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出擊積極應對和“倒逼”機制的有機統(tǒng)一
——杭州上?？疾鞂W習有感
編者按：
“在一場變革里面我們的原則是鼓勵先進，允許落后。當我們允許落后的時候這種抱怨就不會爆發(fā)，就不會變成一種力量，因為我們允許你落后，所以變革盡量是從前面帶著走，而不要從后面推著，這是一個重要原則。”——前教育部基礎教育質(zhì)量檢測中心主任、時任北京十一學校校長李希貴。
筆者有幸參加了本次赴杭州四中、杭州學軍中學和上海同濟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考察學習。平心而論，或是因為對新高考和新課程改革沒有多少直接的認識和了解，行前并沒有感覺到一些具體的疑惑。但通過短短三天的考察學習，猛然覺得：困惑和疑問陡增，竟然也開始了“胡思亂想”。
有感一：改革（改變）面前，真正起作用的是“倒逼”機制。
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教育部部長陳寶生談及新高考改革時特別提出：高考及招生錄取制度的改革，將會影響和改變一代學生的命運。上海、浙江、江蘇等地作為新高考和新課程改課的先行主陣地，其當下形成的經(jīng)驗，既是是為全面推廣做好準備，更是在“倒逼”我們“主動”改革，積極改變。其結(jié)果或是從一種“千校一面”走向另外一種“千校一面”。行政班主體的班級授課制進入中國一百多年，從工業(yè)化時代到信息化時代都沒有變化，已經(jīng)遠遠脫離社會發(fā)展的社會形態(tài)。它只能把不一樣的學生變一樣了，而社會需要的是不一樣的孩子。所以，筆者認為真正的落腳點是如何培養(yǎng)“八面玲瓏”、“形（學業(yè)）神（素養(yǎng)）兼?zhèn)洹钡母咚刭|(zhì)人才。
有感二：從微觀上來說，新高考和新課程改革也在“倒逼”著學校教育教學及管理格局、理念和模式的轉(zhuǎn)變，一線教育工作者“硬著頭皮”得面對諸多變革帶來的挑戰(zhàn)。
1.分數(shù)怎么辦？
我國的任何教育改革都無法回避高考的壓力。即便是在教育發(fā)達國家或地區(qū)，分數(shù)也依然是體現(xiàn)教育者成就感的重要標尺。不得不說，對于一所學校特別是教師群體來說，每一次教育改革都會首當其沖考慮到分數(shù)帶來的“風險”。事實上，我們目前看到的是改革成功的學校，還是從升學率這一維度界定的（杭州四中的一本率新高考前45%左右，改革后60%左右，處杭州八所重點中學中游；杭州學軍中學一本率91%，僅次于杭州二中），理論上這種成功在改革初期應該是一種動態(tài)的呈現(xiàn)，那么失敗的或是不怎么成功的學校（信息不對稱，沒有調(diào)研，不得而知），問題又出在哪？是不是改了、變了，但分數(shù)丟了呢？（所以稱為不成功？）
2.怎么“管”和怎么“理”？
行政班消失之后，意味著教室逐漸功能化，若干個行政班被分散到若干個功能教室上課，上哪個課學生就去哪個教室，也就是所謂的走班制，更接近于大學的上課方式。傳統(tǒng)概念上的班級概念已經(jīng)十分模糊。可想而知給管理帶來的難度和挑戰(zhàn)，也就意味著即便學校老師再優(yōu)秀、再有經(jīng)驗，班級“消失”之后，班主任也就會顯得力不從心，因為學生走班上課、分散自習之后，處于一種相對的“離散”狀態(tài)，原有的班級建設和管理平臺缺失了。于是乎，筆者理解了新型“導師制”也就順應的出現(xiàn)了，學生可以選擇自己的導師，建立起新型的師生關系。問題是，導師怎么產(chǎn)生的？由誰來統(tǒng)籌和監(jiān)督？如何評價？非導師群體又如何應對傳統(tǒng)意義上的“滿工作量”和績效的評價？可見，“倒逼”機制下出現(xiàn)的類似于“導師制”的一系列變革，只是一個開始。
其次，學校管理從校長室到各職能處室，再到級部管理，權責如何重新劃定？或許這個問題與新高考和新課程改革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即便是現(xiàn)行的學校管理，也存在這樣的困惑。學校各項教育教學工作最終的落腳點都在級部和班主任、任課教師，但溝通不暢、權責不明和“懶政霸政”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無疑形成了學校的提升和發(fā)展的嚴重詬病。修正更為科學的管理架構(gòu)、明晰更為合理的權責制度，是進入新高考和實踐新課程改革的必經(jīng)之 路。
