰韶文化分布范圍繼續(xù)擴大。

? ? ? ?此前在四川、內蒙、東北發(fā)現的史前遺跡，被西方學術界認定為是東胡等少數民族所存留的，因此便有了漢族無石器文化的假說。安特生此時的第一個要務是確定仰韶文化究竟屬于哪個民族。安特生通過對比認為“所有獸骨盡屬豕類，也有以豬骨做鏃刀環(huán)玦者，查其種屬，要當屬家畜之豬而非野豕。今之漢族固仍以豬肉為食之大宗，而蒙古人則未嘗有此[2]”。也就是說安特生從出土的獸骨推斷出仰韶文化的主人是食豬肉并實現了家豬馴化的漢族祖先。同時安特生還發(fā)現“仰韶所出陶鼎有煙熏火燒的痕跡，而這種陶鼎與北京街頭所售的砂鍋極相似。其次發(fā)現仰韶出土的陶杯與當時紫禁城美術博物館收藏的漢代銅杯相似。但是最關鍵的是他注意到仰韶的陶鬲與周代金文中的鬲字如出一轍，除了陶鬲較高瘦而且單耳外，幾乎沒有什么區(qū)別[3]”?；谏鲜鐾茢啵蔡厣J為仰韶文化屬于漢族的史前文化，并稱之為“中華遠古之文化”。

? ? ? ?但是，安特生無法解釋橫空出現的彩陶。在把仰韶文化和中亞安諾文化、特里波列（在基輔附近的特里波里村）文化的彩陶紋飾進行比較后，安特生認為三者紋飾相近，因此認為仰韶彩陶可能是從中亞由西向東傳來的。不過安特生是個嚴肅學者，并未武斷的下判斷，而是向參與安諾遺跡發(fā)掘的德國考古學家施密特做了請教。施密特經研究對比，基本否定了安諾彩陶與仰韶彩陶之間的傳播關系，“（一）安氏的比較圖只注意到彩陶的紋飾，而沒有注意到制造技術、色彩、磨光程度等方面；（二）安諾一期與特里伯列的年代并不相同，仰韶文化的年代也無定論，在這樣的情況下，難以確定它們之間的關系[4]”。

? ? ? ?隨著甘肅青海仰韶文化遺跡不斷發(fā)掘，安特生轉而接受李?；舴业男陆鹪凑f。1924年其在《甘肅省的考古發(fā)現》一文中稱“由地理環(huán)境上之分析，確示新疆為吾人最后解決仰韶問題之地也。因吾人于此可以識別一種蒙古利亞民族（即黃色人種）當新石器時代曾受西方文化之影響，亦或受西方人種之影響[5]”。文章一發(fā)表立刻遭到了瑞典漢學家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的反對。高本漢認為安特生的推論與考古發(fā)現自相矛盾。如果中國文化真從新疆而來，那么史前文化特征應該是甘肅比河南更為明顯，但是依據安特生的考古報告，“（一）代表中國文化特征的鼎、鬲之屬以及瑗戈等物，罕見于甘肅仰韶文化中；（二）甘青地區(qū)的石刀骨刀等也不見于河南的遺跡里；（三）甘肅所出的大量彩陶并非與河南仰韶彩陶完全一致[6]”。事實證明高本漢的推論相當準確，隨著考古的逐步深入，基本可以確認鬲是中國文化的代表，發(fā)源于陜豫晉的交界地區(qū)，是由東向西傳播的[7]。

? ? ? ?安特生曾拜托北京猿人的命名者加拿大人步達生（Black Davidson）鑒定仰韶、沙鍋屯、甘肅等地出土的人類遺骨。而步達生的鑒定結果也否定了外來人種西遷說，關于仰韶、沙鍋屯與甘肅諸地人骨的鑒定結果說明三地皆為嫡派亞洲人種，并無其他的種族因素[8]。

? ? ? ?隨后對新疆、甘肅彩陶的考古結果，也逐漸證實安特生彩陶西來說的謬誤?！?b>發(fā)掘了33厘米，分了四層，上層同地表，仰韶和辛店陶片互見，第二層僅辛店陶片一種，第三層第四層則全為仰韶陶片，這使得安特生相信仰韶文化確實早于辛店文化[9]”；“其次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新疆發(fā)現了幾個出土彩陶的地點，安氏通過比較，發(fā)現同仰韶期彩陶沒有關系，因此在地域上很難把仰韶彩陶同西方彩陶連接起來[10]”。換而言之，考古學的發(fā)現證明了仰韶彩陶不來自西方，在中國境內呈現了從東向西傳播的特征。

2.?從小屯到龍山

? ? ? ? 雖然考古發(fā)現否定了彩陶西來說，但這一過程是漸進的。從1924年安特生初次提出彩陶西來說到40年代最終放棄該學說，間隔二十余年。在這二十多年間，彩陶西來說在考古學界還是居于優(yōu)勢地位。

