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二爺” ——從“二爺”形象的轉(zhuǎn)變看小說《生死場》的話劇改編

摘要在觀看話劇《生死場》中,二爺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角色,他與其他農(nóng)民的身份形象完全不同,臺詞少而精致,每一次出場讀給觀眾很多的意外,是一個很有內(nèi)涵的人物。但是回顧小說《生死場》,就會發(fā)現(xiàn)二爺在小說里的戲份很少,被錯殺和為趙三說好話幾乎不足以成為一個完整的情節(jié)。本文試圖從話劇和小說里兩個“二爺”的形象入手,通過分析二爺形象的變化,結(jié)合兩個“二爺”的創(chuàng)作時代了解兩部《生死場》的藝術特色以及兩位作者的個人風格。

關鍵詞生死場 經(jīng)典改編 田沁鑫 話劇

一.小說和話?。簝蓚€二爺

(一).小說里的二爺

小說《生死場》中二爺是以“劉二爺”的名稱出現(xiàn),代表村民們的東家,但具體是不是少東家仍然不能確認。從村民們的嘴里可知,他對地租的態(tài)度是蠻橫的“非加不可”,并且訓斥村民“你們還要造反?不滾蛋,你們的草堆就要著火!”。村民們都以“惡棍”、“惡禍”稱呼他。

小說里的劉二爺僅僅存在與于村民的口中,直接出場次數(shù)很少。與他相關的僅僅有加租、幫趙三說情、收了王婆的錢等少量情節(jié)。

二爺在小說中形象極為惡劣,他因為過多剝削被村民們詛咒和謀殺,即使是為趙三說情也馬上向趙三要錢毫無人情味,殘忍自私至極,在抗日相關的情節(jié)里也沒有出現(xiàn)過。

(二).話劇里的二爺

話劇里的二爺則大有改觀。在1999年中央實驗話劇院排演的話劇《生死場》里,這個人物由馬書良扮演,這位二爺身穿黑色長袍,戴小黑帽,里穿臉上涂白抹紅,說話語速溫和慈祥,極具鄉(xiāng)紳特色。

1.形象細化

田沁鑫在話劇中對二爺形象進行了再創(chuàng)作。具體化了小說中已有的情節(jié),加租和說好話。在第一幕的蒙太奇中,二爺以加租者的形象登場,強迫趙三加租,而且被趙三說要整死自己的話“樂得眼淚直流,掏出大手帕抹著眼睛”。二爺在眾人為“二爺”送葬的時候出現(xiàn),看到王婆在為人送葬的時候穿紅衣服,又一次“樂得眼淚直流,用大手帕抹眼睛”。樂得眼淚直流,用大手帕抹眼睛的二爺形象由此已經(jīng)在觀眾中初步樹立。

在細化的情節(jié)里,二爺為了趙三向警察求情,此處則展現(xiàn)出了他即為精明世故但是又富有人情味的一面。警察與二爺為了趙三的命討價還價,二爺一口咬定只給五塊,并說“這人就值這個價”。關于二爺?shù)膬r值觀的細節(jié)非常值得推敲。雖然二爺本身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贖買趙三,并且將趙三的生命用金錢規(guī)定為“五塊”,但是相比村民們的麻木,他是整個故事里最了解生命價值的人。

剝削者最了解生命的價值,勞動者卻處于一片麻木與混沌中,二爺形象的二次創(chuàng)作引出了這個有趣問題。

2.增加情節(jié):追趕胡子、為二里半念信、送趙三酒、首先抗日

在趙三的的回憶中,王婆說到,“秋末,二爺他們?nèi)轮印?。這個細節(jié)說明二爺也承擔了一部分維護鄉(xiāng)村秩序的責任。

在話劇第五段落的開頭,二爺在為二里半念信,順便表達了對二里半子女的關心,但是馬上又因為二里半反映慢、沒有表示感激而惱怒起來,趕走了二里半。

由此,二爺形象進一步豐富起來,二爺識字而且為農(nóng)民念信,并且有意突出自己對村里的了解與體諒以彰顯仁義。此時加租的二爺已經(jīng)讓位于“地東地戶”的二爺,而這種“地東地戶”關系似乎也超過了剝削與被剝削,帶有一些人情味。但是下一刻,二爺因為沒得到二里半的贊譽就惱怒起來,趕走了二里半。這個情節(jié)刻意追求沖突與意外,略顯突兀,但同時也顯示了這種“地東地戶”關系的不平等與脆弱性。

