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曉芒:哲學與生命

記得20多歲的時候,有一次,一位老者聽說我在讀哲學方面的書,便告誡我:哲學書是要過了45歲以后才讀的。

上星期,我正好過了45歲的生日,自己似乎也差不多要成為“老者”了。我現(xiàn)在也不光是讀哲學書,而且還寫哲學書給別人讀,那讀者,當然絕不限于45歲之上。

45歲,是人在生命中開始走下坡路的標志,生活漸漸失去了它的新奇和豐富,人們習慣了在“陰影的王國”中行走。

為了“老”得更久一些,我也像公園里大清早那些老爺爺老太太們一樣,開始練上了氣功,與那個未經(jīng)科學證實的“陰性物質世界”打交道。

雖說在我自己經(jīng)營的思想園地中,仿佛還是一片陽光明媚,但近年來,我的確已有了一種像是沮喪、卻又不完全是沮喪的情緒在滋長。

20世紀的中國哲學界,思潮起伏,風云洶涌,呈現(xiàn)出一派誘人的壯觀??墒牵斠粋€人真的要去探討這種思想的“規(guī)律”時,便會發(fā)現(xiàn)在表面的熱鬧底下,其實還沉睡著一個幽靜的、從未被觸動過的海底世界,在這里,根本談不上真正的“發(fā)展”,只有一些或并列或交替的變幻不定的現(xiàn)象不時地浮現(xiàn)到表面上來。

西方近代唯理論和經(jīng)驗論的對峙,德國古典哲學的凱旋行進,現(xiàn)代西方各派哲學長期激烈的交鋒和論爭,在中國旁觀者看來直似天方夜譚。

中國哲學“發(fā)展”到今天,人們厭惡的已不是某一哲學派別或學說,而是哲學本身;而這,才顯露除了中國哲學的真正面目。

也許,中國人真的只配搞些“應用哲學”之類的玩意兒讓人開心,大學里面的“廣告哲學”、“技術哲學”之類的課程肯定會比其他哲學課吃香。

想到黑格爾曾提到連英國人都有“按哲學配方制造”的皮鞋廣告,我們也許還會有一種“無獨有偶”的安慰,只是不能為此申請專利,又將帶來一絲遺憾。

然而,在對這些哲學上“學有專長”之士敬而遠之的同時,“哲學到底有什么用”的質問,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將我的一點點傲氣打下去,總是正當我得意忘形、進入角色之際大煞風景。

多年前,當我寫那部后來被人稱為一枚“苦果”的40多萬字的《思辨的張力》時,曾對一位朋友說,我是想“改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話一說出口,心里就發(fā)虛?!案淖儭??你改變得了嗎?

中國人就按老的方式思維,你的書根本沒人看,更沒人懂,奈何?或者不說“改變”,而說“改進”、“改善”。同樣也有問題。為什么要改變?

原來的思維方式,怎么就不好了?譬如一頭牛,原來一直吃草,你要“改善”它,給它喝汽油,行嗎?哪個更“好”?自然還是吃草。改成喝汽油,就會毀了它。

書出了。我一時間將它視為毫無價值,它既不能改變什么,也不能改善什么,就像窮山溝里誕生了個既聾又啞的嬰兒。只是敝帚自珍的緣故,我才時不時將它打開,重新咀嚼一番。

既然我為寫它,曾導致了我的胃嚴重的“自我否定”(胃潰瘍),它畢竟是改變了我,使我感到了它對于我的意義和價值,不管對別人有沒有用,它就是我。我實現(xiàn)了我自己,我就是這么個人。

至于別人會怎樣說,或是否會有什么人來說一說,這根本沒有什么意思。說了又怎么樣?夸獎幾句又怎么樣?我已不再天真,以為人心那么容易相通,真正的相通,大半倒在不言之間。

我們這一代人,實在背負著太沉重的負擔,或如人們常常帶著譏諷說的,“活得太累”。我們是屬于世紀末的一代人,但世紀末還未到臨,我們即已過時,被那些腳步輕快、行動瀟灑的后來者遠遠地拋在了荒蕪之地。

當我們說,我們要“改變”什么的時候,在現(xiàn)代青年看來也許會覺得可笑,因為我們是認真說的;可是當我們說,我們不再想“改變”什么時,他們又會覺得迷惑,也因為我們是認真說的。

是的,我們太認真了,所以我們也活得“累”。但我們活得多,活得充實。不累,怎么能叫做“活”?

