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祭》連載版
——獻給1966年入學、1976年高中畢業(yè)的那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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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上海路
上海路是洪洲城東一條藏著歲月煙火的尋常街巷，南北長不過四五公里。說起它的名字，就是因為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國家從上海搬遷了橡膠廠、搪瓷廠、內(nèi)衣廠、五金廠到洪洲。所以當年在這條路上，時常能聽到幾句操著軟糯滬語、浙音的大叔大媽。
說它熱鬧，比不過中山路；說它冷清，又不至于像那些深巷，走進去能聽見自己的腳步聲。六十年代的路面還是砂石的，汽車一過，揚起一陣黃灰，落在路旁的法國梧桐上，葉子便蒙了一層灰撲撲的顏色，像是舊報紙糊的。
梧桐是五十年代種的，二十多年下來，已長成了兩排高大的樹冠。夏天枝葉交錯，整條路像一條綠色的隧道，陽光穿過葉縫，在地上漏下斑斑點點的光，風一吹，那些光影便晃蕩起來，像碎了一地的金子。到了秋天，葉子黃了，風一刮，嘩啦啦往下掉，鋪了厚厚一層，踩上去沙沙響，像踩在一本翻爛的書上。
上海路兩旁的房子不高，大多是二三層的紅磚樓房，墻面裸露著磚縫，爬山虎從一樓爬到三樓，把整棟樓裹成綠色的碉堡。樓與樓之間夾著窄窄的巷子，巷子里支著竹竿，晾著床單、工裝、尿布，花花綠綠的，像萬國旗。巷子深處偶爾傳出一聲洪洲話的吆喝——“恰飯啰——”拖著長長的尾音，在紅磚墻上撞來撞去，漸漸消散在梧桐葉的沙沙聲里。
陳小軍就住在這條路上的一片宿舍區(qū)里。那片宿舍區(qū)屬于洪洲橡膠廠。
橡膠廠不算大，一千來號人，生產(chǎn)輪胎、膠管、膠鞋。廠區(qū)在上海路的北側，圍墻是紅磚砌的，墻頭拉著鐵絲網(wǎng)，生滿了紅銹。廠門是鐵柵欄的，門口有個傳達室，窗戶上常年貼著一張褪色的偉人像，玻璃上糊著一層灰，但偉人的臉卻看得特別清。
宿舍區(qū)在廠區(qū)的北面，隔了一條窄窄的馬路。七棟紅磚樓房，每棟三層，每層六戶，像七個兄弟并排站著，穿著同樣的紅磚衣服，戴著同樣的瓦片帽子。樓與樓之間的空地上種著幾棵泡桐樹，春天開紫色的花，花落下來鋪一地，踩上去軟綿綿的，像踩在棉花上。泡桐樹下擱著幾把竹椅，夏天的傍晚，工人們下了班，端著一杯茶，搖著一把蒲扇，坐在樹下南腔北調(diào)地聊天，聊廠里的事，聊國家的事，聊著聊著天就黑了。
陳小軍的家在第三棟的底層。推開窗，對面就是廠區(qū)的圍墻，墻上長滿了青苔，雨水從墻頭流下來，留下一道道深色的水漬，像淚痕。樓下的空地上總是堆著幾捆膠料，用深綠色的防水布蓋著，邊緣破了好幾個洞，風一吹就鼓起來，像一只巨大的氣球。
父親是橡膠廠的煉膠工，每天穿一身深藍色的工裝出門，回來時工裝上沾滿了炭黑，臉也黑了一圈，只有摘下安全帽時額頭那一小塊是白的。他的手永遠洗不干凈，指甲縫里嵌著洗不掉的黑色——那是炭黑，是他整個青春的底色。母親在硫化車間，負責把半成品的膠料放進熱壓機里硫化。車間里常年四十多度，夏天更是熱得像蒸籠。母親每天回來，衣服都是濕透的，頭發(fā)貼在額頭上，像剛從水里撈出來。
一家五口擠在四十來平方的兩居室里，轉身都困難。但那時大家都這樣，誰也不覺得苦。
第二篇：入學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來得早，九月初贛江邊就有了涼意。上海路上的梧桐葉子還沒黃，但風已經(jīng)不燙了，吹在臉上，像一塊濕毛巾。
陳小軍七歲。他背著母親用舊工裝改的書包，走進了上海路旁的永紅小學。書包是深藍色的，左肩上用白線繡了一個“忠”字，針腳歪歪扭扭的，是母親的手藝。書包里裝著兩本書、一個鐵皮鉛筆盒、半塊橡皮擦，還有母親塞進去的一個饅頭，用油紙包著，還帶著余溫。