二爺為二里半念信的情節(jié)結(jié)束之后,二爺便遭遇了日本侵略者,并且嚴厲拒絕了他們白吃白住的要求,最后在抵抗中被日本人打死。

這是一個荒誕的情節(jié),代表統(tǒng)治階級的二爺為了自己的私有財產(chǎn)和東家威望拒絕了日本侵略者的要求,但是卻被日本人打死。這與二爺之前說過的“日本要打來了,恐怕就我這么仁義了”相吻合,也與同時在臺上的二里半對有錢人平日放炮的感慨相對比,組成了強烈的荒誕和諷刺。

二.兩個二爺形象的探究

(一)原作中二爺形象:生死場上的幽靈

由于原作中與二爺相關的并不多,是地主階級的象征,很少有正面描寫,多半以類似幽靈的形象模糊地出現(xiàn)在整個故事之中,盤旋在各色人物的頭上,進一步加劇村民的苦難,成為“生死場”上一個個生死循環(huán)的重要起因。

①小說情節(jié)推動的動因。

小說《生死場》里經(jīng)常提到人們的饑餓、被剝削和反抗。這些都與徘徊在東北大地上空的二爺們直接相關。小說中有與話劇相同的村民反抗加租的情節(jié),還有地主的直接剝削使得王婆趙三家失去了耕牛,趙三與平兒被迫親自耕地,趙三最后不得不放棄種田以編織雞籠為生。

②單純的統(tǒng)治階級符號

小說中提到的地主階級及其險惡。地主階級雖然只是影子,但是是人們苦難的根源。除了粗暴的收租之外并沒有在抗日等關鍵時刻發(fā)揮作用,更沒有像話劇生死場一樣為不識字村民念信,也沒有提供封建禮教之外的庇護。村民們與地主階級的利益直接相關,但是地主一般不介入村民們的日常生活。

(二).二爺形象的豐富:庇護者與“抗日”先驅(qū)

從小說到話劇,二爺形象發(fā)生了巨大改變,他從一個模糊的兇惡的影子轉(zhuǎn)為了一個具體的真實的人物形象。以二爺為代表的地主階級變成了整個“生死場”之上的一個庇護者。

1.統(tǒng)治階級意象的豐富

二爺象征著財富、力量,也象征著統(tǒng)治階級。他是整個村子的擁有者。所以,在二爺面前,全村最厲害的趙三和最狠的王婆都不得不在他面前讓步,趙三在謀殺二爺失敗之后向求饒,王婆對于謀殺二爺失敗十分痛心,但是僅僅責備丈夫的軟弱,而不敢對仇人二爺有任何的正面反抗。

此外,殺死“二爺”之后,眾人的第一反映也值得注意,他們想尊趙三為新的二爺。穩(wěn)固的社會結(jié)構(gòu)和“生生死死”一樣已經(jīng)烙印在人們的心中。

2.“仁義”性格的填充

除了統(tǒng)治階級的象征性之外,二爺這個角色本身也很有特色。他常說自己“仁義”,并且經(jīng)常提起“地東地戶”之間的關系。

二爺身上的“人情”和“仁義”在原作中完全體現(xiàn),推測可能由于編導田沁鑫生長于北京,受到了北京文化“仁義”“人情”等因素的影響。

3.庇護者形象和“抗日”元素的增加

在以二爺為代表的統(tǒng)治階級的庇護下,整個村莊的生生死死有著自己獨立封閉的循環(huán),象征著日軍侵華之前的中國大地。人們對一切生死都是麻木甚至惡毒的,月英生育、月英死亡、金枝孕育著新的生命、王婆自殺、王婆復活,這些生死循環(huán)都發(fā)生在二爺們所庇護的大地上。二爺自己也說過自己對于這一切的庇護,“大姑娘家懷了私孩子,要是在南邊,大人孩子都沒命;在北邊,在我這兒,你們還能逍遙自在”。

作為庇護者的二爺,從原作中的生死循環(huán)的起因變成了“生生死死”重要組成部分,在趙三殺人的環(huán)節(jié),人們剛剛為死去的“二爺”送別,二爺就完好地出現(xiàn)在所有人面前,眾人驚呆,只有二爺在樂,“那盞為二爺掛的彩燈也充滿了喜色”。此時,“死亡與生命向著農(nóng)民開足了玩笑”。

話劇安排二爺?shù)慕Y(jié)局是為“抗日”而死也有深意,這樣的安排“令劇中前半部分表現(xiàn)的階級矛盾完全消隱,將民族矛盾推至前臺”。二爺為了自己最樸素的利益與日本侵略者發(fā)生了沖突,并且絕不妥協(xié),最后被日本人殺死,單從抗日這里來看,二爺?shù)拿褡逡庾R早于眾人,并且絕不妥協(xié),雖然死得諷刺,但也足以抵消自己在加租時的殘忍奸詐,上升為一個民族英雄。