? ? ? ? 1921年，安特生與助手、奧地利人奧托·師丹斯基(Otto Zdansky)在北京周口店雞骨山考察中發(fā)現了一些白色帶刃的脈石英碎片，安特生敏銳地意識到這些碎片鋒利的刃口可以用來切割獸肉。1926年，周口店出土了二枚人類牙齒化石。1929年，中國學者裴文中在周口店龍骨山發(fā)掘出一個完整的猿人頭蓋骨化石。此后又陸續(xù)發(fā)現五個比較完整的頭蓋骨化石及其他肢骨，還有大量的石器。雖然在人種認定上有過反復，但最終德國學者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認定，中國猿人與現代人類中的蒙古人種有著更直接的發(fā)育關系[11]，其發(fā)表的《中國猿人的頭骨》一文中羅列了中國猿人與蒙古人種相似的十二種特征，其中包括鏟形門齒。北京猿人是第一次在亞洲大陸發(fā)現猿人化石，也直接證明了黃色人種始終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

? ? ? ?1928年，李濟在安陽小屯通過考古發(fā)掘，發(fā)現了大量的卜骨、青銅器、陶器、玉器、石器以及馬牛羊等動物遺骸。綜合考量了中國史料記載、考古遺跡和出土的甲骨文解讀，安陽小屯最終被確定為商朝都城——殷，即前14世紀盤庚遷都之所，商晚期文明就此重見天日。

? ? ? ? 安陽殷墟的發(fā)掘雖將中國信史時代前推至前14世紀，但殷墟發(fā)達的青銅文明和仰韶彩陶文化反差巨大，除了陶鬲、石刀等少數文化特征外，商周文明的大量特征都無法在仰韶予以對應。安特生發(fā)現仰韶文化時曾依據仰韶文化晚于安諾文化早于商周文明的假設，推斷仰韶文化存續(xù)時間是前3000-前1500年，后隨著甘肅仰韶文化的發(fā)現，調整為前3500-前1700年。安陽殷墟發(fā)現后，二者的間隔期縮短到了三百年，顯然在這么短的時間內無法完成彩陶文化向青銅文化的過渡。

? ? ? ? 李濟根據殷墟發(fā)現的仰韶彩陶碎片以及在太行山以西平原無仰韶遺跡的情況，提出殷商文化之代表于小屯或者另有一個來源，仰韶與它的關系最多不過像遠方的叔侄，輩分確差，年齡卻甚難確定[12]。徐中舒經過研究也認為依據出土的實物，顯示小屯和仰韶在生活習俗、銅器花紋、動物紋樣上有諸多不同。因此，推斷“依據中國史虞夏民族分布的區(qū)域，斷定仰韶為虞夏民族的遺跡[13]”，“小屯文化既與仰韶文化分屬兩個系統(tǒng)，而且小屯有青銅器及甲骨文字等較仰韶遺物更加復雜，這樣豐長的文化應當有所承受[14]”，“殷民族頗有由今山東向河南發(fā)展的趨勢……我以為小屯文化的來源當從這方面去探求[15]”。

? ? ? ? 同一年，李濟的弟子吳金鼎在山東章丘龍山鎮(zhèn)以東的武源河東岸發(fā)掘出一處新石器遺址，出土了陶片、骨笄和磨光石斧等物品。出土的陶片為磨光黑陶，明顯異于仰韶彩陶。此后李濟親自主持發(fā)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卜骨，其中瓶、鬲、鼎、盆、盤、杯等陶器的形制與殷墟等地出土的青銅禮器十分相似。城子崖遺址首次發(fā)現了由牛和鹿等肩胛骨修治的卜骨，卜骨上刻有類似文字的符號，這與殷墟遺址發(fā)現的刻有甲骨文、用于占卜的龜甲和獸骨是一脈相承[16]。這一以黑陶文化作為主要標志的城子崖遺跡命名為龍山文化。

? ? ? ? 1931年，梁思永在安陽高樓莊后崗主持了一次考古發(fā)掘，發(fā)現了三疊層遺跡。最上層出土的陶片、石器、骨器、卜骨及銅銹顯示為標準的小屯商文化特征。中層出土了光面黑色陶片、三足豆、鬲、鼎殘片骨器、卜骨，顯示出明顯的龍山文化特征。最下層出土的彩陶、缽、鼎、瓶等器物，為仰韶遺物。在沒有碳14可以認定的年代下，后崗三疊層的挖掘，第一次明確了殷墟、龍山、仰韶三個文化的先后順序。

? ? ? ? 此后，考古學家陸續(xù)在山東、河南、陜西、 河北、遼東、江蘇等地，發(fā)現了七十余處龍山文化的遺跡，城墻、青銅、卜骨等商文化特征不斷出現。一個迥異于仰韶彩陶文化的龍山黑陶文化得到了世人的認可。正如李濟在《城子崖· 序》中說：“有了城子崖的發(fā)現，我們不僅替殷墟文化的來源找到了老家，對于中國黎明時期文化的認識我們也得到了一個新階段[17]”。以卜骨、相似形制的陶器為代表的龍山——小屯文化的承繼關系，清晰地證明了中國古文化的連續(xù)性。