有感三：課高考改革，理論上學生的負擔減輕了，但老師的工作量增加了，這樣的“加減法”該如何正確看待？
以杭州四中2014、2015屆學生選課數(shù)據(jù)為例，能夠清楚地看到，在浙江7選3共計35種選課組合下，經(jīng)過學生們自主選擇分別出現(xiàn)了31和32種情況，選擇了純理科（物、化、生）和純文科（史、地、政）的學生在這兩年分別為18.9%和24.3%。這也就意味著有大約80%左右的學生在選課過程中涉及到了文理科交叉，選擇性作為新高考改革的一大亮點，得到了學生們的廣泛認可。7選3和打破文理分科，擴大學生和高校的雙向選擇權也是新高考改革宣傳的主旨之一。但杭州四中張偉韜校長說了這樣一段話耐人尋味：由于選課的需要，部分學生很清楚自己要選什么不選什么，但最難的是，一些學生沒有特別突出的科目，于是就不知道自己該選什么、不應該選什么。于是，只要談及新高考，學生生涯規(guī)劃就成了很多學校的“必需品”。一方面，在高一就要讓學生們對每一門課程都有充分的了解，學習壓力也自然會隨之上升。同時，目前的選考政策并不支持學生們報名之后再做更改，若學生在學考之后認為自己對該科更加擅長，是否能夠升級為學考？ 張校長也舉了個很實際的例子：數(shù)學老師反映，學生對數(shù)學的重視程度直線下降，不是因為數(shù)學不重要了，而是因為他們需要先解決其它學科的考試，根本顧不上，只有等到高三再專心搞數(shù)學。由此看來，學生準備不足、自我定位不準、影響未來志愿填報、盲目性和不確定性等因素造成了某種程度上學生負擔的增加。
反觀，從學校層面來看，既然學生生涯規(guī)劃成了“必需品”，那么學校人事配置上缺少相關教師的問題怎么解決？是班主任還是課時有余的教師？如何才能保證生涯規(guī)劃的教育質(zhì)量？
有感四：“一生一課表”——不是問題的問題。
“一生一課表”是走班制滿足學生自主選擇的直接體現(xiàn)。原以為學生選課、學校排課會是大問題，會產(chǎn)生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但在考察期間，幾所學校的校長都紛紛表示，借助計算機算法和信息技術，這些都不復雜。據(jù)張偉韜校長介紹，在2015.9-2016.6期間，杭州四中不到3000名學生共排出了5538張課表，包含必修和選修。當三個年級全部進入新高考后的課表數(shù)量還會更多。但通過排課軟件和平臺都較為順利的解決了。但同時張校長也表示，雖然在很多學校，走班已不再是新鮮事，但不可否認走班的確帶來了更多管理問題。如選課和走班引發(fā)的最直接影響是，教師無法調(diào)課、代課。學生每一節(jié)課程的時間和地點都相對固定，難以隨意改變，因此在不可避免的情況發(fā)生時，杭州四中唯有采用跨年級教師代課的方式彌補空缺。
那么對于此次新高考改革來說，走班是否是必要的？如果學生對某一個選擇有明顯地傾向性，不走班或少走班顯然是最優(yōu)的選擇。但學校并不能為了不走班，而改變學生選擇意志，本末倒置。學校要首先考慮自身所堅持的理念與學生的核心價值需求，將“我們?yōu)榱耸裁础狈胖糜凇皯撛趺醋觥敝?，思考學生的未來發(fā)展方向與他們能達到的空間高度，仔細研究學生需求。其次，引導好教師，制定完善的教師發(fā)展評價與績效管理。
新高考改革必然會帶來動、變、亂，校長和教師都應該學著換一個思路解決問題。只有簡單的辦法才是好辦法，雖然教師群體對于接受改革的思想準備還不夠充分，但也只有把教師引導好、動員起來，他們才能夠想出更多的解決辦法，進一步引導和管理好學生。于學生層面，解決學生個體需求是提升學校發(fā)展最重要的驅(qū)動力，對于每一個孩子的夢想都應該用各種方式去鼓勵，讓他們做自己適合的、喜歡的事情。對學校而言，要注意轉(zhuǎn)變教師角色、教學理念和課程體系，擴展學生視野。
或許新高考的最初階段的“慌亂”和“焦慮”，恰恰是學校能在“彎道處”超越的前奏。以此為重大契機，不斷提升學生學業(yè)成績、培養(yǎng)有品質(zhì)的學生，最終實現(xiàn)學校質(zhì)的飛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