二爺?shù)乃澜Y(jié)束了話劇的階級話語,轉(zhuǎn)而使民族話語正開始。田沁鑫的導演闡述中并沒有提到太多關于二爺?shù)膬?nèi)容,但是整個話劇的結(jié)構(gòu)推動二爺從單純的地主變成了具有一定的悲劇色彩和英雄個性的人物。

三.對于二爺形象改變的反思

(一).小說與戲劇的差別

蕭紅小說中關于二爺?shù)拿鑼懯峭耆沼谥黝}的。雖然蕭紅屬于左翼,但是她的作品的超越了政治話語,《生死場》的文學價值成為了其流傳并被重新發(fā)現(xiàn)的主要原因。

小說《生死場》的語言靈動細膩,在日常的生活中挖掘生死的宏大主題,適當保持了與“左翼”的聯(lián)系與距離。

話劇《生死場》對二爺形象的改變,很大一部分是來源于戲劇體裁的需要。如果不強化二爺?shù)男蜗螅敲措A級話語在整個作品中將完全淡化,戲劇也會與民族矛盾平衡的因素,流于瑣碎,在藝術性方面有很大的損失。

二爺?shù)男蜗蠹毣?,人物關系更加緊張復雜,戲劇的主要段落和事件都更加緊張,適宜于舞臺表演。所有的人物可以按照屬性被劃分為簡單的幾組,所有的矛盾都可以由這幾組人物之間和內(nèi)部的沖突組成,整個戲劇的結(jié)構(gòu)非常清楚。

加入“二爺送酒”和“抗日”的情節(jié)之后,原著里的其他情節(jié)在短時間內(nèi)發(fā)生也更有說服力。如:趙三因為二爺?shù)年P照在短時間內(nèi)發(fā)生轉(zhuǎn)變,王婆則因為難以忍受丈夫在二爺面前的墮落的自殺。

所以,強化二爺?shù)男蜗笫俏膶W在改編戲劇時的一種“非如此不可”。

(二).民族話語的強弱:受時代影響的不同體制內(nèi)外的差別

90年代是新思潮解放的年代,人們對于歷史和政治有了新的認識,藝術作品需要通過新的方式來表達時代轉(zhuǎn)換時對歷史的新的認識和反思。二爺形象從“惡”地主變成了“庇護者”、“抗日先驅(qū)”,二爺?shù)男蜗髲膯渭兊摹皭骸弊優(yōu)榱巳饲猷l(xiāng)紳,這也是90年代對歷史的新的認識的體現(xiàn)。

田沁鑫的《生死場》得到了中央實驗話劇院的大力支持,田沁鑫本人也談到得到了院長趙亮的大力支持,雖然田沁鑫在談到自己創(chuàng)作說道試圖用人們最后是在胡說八道來解釋話劇最后顯示的抗日號召,但是這也可視為她“間接承認了她在創(chuàng)作中不得不向宣揚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體制的使命妥協(xié)”。

(三).蕭紅與田沁鑫

蕭紅曾經(jīng)說過,“作家不屬于階級,屬于人類,過去和將來,作家永遠都要向著人類的愚昧”,她的《生死場》里抗日占的部分很少,階級斗爭的部分多于抗日,但是依然不多。大部分時候她都在用淡淡的筆墨描寫著“生死場”上的平凡人的生死。所以,在民族話語占主導地位的年代,蕭紅并不被當時的主流話語權所接受。

田沁鑫則有所不同,她“生于 60 年代末,未曾經(jīng)歷物質(zhì)極度匱乏的生存困境,且剛剛走過事業(yè)的低谷期,進入國家院團的編制”,《生死場》是她在體制內(nèi)部創(chuàng)作的作品,難免會不可避免地帶有一些“主旋律”的色彩。

除了出身背景的不同之外,兩者同為女性但是從性別主義分析,兩人進入為男性所把持的話語體系的方式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蕭紅的進入男性話語體系的途徑偏向(而不全然是)‘用不言或異常語言來言說’,田沁鑫的途徑偏向(而不全然是)‘作為男性的同性進入話語體系’”。

盡管二人在出身背景和創(chuàng)作偏好上都有著很大的不同,但是話劇《生死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被公認為是保留了小說《生死場》靈魂的劇作。這種成功改編是時代對于田沁鑫的回應,也是對于蕭紅的回應,不僅以文化現(xiàn)象被記住,也成為了新的研究熱點。

四.總結(jié)

從二爺?shù)蕉?,這是改變過程中再平常不過的一個案例,但是細究其中也可以窺見兩位作者,兩種體裁,兩個時代。

改編無常法,時代和背景的差異并不是阻礙;改編有常法,以追求藝術為目的創(chuàng)作,視野能夠涵蓋自己的時代乃至超越自己時代,這樣的作品才有真正的文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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