3.?夷夏二元論、安特生的轉變與執(zhí)拗

? ? ? ? 梁思永在完成了后崗三疊層的考古挖掘后，發(fā)表了《小屯、龍山與仰韶》一文。文章從三疊層中出土的遺跡、遺物包括陶器（陶質、陶色、器型、紋飾）、石器、甲骨和青銅器以及結合地層關系詳細說明了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是不同的兩個文化系統(tǒng)，他們有各自的分布地區(qū)和文化系統(tǒng)[18]。

? ? ? ? 1935年傅斯年發(fā)表《夷夏東西說》，正式提出了以仰韶彩陶和龍山黑陶為代表的文化二元論。在文中，傅斯年指出“在中國三代時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進由部落到帝國，是以河、濟、淮流域為地盤的。在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式只有東西之分，并無南北之限。歷史憑借地理而生，這兩千年的對峙是東西而不是南北。所以以考察古地理為研究古史的一個道路，似足以證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體上有東西不同的兩個系統(tǒng)，這兩個系統(tǒng)因對峙而生爭斗，因爭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進展。夷與商屬于東系，夏與周屬于西系[19]”。

? ? ? ?龍山文化發(fā)現后，學者發(fā)現原本認定的仰韶文化中混入了不少龍山文化遺存。吳金鼎在分析對比了豫西地區(qū)出土的陶器后，通過模制高于仰韶陶器、形制更加復雜多樣、彩陶缺失、陶鬲等器物與青銅鬲高度相似等特點，指出安特生發(fā)現的不招寨遺跡文化歸類有誤，不招寨的陶器類型與其余兩個遺跡判然有別，盡管不招寨與仰韶村距離很近，但沒有什么可以把它們聯結起來[20]。劉燿在《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中明確將不招寨遺跡歸入龍山文化。同時首次提出在仰韶遺跡中也存在龍山文化遺存，仰韶村的史前遺址正是兩種文化的堆積而不是這兩種文化融合為一之后的遺存[21]。

? ? ? ? 1937年，安特生來華參觀了龍山文化的出土器物，開始反思和檢查自己早年的發(fā)現和推論。同時，隨著中國學者在中國西北地區(qū)的考古的不斷深入，安特生早年提出的仰韶文化分為六期，存續(xù)于前3500-前1700年的推論開始遭到質疑。中外學者逐漸得出了齊家文化晚于仰韶；甘肅彩陶晚于河南、甘肅史前文化并非一個系統(tǒng)[22]等結論。面對新的考古證據，特別是在原先歸入甘肅仰韶文化的辛店、寺洼、沙井等遺跡中出現青銅器物，使安特生將此三期存續(xù)時間調整為前1300-前500年，并承認辛店、寺洼、沙井期文化，與真正的中國文化聯系很少……可能是先秦時期的蠻族文化[23]。同時，安特生在《中國史前史研究》一書中指出“在河南及甘肅仰韶時代，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有另外的種族參加了陶器的制作；精美的彩陶以及其他陶器，說明早在仰韶初期，中國人就是陶器的主人[24]”，從而放棄了彩陶西來說。

? ? ? ? 雖然放棄了彩陶西來說，但是安特生仍然堅持把齊家、仰韶、馬廠三個時期視作仰韶文化的發(fā)展周期，不過期限壓縮到了前2500-前1300年之間，同時通過比較仰韶村內部遺物的互相關系，然后又將整個仰韶村文化遺存與龍山文化進行了對比[25]，提出了仰韶村的發(fā)現可能只是黑陶的開始階段，彩陶衰落之后，在此基礎上發(fā)展起陶甑、骨卜和城墻，最終形成成熟的龍山文化[26]的推論。

? ? ? ?安特生的執(zhí)拗其實是對夷夏東西說有所懷疑，但是由于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小屯、龍山、仰韶等史前考古工作全部中斷。東西二元論的進一步論證直到五十年代才重新啟動。

? ? ? ?（未完待續(xù)）

[1]?《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陳星燦。

[2]《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陳星燦。

[3]?《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陳星燦。

[4]《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陳星燦。

[5]?《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陳星燦。

[6]《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陳星燦。

[7]《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陳星燦。

[8]《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陳星燦。

[9]《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陳星燦。

[10]《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陳星燦。

[11]?《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陳星燦。

[12]《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陳星燦。

[13]《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陳星燦。

[14]《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陳星燦。

[15]《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陳星燦。

[16]《城子崖遺址的保護與開發(fā)研究》，曹鋒。

[17]《“夷夏東西說”學術史考察》，顏偉明。

[18]?《“夷夏東西說”學術史考察》，顏偉明。

[19]?《“夷夏東西說”學術史考察》，顏偉明。

[20]《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陳星燦。

[21]《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陳星燦。

[22]?《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陳星燦。

[23]?《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陳星燦。

[24]《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陳星燦。

[25]《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陳星燦。

[26]《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陳星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