我們有時也覺得太累了,想稍微休息一下,但立刻就警醒,傾聽,拔起沉重的腿,邁著踉蹌的步子前行。因為,休息即意味著不存在,死亡。

其實,要“改變”什么的想法會使人覺得累,而不想“改變”什么,在某種意義上會使人覺得更累,因為人失去了生命的支撐點,而要將整個沉重的自我當作自己個人的責任來獨立承擔。

他會發(fā)現(xiàn),并沒有現(xiàn)成的、既定的支點可以讓他去移動地球,必須移動的是他自己,他必須在一片空虛中由自己去建立支點。

他還會發(fā)現(xiàn),在空虛中建立自己的支點,這對于他個人來說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正如一個哲學家沒有自己獨創(chuàng)的哲學,或一個藝術家沒有自己獨創(chuàng)的作品,他就不曾存活一樣,哪怕他這時仍會受到眾人的夸獎,哪怕他比那些想要有所創(chuàng)新的人“活”得更自在;但人們夸獎的并不是真正的“他”,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使他感到“自在”的那些獎賞,同時就成了他的殉葬品。

當我懷著要“改變”什么意圖來搞學問時,我看起來是很“累”,其實還是輕松的,因為我不用去確定自己搞什么,怎么搞,一切都取決于那個有待改變的“什么”,它是現(xiàn)成的擺在面前的。

但是,一旦我將這個“什么”置之度外,我似乎剎那間感到“一身輕”了,但這種輕松感立即伴隨著茫然、不知所措。

人必須用自己本身的存在去填充那無邊的空虛;但人不是上帝,只是一粒微塵,他做得到嗎?

然而,人是與上帝相似的存在?;蛘哒f,上帝其實就是人的本質。上帝在創(chuàng)造出世界來之前,也曾是多么孤獨無依:

偉大的世界主宰,沒有朋友,深感欠缺,為此他就創(chuàng)造出諸多精神,反映自己的幸福,以求得心賞意悅?!眨骸队颜x》

同樣,一個人,如果真對自己具有責任感,對自己的生命之寶貴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這種茫然就會對他形成一種強大的壓力,逼迫他去探求生命的意義——對他自己的意義。

“生命是沒有意義的。”——“個人是沒有什么意義的。”果真如此嗎?說出這種話的人,如果不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那就不值得一顧;如果經(jīng)過了深思熟慮,那就是提出了一個問題,于是,探討生命是不是有什么意義,就成了每個活著的并被賦予唯一一次生命的人的“責任”。

生命從此就至少有了一種最基本的意義,這就是:探求生命的意義?;蛘哒f,生命的意義就在于自我探求。

這種探求,在理論上,就是哲學;在實踐上,就是藝術。更確切的說,它就是作為藝術的哲學和達到哲學層次的藝術。

曾經(jīng)有學生問我:什么是哲學?我回答很干脆:哲學就是生命,是作為生命本身的生命。從歷史上看,“什么是哲學”是數(shù)千年來哲學家們討論的一個核心問題。

科學家可以不討論什么是科學,數(shù)學家可以不討論什么數(shù)學,藝術家也可以不討論什么是藝術,唯有哲學家不能不討論什么是哲學。

哲學的這種獨特性,恰好表明它就是生命本身,因為生命不是別的,它僅僅是對生命的追求,說得直白一點,生命就是“要活”。

人每時每刻實際上都面臨著哈姆雷特所說的“活,還是不活”的問題,只是他并非時刻都意識到這一點。他把“要活”變成一種日常的“習慣”:

人們每天攝取各種營養(yǎng),滿足自己的各種需求,避開隨時隨地可能的危險,為的是能繼續(xù)活下去,但一般人對于“活著”的意義,對于繼續(xù)“活下去”的理由,從來不過問;他甚至不覺得自己是“要”活著,而只覺得自己“被活”,甚至覺得“要活”挺累人的,“被活”則顯得輕松、瀟灑。

這種活法,實際上是生命的腐敗和解體,它也許會散發(fā)出某種爛蘋果的香味,也許還會釀出些為醉人的酒漿,于沉淪和麻醉之中自得其樂;但只要他還有意識,“死亡”、“虛無”、“不存在”的暗影將始終籠罩著他,使他在夢魘中驚醒,使他覺得最瀟灑的莫過于干脆“不活”——但他又沒有這膽量,因為“選擇”不活仍然是一種活法,他卻缺乏選擇不活的活力,他連死都只能像死人一模一樣地去死、“被死”。

據(jù)說,「學哲學就是學習怎樣去死」。我同意這種說法,但是還想補充一點:只有活人才能、也才愿學習怎樣去死。一具行尸走肉,本來就不曾存活,死對他構不成什么威脅。

因為他用不著學習怎么死,那根本不是“他的”死,他只是偶然地遭遇到死。我們看到許多人,他的行為、意圖和計劃,就好像永遠不會死一樣。

有人直到臨死的一刻,都并不直接面對面地考慮死的問題,或即便考慮,也只為活著的人考慮,而不為自己考慮,好像他的死只與別人有關,而與他自己不相干似的。

當然,直到臨死才來考慮死的問題,才把死當作“自己的”問題來考慮,一般來說是“太晚”了。

人應當盡早地考慮自己怎么死的問題。這不是說,人早早地為自己買下棺材,為臨死那一刻作準備,而是說,人生下來就在走向死亡,人時刻應把自己當做一個“必死者”來看待、來籌劃,才能有一種要活、要更多的活的渴望,有一種“趕快活”的緊迫感。

只有考慮到自己怎么死,才是真正地考慮怎么活;人只有時時面對死亡,才能立即做他一生最想做、最重要的事;也只有生命力強的人,才可能習慣于面對死亡,熟悉死亡,而不是害怕和逃避死亡。

這樣的人,才真正是一個獨立的、自由的、不為外界所動而能動地把自己實現(xiàn)出來的人。

這樣看來哲學,我們可以說,哲學在通常意義上是完全“無用”的,也決不能“改變”任何東西;但哲學的“無用之用”也正在于此,它能激發(fā)人的內(nèi)在生命力和生命意識,使人成長和成熟。

對于沒有個人、自我的人來說,哲學什么也不是;對于真正有了自我的人來說,哲學可以是一切。然而,改變了個人,不也就改變了社會嗎?

社會無非是一些個人組成的,任何個人的改變也不會不對社會留下痕跡,正如一位哲人說的,你要對社會有所貢獻,首先必須把你自己變得不再是個混蛋。否則的話,你越把自己奉獻出去,社會就越糟糕。

但對于哲學來說,這種“社會效益”畢竟只是它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它的出發(fā)點。這正如藝術一樣。藝術家如果時時關注的只是他的作品給人帶來什么教育意義和啟發(fā)意義,他的作品就「只能成為道德說教」。

哲學家當然也要考慮世界、社會、歷史等等問題;但他之所以要考慮這些,只是因為他在考慮自己的問題時發(fā)現(xiàn),他自己的問題同時也就是別人的問題、全人類問題。

而如果從不想到自己的問題,其結果必然只是從一個人一時一地的不自覺的情緒沖動出發(fā)來判斷一切,只是虛假地“超越個人”、“胸懷世界”,實際上仍局限于淺薄的個人(編者注:比如說儒家學說)。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說:

我的受苦和我的同情算什么呢?然則我貪求幸福么?我貪求我的工作罷了!

一切均為虛妄。唯有工作是實在的,“我的工作”。

要做自己愿做的工作。這樣,工作得越多,就生活得越多。

世界的支撐點全在生命,而生命的支撐點,就是生命自身。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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