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是一部由合到分再到合的場面宏大、人物眾多、時間跨度之長、攜帶濃厚歷史感、堪稱史詩級作品的章回體歷史演義小說。
時間上以漢靈帝建寧元年（168）的黃巾起義為始，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統(tǒng)一全國為止。
線索上以魏蜀吳三大政治集團為主，其中又以魏蜀兩國矛盾紛爭為主干，在寫兩國紛爭時尤以蜀漢的故事為重點，在寫蜀漢時又以諸葛亮為中心。如此層層遞進，串聯(lián)起整個故事。
因果上，以十常侍之專政而起，據(jù)《中國四大名著講演錄》所說，“因東漢王朝朝綱紊亂，才讓十常侍之類的宦官橫行霸道，這才激起了黃巾起義，才有了英雄聚義，有了諸侯的兵備，有了諸侯討董卓，也就有了諸侯割據(jù)的局面?！?/p>
縱觀整本小說，反映了許多主題思想，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擁劉反曹”思想。為何擁劉？為何反曹？
原因很多，分析如下：擁劉原因之一：因為劉備乃中山靖王劉勝之后，漢景帝閣下玄孫。其實歷經(jīng)十八世，追究下來血緣關(guān)系已經(jīng)很淡了，但只要漢室不倒，終歸是正統(tǒng)的皇室血脈。時人雖多有疑劉備血統(tǒng)者，但正如諸葛亮舌戰(zhàn)群儒時答道：“劉豫州堂堂帝胄，當(dāng)今皇帝按譜賜爵，何云‘無可稽考’？”，不論如何，劉備的身份是得到了皇帝認可的。古人大多講究名正言順，有了這層關(guān)系后，人們跟隨劉備起義并全力擁護他也就顯得不足為奇了。擁劉原因之二：因為劉備是一個寬仁待民、以義待士的賢德明君。正如《孟子·離婁上》所言：“的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適逢亂世，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人民正急需一位能夠厚待百姓、掃除污濁，還政清明的仁主。而把“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以人為本”做為畢生政治愿望的劉備恰巧在這時應(yīng)運而生，成為了光明理想和正義力量的化身，民心所向，焉有不擁之理？
反觀曹操民心向背的原因正巧與劉備相對，其一是因為曹操是相國曹參之后，理該世為漢臣，而今卻心懷篡弒，常挾天子以令諸侯，“托名漢相，實為漢賊”，行此大逆不道的行徑一方面會引起君臣觀念根深蒂固的人對其口誅筆伐；另一方面也會讓大權(quán)在握的各路諸侯怒火難平，群起攻之。其二是因為曹操行事陰險狡詐，兇殘狠毒，嫉妒賢才，不如劉備得民心，因而時人多擁劉而反曹。
羅貫中奉行儒家準則，以忠義作為評判是非的主要標桿，《三國演義》中劉備仁，關(guān)羽義，孔明忠，無不體現(xiàn)了濃厚的儒家理念。再加之南宋朱熹的推崇，以及民間一直就有的傾向，導(dǎo)致“擁劉反曹”仿佛就成了封建正統(tǒng)思想一般。
但據(jù)《明清小說研究》言“從史學(xué)方面看，陳壽《三國志》到司馬光《資治通鑒》，都以魏為正統(tǒng)。南宋朱熹《通鑒綱目》始稱蜀漢為正統(tǒng)。清初毛宗崗父子帶著強烈的正統(tǒng)思想和故國之思修訂《三國演義》，進一步渲染和強化了“尊劉貶曹”傾向?！奔础皳韯⒎床堋币徽f是否正確仍存在爭論。
會出現(xiàn)這種思想傾向，究根到底無非是因為大部分人認為劉備是忠義仁慈的化身，曹操是奸臣亂賊的象征，然而，劉備亦有陰險狡詐的時候，曹操也有寬厚大義的一面。據(jù)悉，自從1959年郭沫若、翦伯贊等歷史學(xué)家“替曹操翻案”以后，說到歷史上的曹操，人們大多交口贊譽，認為他是一位推動歷史前進的英雄人物。因此，當(dāng)劉備并沒有想象那么好，曹操并沒有想象那么壞的反例逐漸增多時，這種封建正統(tǒng)思想還會如此堅不可摧嗎？
先說劉備。有人調(diào)侃劉備的江山是哭出來的，不置可否，但劉備每次哭確實都不是白哭的。
