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俊昊或許是當代最擅于利用電影類型去表現(xiàn)命題的導演之一。在他的早期作品《殺人回憶》（2003）中，故事描述一場凝重而懸疑的刑案偵查過程，但當電影的最后一個鏡頭浮現(xiàn)，觀眾意會到殺人兇手的身分可能并非電影關注的方向，真正有待追查的，是時代背景下被隱沒的過去。奉俊昊始終把他的個人關注埋藏在電影類型中，而他扎實的故事結構與寓意的細致表達，也讓作品不致流于說教。
2019 年，奉俊昊新作品《寄生上流》（Parasite）奪得坎城影展金棕櫚獎，也是史上第一部獲得此殊榮的南韓電影。在這部作品中，他以「Parasite」（寄生蟲）為題，講述由四位主角組成的清寒家庭，透過偽造文書、謊言、騙局，去滲透一個中產家庭的過程。不出所料，電影包含諷刺喜劇笑料、少許驚悚時刻與犯罪電影的機巧，而我認為，奉俊昊描繪出的不僅是社會階級對比下的悲喜元素，也是在當代社會中，人與人相處不可能跨越的鴻溝。
我必須提醒讀者，奉俊昊導演希望觀眾能在戲院中享受他安排的觀影體驗，而不被事先劇透，甚至寫了一封公開信表達這個愿望，故我會盡可能在不透露關鍵轉折內容的前提下，完整表達自己的意見。但畢竟，我想做的是分享我對電影的看法，而不只是推薦大家走進戲院（如果你對于是否該看《寄生上流》需要任何意見，我的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如果可以，我仍想推薦大家在觀賞過電影之后、再來閱讀相關資訊，這會是較好的做法。
事實上，《寄生上流》不是依靠結局反轉來撐場的電影，但電影中段揭露的「秘密」確實在這個故事中起了驚人的效果。它與「某個角色會不會死？」那樣的問題是截然不同的。電影中段使用一個單純而震撼的跟蹤鏡頭，去前往這個秘密的深處，那顆鏡頭的空間感本身就是「鴻溝」的具象化表現(xiàn)。它的效果是很值得在影院體驗的。
在一部諷刺喜劇中，我們習慣期待影片呈現(xiàn)出一些反差感以表現(xiàn)笑點。如果角色是高貴的上流階級，觀眾可能會看到他們私底下滑稽、笨拙的一面去誘發(fā)這種反差的笑料。當然，在《寄生上流》中仍然有些這樣的類型手法，但真正讓電影充滿魅力的是它對上流階層的正面描繪，其中包含一些在社會中被視為規(guī)矩與常識的法則，這些法則在最終導致故事的引爆點發(fā)生。
「我無法忍受逾越界線的人」，這是由李善均飾演的樸社長在片中的臺詞，這個「界線」表現(xiàn)出人與人相處之間的分際，甚么時候該結束對話？甚么隱私不該輕易觸碰？樸社長并沒有輕易把他對于「不同身分、不同階級」的看法表露出來，甚至是在跟親密伴侶的閒談中，他也僅用一些保守的方式去形容這些觀點。這是人們在現(xiàn)代社會中隱諱地處理人際問題的方式，這個「界線」最終卻劃出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就像是走在路上、坐在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時，人與人之間的安全距離，看到不想相認的熟人會想躲開、對衛(wèi)生狀況不好的環(huán)境自動回避……這些小動作構成《寄生上流》在后半段的沖突感，它成為兩個群體之間如何被這個界線阻絕開來的表現(xiàn)。
很多電影制作者都在做這樣的嘗試，去把社會當中某些群體碰見的真實焦慮融于電影中。我可以想到最好的例子是《逃出絕命鎮(zhèn)》（Get Out）與它的前身《失嬰記》（Rosemary's Baby，1968），這兩部驚悚電影在描述的都是一些身份問題，它們并不需要樣貌恐怖的鬼去制造驚嚇效果，最恐怖的橋段都在那種群體與群體的隔閡感之間。當然，我不是說《寄生上流》是另種版本的《逃出絕命鎮(zhèn)》，這個形容很不恰當，但在細節(jié)上，它們都與社交驚悚（Social thriller）類型電影有所連結。
所以，奉俊昊怎么去描繪這些群體的本質？貧窮畢竟不是一種膚色或一種性別，它似乎更難被表現(xiàn)在角色的內在中。當觀眾望向身為主角的一家四口，導演先讓觀眾看到他們能快速「滲透」進上流階層的本領：他們的社交應對、機敏反應比起有錢人有過之無不及，他們的生活閱歷亦可以處理許多有錢人無能面對的問題。在此同時，奉俊昊也在后頭鋪陳另一個反面特征：氣味。
在兩個家庭的相處過程中，感官元素開始在故事中浮現(xiàn)。電影里描述，氣味是沒辦法被掩蓋的。最有趣的是，從最小的小朋友一句話不經意地點醒開始，對此產生覺察的每一個角色，開始慢慢地發(fā)現(xiàn)更多彼此間氣味的差異。氣味在電影中轉化成為一種深往內在沖擊的自覺問題，角色間的裂痕全然是由這種自覺開展的。察覺到自己「不屬于他們」之后，那道無法被跨越的鴻溝，便如同那個不能，也不可能被發(fā)現(xiàn)的秘密一樣浮現(xiàn)。
我認為這是奉俊昊的巧妙觀察。階級甚么時候開始對立？從意識到彼此的身份全然不同開始，即便我進入了他們的世界，我也不會感到快樂，即使我穿著他們穿的衣服、吃他們吃的食物，我也成為不了他們，也無法從現(xiàn)在這個身份中解脫。這種龐大的身份焦慮感最后致使電影中的兩個角色做出無法逆轉的決定，「我能融入這里嗎？」，當年輕的兒子站在二樓的房間旁，看著窗戶外的景象，這是我在電影中最感到心碎的一個提問。
《寄生上流》在電影后段喚醒的是許多關于社會身份的回憶，如同曾有許多黑人觀眾在看完《逃出絕命鎮(zhèn)》之后抒發(fā)他們跟白人相處的記憶，《寄生上流》更普世性地表達了，在社交上，我們開始意識到有些人「與我們不同」的那個片刻，不管是對下的或對上的、是讓我們自卑或讓我們羞于承認的。氣味始終是深徹入骨的東西，它從我們的童年、家庭環(huán)境而來，是某些不知是否該放棄的東西，決定了角色最后的命運。
當然，觀眾也無法避開電影最后的一個提問。兒子表達了一種想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他可以透過努力去翻轉自己的地位，然后最終，他可以跨過那條鴻溝，去擁抱自己的父親。我想這是奉俊昊在他輕巧的寓言故事中放入最耐人尋味的問題，不僅僅是「我們是否能透過努力去跨越這條鴻溝」，而更是「在有人跨越鴻溝之后，另外那些被留在底下的人，是否還能走出來？」──對于一個可能無法達成的擁抱來說，這是一個更難被解答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