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國剛花了慘重的代價，好不容易才克服了國內(nèi)流行的疫情。然而，國外這時候卻又以燎原之勢，爆發(fā)了轟轟烈烈的疫情，整個西方世界，從老牌歐洲強國英法德到美國，無一幸免。

就在此前不久，歐美各國依然處于風平浪靜的狀態(tài)。新冠肺炎剛開始其實一直在亞洲徘徊，尤其是東亞三國，飽受新冠肺炎之害。中國控制肺炎的進程接近尾聲之時，疫情從日本、韓國開始蔓延開來，在這里面又以韓國受害最深，短時間內(nèi)感染人數(shù)驟增，面臨著肺炎愈演愈烈，難以收場的窘境。

可是，韓國日本在經(jīng)歷了一段短時間的激增之后，確診人數(shù)的增長卻趨于平緩。后來，疫情開始在意大利爆發(fā)，連帶著在歐洲各國瘋狂感染。如今，歐洲各國的確診人數(shù)卻反而反超韓國、日本，并且每天都以讓人驚愕的數(shù)字狂飆突進，遠遠地將韓國日本甩在身后。

東亞三國在控制疫情方面，無疑做得更好。有的人認為，這體現(xiàn)了制度的優(yōu)越性。但是，即便在東亞三國內(nèi)部，韓國、日本實行的是民主制度，而中國則更傾向于大一統(tǒng)的集權(quán)制度，三國的制度并不相同，卻都在抗擊疫情方面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所以，這并非單純可以歸功于制度。東亞三國之所以能夠及時遏制住疫情，使之不再蔓延，還是源于這三國的國民性具有一定的相似程度。

東亞三國所屬的東亞文化圈，在長久的歷史源流中，將這三國的國民塑造成了信奉集體主義的性格。在國民性上，東亞三國的民眾不會有太過強烈的個性，日常工作與生活中，中日韓三國的國民都更具備組織紀律性。這種組織紀律性，就使得這三國的國民更容易聽從命令，更傾向于服從指揮。

此前奧巴馬曾經(jīng)拍了一部紀錄片，叫做《美國工廠》。這部片子記錄了福耀集團在美國辦廠所發(fā)生的一些事，這個廠里的員工包括了兩種背景，既有從中國自己帶過去的員工，也有在美國本地雇傭的美國工人。而中國工人和美國工人卻表現(xiàn)出了非常不同的特征，中國工人干活總是很勤奮，做事極具效率，工作的質(zhì)量上佳，富有組織紀律性，而美國工人則心思散漫，自由自在，難以管理，而且在美國的工廠里，存在著工會這樣的組織，工人一旦干的不順心，就很容易找借口組織起來與企業(yè)管理層作對，這就讓企業(yè)的管理制度更難以落實。

中國人的傳統(tǒng)，就不是個人主義的傳統(tǒng)。儒家文化又被稱之為“禮教”，古代的儒家學者，總是愛倡導用各種各樣的禮節(jié)、儀式去規(guī)范每個人的行為，以塑造出君子的人格。而這種方法，從個人主義的視角上來看，實際上代表著壓抑每個人的天性。用這種禮教塑造出來的國民，大多容易被壓制成規(guī)規(guī)矩矩的人格，自然不會形成激烈的反抗性。這也就是后人為什么去批判禮教的原因，因為禮教太壓抑人性了，長此以往，人性很難健康而自然地發(fā)展。

今天中國經(jīng)過了一系列的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這種傳統(tǒng)的根在我們身上實際上已經(jīng)比較淡了，但對于絕大多數(shù)的國民而言，還是非常認同集體主義的。在疫情期間，對于政府的稱贊，對于權(quán)力的崇拜，還是廣泛存在于國民之中。而日本與韓國，其對于傳統(tǒng)的遵循，比起中國來則更勝一籌。日本人雖然早年最先開始明治維新，但直到今天，其生活方式、民族服裝、民族節(jié)日依然保存得比較完整。

現(xiàn)代的日本人，給人的印象依然是非常講禮儀，而且崇尚對于集體的奉獻精神，在心理上是沒有什么自我意識的。如今日本人的壓抑程度，完全超越了中國人，據(jù)說，在日本這樣的國家里，出軌率是非常高的，可見這個國家的文化確實太過壓抑，必須通過其他的渠道來彌補文化上的緊張感。所以，也就只有日本這樣的民族，才能培養(yǎng)出像武士這樣完全依附于集體的戰(zhàn)士，打了敗仗就感覺顏面無光，只有切腹自盡以謝天下，其實這是非常病態(tài)的集體主義。

這三個國家的國民擁有強烈的組織紀律性，這種性格在疫情期間，就體現(xiàn)了比較明顯的優(yōu)越性，由于不會像歐美人一樣散漫而執(zhí)拗，政府不用花費太大的成本，就很容易號召國民在家自我隔離，不到處亂跑。這給醫(yī)療力量努力治療既有患者提供了相對充足的時間。

其實，抗擊疫情往往是每個人的責任。醫(yī)生、政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國民，只有每個國民能夠遵守命令，積極配合，不去拖后腿，那么疫情遲早會被克服的。這次中國能夠成功抗擊疫情，除了醫(yī)生的努力，每個積極在家隔離的人民，其實也在為這次抗疫貢獻一份力量。正是這種積極的服從，使每個國民成功熬過了這次災(zāi)難。

在歐美，那里的人民信奉的是另一種價值觀。這里的人民以自我為中心，以享受人生為天職，任何外在的紀律約束，在他們看起來就是希特勒再次降臨，恨不得揭竿而起搞革命了，這樣的國民性不收斂下去，疫情怎么可能控制得住呢？

意大利米蘭原本在2月24號宣布了宵禁措施，酒吧等娛樂場所已經(jīng)限制了晚間營業(yè)時間，然而架不住居民的多方壓力，米蘭市長又不能堅決貫徹措施，宵禁只好取消。從2月22日到3月9日之間，即便確診案例急速上漲，意大利人還依然沉迷狂歡，若無其事地去海灘上曬太陽，去山上進行滑雪運動。聽見戴口罩的勸告依然置若罔聞，我行我素，看到戴口罩的人還甚至加以歧視。

如今的意大利，死亡人數(shù)已經(jīng)超過了6000人，死亡率令人膽寒。歸根結(jié)底，還是因為民眾的個人主義。這種極端化的個人主義，讓疫情趨于失控。而醫(yī)療資源總是有限的，歐盟內(nèi)部四處著火，各國都是自顧不暇。一場疫情，深刻揭示了歐盟這一組織的虛偽性，一個歐洲的美好的理想藍圖，在這次疫情之中徹底瓦解，人們才清醒認識到，人為拼湊成的歐洲，內(nèi)部有著各種各樣不同的利益，終究不可能成為鐵板一塊，歐盟的理想，永遠比不上一個完整的國家。

在意大利，由于歐盟的無所作為，公共產(chǎn)品迅速告急，醫(yī)療擠兌日益嚴重，醫(yī)生在前方努力抗疫，而后方感染的人數(shù)卻源源不斷。每天治好出院的人數(shù)遠遠趕不上新增確診的人數(shù)，這樣下去死亡率只會一直高企，難以撲滅。

這次疫情危機讓人看到了“自由”的局限性，自由是值得追求的，而且這個詞往往具有很強烈的感染性，容易挑動起每個人的神經(jīng)。但是如果自由變成了不講場合、不講科學、不講條件的自由，這種自由就變成了任性，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充斥著任性而幼稚的自由觀，那么這種任性不會帶來真正的個性自由，只會招致無窮無盡的災(zāi)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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