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原名周樟壽，是他的祖父介孚公給他所取的。他生于前清光緒辛巳八月初三日，即公元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那時介孚公在北京當“京官”，在接到家信的那一日，適值有什么客人來訪，便拿那人的姓來做名字，大概取個吉利的兆頭，因為那些來客反正是什么官員，即使是窮翰林也罷，總是有功名的。不知道那天的客人是“張”什么，總之魯迅的小名定為阿張，隨后再找同音異義的字取作“書名”，乃是樟壽二字，號曰“豫山”，取義于豫章。后來魯迅上書房去，同學們?nèi)⌒λ?，叫他作“雨傘”，他聽了不喜歡，請祖父改定，介孚公乃將山字去掉，改為“豫才”，有人加上木旁寫作“豫材”，其實是不對的。

到了戊戌（一八九八）年，魯迅是十八歲的時候，要往南京去進學堂，這時改名為周樹人。在那時候中國還是用八股考試，凡有志上進的人必須熟讀四書五經(jīng)，練習八股文和試帖詩，辛苦應試，僥幸取得秀才舉人的頭銜，作為往上爬的基礎。新式的學校還一個都沒有，只有幾個水陸師的學堂，養(yǎng)成海陸軍的將校的，分設在天津武昌南京福州等處，都是官費供給，學生不但不用花錢，而且還有津貼可領。魯迅心想出外求學，家里卻出不起錢，結(jié)果自然只好進公費的水陸師學堂，又考慮路程的遠近，結(jié)果決定了往南京去。其實這里還有別一個，而且可以算是主要的緣因，乃是因為在南京的水師學堂里有一個本家叔祖，在那里當“管輪堂”監(jiān)督，換句話說便是“輪機科舍監(jiān)”。魯迅到了南京，便去投奔他，暫住在他的后房，可是這位監(jiān)督很有點兒頑固，他雖然以舉人資格擔任了這個差使，但總覺得子弟進學堂“當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譜上的本名來，因此就給他改了名字，因為典故是出于“百年樹人”的話，所以豫才的號仍舊可以使用，不曾再改。后來水師學堂退學，改入陸師學堂附設的路礦學堂，也仍是用的這個名字和號。

在南京學堂的時期，魯迅才開始使用別號。他刻有一塊石章，文云“戎馬書生”，自己署名有過一個“戛劍生”，要算早，因為在我的庚子（一九〇〇）年舊日記中，抄存有戛劍生《蒔花雜志》等數(shù)則，又有那年除夕在家里所作的《祭書神文》上邊也說“會稽戛劍生”，可以為證。此外從“樹人”這字面上，又變出“自樹”這個別號，同時大概取索居獨處的意思，自稱“索士”或“索子”，這都是在他往日本留學之后，因為這在我癸卯甲辰（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的日記上出現(xiàn)，可是以前是未曾用的。一九〇七年以后，《河南》雜志請他寫文章，那時他的署名是用“迅行”或“令飛”，這與他的本名別無連系，大概只是取前進的意思吧。中間十個年頭過去了，到了“五四”以后，他又開始給《新青年》寫文章，那時主編的陳獨秀胡適之等人定有一個清規(guī)，便是不贊成匿名，用別號也算是不負責任，必須使用真姓名。魯迅雖然是不愿意，但也不想破壞這個規(guī)矩，他便在“迅行”上面減去“行”字，加上了“魯”字作姓，就算是敷衍過去了。這里他用的是母親的姓，因為他怕姓周使人家可以猜測，所以改說姓魯，并無什么別的意思。他那時本有“俟堂”這個別號，也拿出來應用，不過倒轉(zhuǎn)過來，又將堂字寫作唐，成為“唐俟”，多使用于新詩和雜感，小說則專用“魯迅”，以后便定了下來，差不多成為本名了。他寫《阿Q正傳》時特別署過“巴人”的名字，但以后就不再使用。這里所說差不多至一九二〇年為止。這以后，他所用的筆名很多，就不再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