三顧茅廬，淚沾袍繡，衣襟盡濕，終于哭動了諸葛亮出山；子龍單騎救主，下馬見玄德伏地而泣，玄德亦泣，怒摔阿斗，獲得趙云耿耿忠心。然而，孩子摔出問題了嗎，并沒有。若真是憤怒一摔，最起碼也該有個哭聲吧。本來趙云出生入死為劉備奪回孩子，劉備才應(yīng)該是感激涕零的一方，但就這么一摔，不僅不用還恩情，反而讓趙云感動的一塌糊涂，泣拜曰：“云雖肝腦涂地，不能報也！”通過恰到好處的拿捏，不傷任何一方，便來了個劇情大反轉(zhuǎn)，巧妙的轉(zhuǎn)換了事情的承受雙方，反應(yīng)之快，妙哉！當(dāng)陽縣撤退，攜民渡江，見哀鴻遍野哭聲不絕，劉備大慟得想投江而死，借此收攬了大量民心。其實跳河一舉明顯是假，但劉備表演的情真意切，輕易便糊弄住了老百姓。毛宗崗在評論劉備時，曾說：“或云玄德欲投江與曹操之收買民心一樣，都是假處。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為假。雖同一假字，玄德勝曹操多矣。”只能說御心之術(shù)，劉備之用的不著痕跡更甚于曹操?！蹲x三國說英雄》一篇，對劉備的眼淚總結(jié)的很好：既是英雄之志的表露，又是義士性情的表現(xiàn)，還是仁君心性的流露，更是梟雄之心的展示?！?/p>
除卻眼淚，劉備的過分謙讓也給人一種虛偽做作的感覺。在第十二回中，陶謙三讓徐州于備，固辭不受，陶謙死后，徐州百姓擁擠府門哭拜并關(guān)、張二公再三相勸，玄德才勉強同意權(quán)領(lǐng)徐州?？扇粽嬉剔o不受，那就無論如何也不接受啊，可他卻非要通過這種方式營造出自己是騎虎難下不得不受的感覺，說白了，就是矯情。
相似的橋段還有很多。在張松獻圖勸劉備取西川時，劉備一方面說“他日事成，必當(dāng)厚報”，但又在龐統(tǒng)獻議圖西川時說“不忍取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國富民強，從劉備一前一后的話語加之廣布恩德以收民心的行為來分析，他哪里是不想奪益州，只不過礙于情面又師出無名，不想強占背上罵名罷了，非要找點事出來，制造出劉璋欺人太甚的架勢，然后再興兵奪之。虛偽陰險的形象在此刻呼之欲出。赤壁之戰(zhàn)后，劉備集團毫不客氣地取南郡，奪荊州，襲襄陽，挫敗了周瑜，氣得他金瘡發(fā)做而死，又何嘗是真心想和東吳結(jié)盟呢？“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說穿了，也不過是先從自己的政治利益集團出發(fā)，無論盟友還是契約，一旦與利益沖突，皆可背棄，借荊州如是，取益州如是。正如《中國四大名著講演錄》所說“為了成大事，劉備以堅強積極的意志去抑制急、暴、譎的一面，而突顯寬、仁、忠的一面，因而有時會因為兩方面的不平衡而顯得偽善。”
再說曹操。世人皆言曹操為奸臣亂賊，雖托名漢相，實乃挾天子以行帝權(quán)。然而，當(dāng)時天下大亂，皇帝無能，群雄并起，逐鹿天下，“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只要誰有統(tǒng)治與愛民的力量，誰就可以做主宰。孫堅、袁紹、袁術(shù)、張角等人誰不想自號稱王，那曹操為什么就不能分一杯羹呢？不可否認，曹操確實殺了呂伯奢全家，在為父報仇時也殺了許多百姓，因此被后人永遠釘在了恥辱柱上，欠下了還不盡的血債，但人不止一面性，有過也有功，有非亦有是。他審時度勢的應(yīng)變能力、知人善用的王者氣質(zhì)以及深謀遠慮的政治智慧皆讓人贊嘆不已。
在密議獻刀殺董卓時，應(yīng)變迅速，雖然結(jié)局是失敗的，但比起那些只知道哭哭啼啼卻做不出實際行動的人來說，曹操絕對算得上有膽有識，敢想敢做了。殺董卓失敗后，曹操潛回陳留，發(fā)矯詔，招義兵，豎“忠義”旗，會諸侯，作檄文，真心實意推舉袁紹為盟主，盡心盡力。出謀劃策。通過獻議殺董卓以及。招義兵等事情來看，我認為曹操當(dāng)時的本意還是“興大義，為國除賊”，但是在滎陽大敗后，見眾人各懷異心，于是失望透頂，遂開始打算自立一方。在煮酒論英雄時，曹操把除劉備外的所有豪杰全批判了一通，認為他們都擔(dān)不起英雄之名，于是更堅定了他雄霸一方的決心。
