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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有一個叫作董遇的人，是當時非常著名的知識分子，與其他六個人一起并稱為儒學宗師。董遇之所以能夠成為大知識分子，和他充分利用閑暇時間學習的方法是分不開的，我把這種方法稱之為“三余讀書法”。董遇還發(fā)明了一種“朱墨別異之法”，是一種為經(jīng)書作注釋的方法。這種方法在董遇去世之后就失傳了，無疑是一種損失。這和董遇對知識共享的態(tài)度密切相關(guān)。董遇的成才經(jīng)歷與朱墨之法的失傳，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有太學生向董遇學習朱墨別異之法，可是董遇不肯教授，就讓學生把書讀一百遍（很多遍），并說“必當先讀百遍”，“讀書百遍而義自見”，意思我們大家都知道，是讀得滾瓜爛熟就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太學生說，我沒有時間讀書。董遇建議他利用三余來讀書。太學生不明白三余是什么意思。董遇回答是“冬者歲之余，夜者日之余，陰雨者時之余也”。太學生看出了董遇沒有教授的意思，自然少有人愿意拜他為師，結(jié)果董遇的朱墨之學在他死后就失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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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遇提出了兩個方法：一是三余讀書法；一是朱墨別異之法。
首先咱們談談三余讀書法。三余讀書法，其實就是一種很粗淺的時間管理方法。三余，就是上面所說的“冬者歲之余，夜者日之余，陰雨者時之余也”，意思是冬天是一年中最閑暇的時間，晚上是一天中最閑暇的時間，陰雨天是四時最閑暇的時間，建議人們充分利用空閑時間讀書。
董遇建議別人利用三余時間來讀書，而他對自己的要求更為嚴格，渴望用知識來改變自己的命運。我們且看他發(fā)跡之前是如何利用時間讀書的？東漢興平年間（公元194-195年），關(guān)中大亂，董遇隨哥哥在一位將軍的庇護下在關(guān)中做體力活，販賣東西。董遇去勞動時都會隨身帶著經(jīng)書，在空閑時間看書。雖然經(jīng)常被他的哥哥取笑，董遇也沒有放棄過，終于成為曹魏七個最有學問的人之一。可以說，董遇的成功，與他充分利用時間來讀書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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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咱們談知識共享。可以這樣說，董遇在充分利用時間方面是個成功者，但他在知識共享方面卻一敗涂地。董遇發(fā)明了“朱墨別異之法”，至于這種方法到底是什么，我們不得而知。據(jù)我猜測，可能是用紅、黑兩色區(qū)別正文和注釋的方法。
太學生向董遇學朱墨之法，而董遇卻不愿傳授，而是讓他去自學。學生把書讀百遍，日積月累，確實能夠領(lǐng)會其中的大義微言，可是這哪比得上有在學術(shù)上有高深造詣的老師從中指點進步快呢？董遇不把他珍之重之的方法輕易傳授他人，也許是對自己辛勤付出終獲回報的珍惜。我們對此也不好說什么微詞。但是換一種角度看問題，董遇可能會有不同的想法吧。
一家學說的盛行，除了與初創(chuàng)者的貢獻密不可分外，還與弟子們的傳播、闡發(fā)、推陳出新關(guān)系重大。通常情況下，學生選擇老師是覺得跟著他有前途，能把自己引向更廣闊的天地；老師選擇學生是覺得他有潛力，能把自己的學說發(fā)揚光大，雙方是一種互利雙贏的合作，不是老師單方面的賜予。
也許董遇不愿意教學生，根本沒有什么理由。正因為如此，董遇終于帶著它進了棺材。不知他九泉之下會不會為自己的發(fā)明沒能傳承下去而遺憾？中國歷史悠長，文化燦爛，流傳至今的文化、技術(shù)等等是不少，可是失傳的文化、技術(shù)同樣不在少數(shù)。家傳絕學，能傳下去也好，就怕走極端，沒有文字記載，只有口耳相傳，越來越走樣、遺失，最終完全斷掉傳承。那不僅是一個家族的悲哀，還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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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移世易，我們步入了共享經(jīng)濟時代。共享經(jīng)濟講究的是合作，追求的是一種雙贏局面。知識共享也是共享經(jīng)濟的一個方面。田志剛老師在《你的知識需要管理》一書中，將知識共享作為知識管理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認為知識共享可以完善我們的思考，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們的價值，為我們帶來更多的朋友和商機。可見，知識共享是非常有益的。
如果董遇活在當下的話，或許他可以在知識共享平臺上開通個賬號，他講課你付錢，各取所需，豈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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