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xù)三天，沉浸在孔子的故事中，高強度用腦讀書寫字，直寫得如癡如醉，如瘋如魔。
人在順境中，尤其是在掌控權力之后的順境中，往往會做出過于樂觀甚至是錯誤的研判，認為自己對事物的發(fā)展態(tài)勢可以完全由主觀意志掌控。因此，在鮮花怒馬的順境中保持清醒頭腦，難能可貴。
處理了歷史遺留敏感問題的孔子，達到一石三鳥的目的，一時間在魯國官場風光無限：國君寵信，權貴尊重，民心敬仰。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不出意外，孔子可能成為像管仲、像晏嬰、像商鞅一樣優(yōu)秀的官員，杰出的思想家，但他可能無法成為像堯舜禹一樣的圣人。
命運是個愛開玩笑的怪物。從父親第三個小妾所生的尷尬出身，到三歲時孤兒寡母被父親的正室逐出家門流落街頭，連個名分都沒有的孔子憑借艱苦的生活和勤奮的學習，終于出人頭地，而且，他的仕途太順了。
魯國的大司寇兼攝相事，相當于如今的省公安局長兼省委副書記，正廳局級干部?？梢哉f，孔子已經是魯國的重臣，位高權重，達到人生巔峰。
將魯昭公的陵墓劃歸先君祖墳，孔子為魯國王室掙回巨大顏面。但顏面這事是虛的，權力才是實實在在的。而實際情況是，魯國的政治實權仍然牢牢掌握在權臣“三桓”手中，有這些人存在，即便是魯定公再信任孔子，也絕無可能賦予他更大的權力，孔子要想在魯國有更大的政治作為，必須取得更大的權力，而諷刺的是，這權力并不是國君能夠給予的，決定權在權臣“三桓”手中。
孔子想要獲取更大的權力，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是與“三桓”同流合污，取得信任，讓“三桓”出讓部分權力，第二是扳倒“三桓”，還權于國君，而他則自然成為國君之外的實際掌權者。
性格即命運??！剛正不阿，不愿與權貴同流合污的性格，最終使孔子做出了人生最錯誤的重大抉擇。
野心勃勃的孔子在醞釀更大政治計劃，他要扳倒“三桓”，還權于君。
周王朝進入春秋時期后，天下可以用一個“亂”字概括。
暫且擱置齊楚燕韓趙魏秦的七國爭霸，小小的魯國也亂成一鍋粥。
前任國君魯昭公，在與大貴族勢力集團斗爭中慘敗，被季平子趕出魯國流亡海外，落了客死他鄉(xiāng)，連尸首都沒有資格進入先君祖墳的悲慘下場。
繼任國君魯定公也是個窩囊廢，面對父親被羞辱卻不得不忍氣吞聲，面對權臣當政卻束手無措，根本沒有能力駕馭魯國政權，魯國朝政依舊掌控在“三桓”手中。而且，此時的貴族集團比他們的父輩更加變本加厲，在各自的封地上大搞基礎建設，筑起堅固高聳的城墻，其規(guī)模已經相當于甚至超過了國都曲阜，其中規(guī)模最大，也最著名的就是季孫氏的費邑（今山東費縣）、孟孫氏的郕邑（今山東寧陽）和叔孫氏的郈邑（今山東東平）。
按照周朝法制，貴族諸侯封地的城墻不得超過18尺，目的為了遏制貴族勢力，防范貴族勢力做大后造反。但魯國“三桓”（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掌控國家政權，根本不把這條規(guī)定放在眼里。
時間停留在這個節(jié)點上，公元前498年，孔子醞釀已久的政治計劃正式拉開帷幕。
要恢復君權，削弱“三桓”的勢力，孔子選擇了“墮三都”為突破口。所謂“墮三都”，其實是“隳三都”，就是摧毀，推倒“三桓轄地”都市的城墻。
起初，計劃進行得很順利。
季孫斯和叔孫州仇、仲孫何忌想要抑制家臣勢力，也支持墮三都。魯國政局之亂，亂酒亂在這里。魯國的政權掌控在三桓為主的貴族大夫手中，而貴族大夫的權力又掌控在像陽貨這樣的家臣手中。
打個現(xiàn)實比方可能更便于讀者理解，某省的權力不在省委書記和省長手中，而在實權派的廳局級干部手中，而廳局長也只是傀儡，后面還有人，就是具體辦事的縣處級干部手中。國君想遏制和削弱大貴族勢力，大貴族也想趁機遏制和削弱家臣的勢力。
可以說，孔子對魯國政局進行過深入而精準的研究，對各種權力集團之間的矛盾有著科學診判，他并沒有被順境沖昏頭腦。
無論從任何角度看，孔子“隳三都”的行為都是合乎政治邏輯的，在維護君權，遏制大貴族，削弱小貴族，利用權力集團之間的矛盾達到互相制衡的目的，進而為自己謀求更大的政治業(yè)績和政治權力，孔子“隳三都”的計劃可謂是第二次一石三鳥的絕妙高招。
那么，事實會沿著孔子想象的方向發(fā)展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