此外，在魏蜀吳。三大集團中，曹操的兵力最多，文物能臣也是最多的，同時他也有一批。忠心耿耿的跟隨著，一方面是因為他賞罰分明，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獨特的人格魅力——虛懷若谷、慧眼識才、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的結(jié)果。在溫酒斬華雄。中，曹操不計貴賤，更重才能，支持關(guān)羽出戰(zhàn)；官渡之戰(zhàn)前夕，聞許攸私奔到寨，不及穿屐，跣足出迎；過五關(guān)斬六將中，因惜關(guān)羽之才，始終不忍殺之；以及同意。張繡投降、為沮授建墳、哭韋典等例子，皆是禮賢下士、延攬人才之舉，使得天下群英薈萃也就不足為奇了。劉備為什么。一直勢微力弱，起勢較晚，還不是缺少人才來依附。縱觀小說，劉備除了諸葛亮和五虎將外，還有多少人才可用？所以說，在招攬人才方面,劉備還是稍遜曹操一籌的。
曹操還具有傲視群雄的軍事才能和高超過人的政治謀略。無論是官渡之戰(zhàn)以少勝多，還是赤壁站拜拜，三笑談用兵之道，都是曹操一個人的舞臺。反觀劉備集團，是諸葛亮在運籌帷幄；孫權(quán)集團，是周瑜在出謀劃策，相比之下，曹操可算是全才了。有人說曹操殺楊修是因其氣度下小編，容不下人的表現(xiàn)。誠然，曹操確實殺了楊修，但卻還有更深的考較。當(dāng)時，曹操正在考慮到底該把位子傳給曹丕還是曹植，正巧楊秀介入進來了，為了避免兄弟反目，曹操不得不為曹丕掃清前路，因此楊秀必須死。曹操這么做，雖然不夠仁道，但出于政治考慮，只有這樣才是最好的安排。
曹操的權(quán)勢盡管一再擴大，但卻頭腦清醒，沒被權(quán)利沖昏頭腦改漢篡位。在當(dāng)時，劉備打下漢中后，先稱王再稱帝，速度之快吧，令人咂舌。劉備打出的旗號本是匡扶漢室，但自己卻稱帝了，這也是違背了君臣的名義，是僭越的行為。然而曹操始終只自封魏王，恰到好處地控制了自己的欲望，準確定位自己包的政治絕色，這種強大的自制了力，是常人難以企及的。
除去政治家的頭銜，曹操還是一個優(yōu)秀的詩人，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佳作。赤壁之戰(zhàn)前夕，他橫槊賦詩，唱出了“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攬士情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則表現(xiàn)了他一生的雄心壯志。相較劉備、孫權(quán)在文壇之無名，曹操在如此慌忙的戰(zhàn)爭時間中還能生出這么高的文學(xué)造詣，留下這么多的名篇佳作，其出色程度可見一斑。
正如曾良先生在《明清小說研究》中所說：“由于歷史、民族和作者的原因，《三國演義》貫穿著‘擁劉反曹’的政治傾向，把劉備塑造為理想的明君，而魏與吳之君則成了反面與側(cè)面陪襯（盡管小說的客觀意義不完全如此）。因此，一般讀者自覺或不自覺地與作者同步了，較少從反思角度提出質(zhì)疑?！?/p>
《三國演義》從道德標準出發(fā)，對人物性格的刻畫過于單一和單薄，而我們應(yīng)清楚的認識：人物性格是具有多面性的，除了道德標尺外，還應(yīng)該結(jié)合歷史發(fā)展的角度來全面看待，不能管中窺豹，限制了自己看問題的視野。作為一本小說，如果從當(dāng)時的歷史、民族和寫作意圖出發(fā)，總結(jié)出“擁劉反曹”的傾向，我認為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隨著社會時代的變化以及讀者接受視野的發(fā)展，加之逐漸淡化的封建正統(tǒng)思想觀念，如果還是像當(dāng)初一樣僅僅是通過單一的方面評價一個人的好壞、善惡，而忽略了人物其他方面的優(yōu)缺點，則會顯得略微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