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的方法與貧乏的內(nèi)容

考證學派所用的方法是歐洲研究自然科學的方法。我們從考證學大師戴東原的治學方法可以證明。梁啟超曾舉出它的十大特點，大意如下：

（一）凡建立一個主張，必須依靠證據(jù)。

（二）選擇證據(jù)，以時代為標準，時代越古的證據(jù)，就越認為可靠。

（三）孤單的證據(jù)不能建立確定的結(jié)論：其無反證者暫時保存之，得有續(xù)證則漸又信仰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拋棄之。

（四）隱匿證據(jù)或曲解證據(jù)，都認為不道德。

（五）最喜歡集合許多同類的事項，做比較的研究，而探尋其一般的規(guī)律。

（六）采用舊的學說，必須明顯地引用，反對暗中偷用。

（七）彼此見解不同，盡量發(fā)展論爭，弟子也可以駁難本師，被批評者并不生氣。

（八）論爭以本問題為范圍，采客觀的理智的態(tài)度，對于對方意見亦同樣尊重，反對謾罵譏諷及牽涉題外。

（九）喜歡專門研究一個問題，做深入的探討。

（十）文體主張樸實簡潔，反對啰啰唆唆。

以上這十種方法，顯然是西洋所謂實證主義的具體應用。胡適也曾經(jīng)說過清代考據(jù)之學的特點有兩點：（一）大膽的假設(shè)；（二）小心地求證。這兩者就是科學方法的要點。

清代學者所用的方法雖然是進步的，但所研究的對象非常狹隘，所獲得的成果非常微末——雖然有極可寶貴的收獲，但就多數(shù)學者所耗費的精力而比例地說，那成果是相對的小。除天文學及算學外，廣大的自然科學領(lǐng)域完全不被清代學者涉及。即就古學而論，所謂名物制度的考證是很少有輝煌的成績的。最大的收獲只是在文字訓詁方面。當時以考證著名的有戴東原及惠棟兩派，戴派比較地富于批評精神，研究的成績就比較多，文字訓詁方面的收獲是他們的功勞，惠棟派拘守漢儒傳統(tǒng)，缺乏批評精神，其考證支離瑣碎，不得要領(lǐ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