永紅小學離洪洲十七中不遠，走路也就五六分鐘。校門開在上海路上，兩扇鐵柵欄門，門柱上掛著白底黑字的校牌。進門是一條水泥路，路兩旁各有一排法國梧桐，樹冠在空中交匯，搭成一條幽深的走廊。正對校門是一棟兩層的教學樓，青磚墻面，木制門窗，窗框上的綠漆剝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的木頭。樓前有一個不大的操場，鋪著煤渣跑道，風一吹，黑色的煤灰就揚起來，落在白襯衫上，像撒了一層芝麻。
那天早上，母親送他到校門口，蹲下來幫他整理衣領。她的手很糙，指甲縫里有洗不掉的炭黑，碰到他脖子時癢癢的，像毛毛蟲爬過。他縮了縮，母親笑了：“男仔子，還怕癢?！?/p>
他記得那天穿的是哥哥剩下的白襯衫，袖口長出一截，卷了兩道，露出瘦瘦的手腕。母親幫他整了整——不，不對。他后來反復回憶這個細節(jié)，總覺得母親應該是在幫他系紅領巾的，他應該在少先隊旗下宣誓，說出那句“時刻準備著”——但事實上沒有。一九六六年，就在他入學的那幾個月，少先隊停止了活動，紅領巾就不再戴了。
他戴的是紅小兵的袖章。紅布做的，巴掌大小，印著黃色的字——“紅小兵”。發(fā)下來那天，全班歡天喜地，覺得比少先隊神氣多了。小孩子們把袖章舉過頭頂，對著窗玻璃比劃，教室里嘰嘰喳喳的，像一籠剛開籠的麻雀。
陳小軍把袖章別在左臂上，跑到走廊上，對著玻璃窗照。玻璃上映出他的臉——瘦瘦的，顴骨有點高，眼睛很大，眼珠黑得像兩粒算盤子，頭發(fā)像一蓬亂草，怎么都壓不下去。他滿意地拍了拍袖章，轉身跑回教室。
“陳小軍，你照什么照？”班主任胡老師從辦公室出來，手里拿著一個搪瓷缸子，缸子上印著“為人民服務”，紅字已經(jīng)磨掉了一半。她四十來歲，梳著齊耳短發(fā)，穿一件灰色列寧裝，說話帶著洪洲口音，尾音往下掉，像什么東西落了地。
“沒、沒什么。”他一溜煙跑回了座位。
胡老師看了他一眼，嘴角動了動，似乎想說什么，但終究沒有開口，轉身走了。她走路的姿勢有些奇怪，左腳有點跛，據(jù)說是前幾年受過傷。這事陳小軍是后來才知道的。
開學第一課，不是拼音，不是算術。是喊口號。全班起立，右手高舉紅色塑料封皮的小冊子，跟著老師喊。陳小軍喊得很賣力，喉嚨都喊破了。同桌是個叫李衛(wèi)紅的女生，扎著兩條小辮子，辮梢系著紅頭繩，說話細細的，像蚊子叫。他側頭瞟了她一眼，她正低著頭，嘴唇微微動著，聲音含在嘴里，像含了一顆糖。
“你怎么不喊？”下課后他問她。
“我嗓子疼?！崩钚l(wèi)紅說完就低下了頭，手指絞著辮梢，一圈一圈地絞。
他沒再問。后來他才知道，李衛(wèi)紅的父親是洪洲師范學院的老師，在那段特殊的歲月一開始就被打倒了。她不敢喊，不是嗓子疼，是怕。
但那時他不懂這些。七歲的孩子能懂什么呢？
第三篇：老吳頭
小學五年，他幾乎沒有上過什么正經(jīng)課。
書是有的，但翻開了又合上，合上了又不知道什么時候再翻開。課表上有語文、算術、自然，但上面打滿了紅叉——停課、停課、停課。那些本該上課的日子，被一聲聲口號召喚著，去游行了，去開批判會了，去寫大字報了。
紅小兵的隊伍排成一列，舉著小紅旗，喊著口號，從上海路走到八一廣場，又從八一廣場走回來。八一廣場是洪洲城的中心，由四個大草坪組成。草坪的北面有一個高高的主席臺，臺上紅旗獵獵；主席臺前是一條寬闊的大馬路，直通八一大道。草坪的西邊是一座仿北京大會堂建筑的萬歲館。草坪上坐滿了從各單位涌來的學生、工人、農(nóng)民、解放軍戰(zhàn)士。人山人海，口號聲震耳欲聾，像夏天的雷，滾過來，滾過去，滾得人心慌。
每次走完，陳小軍腳底板都磨出水泡，但心里覺得光榮。那種光榮不是假的，是真的。是真的覺得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是真的覺得自己的聲音能傳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只是很多年以后回想起來，不曉得那些聲音到底傳到了哪里，又起了什么作用。
三年級的時候，學校來了一支工宣隊。領隊是個五十來歲的老師傅，姓吳，大家都叫他老吳頭。老吳頭也是橡膠廠的，和陳小軍的父親一個車間。他個子不高，背微駝，臉上皺紋像干裂的田埂，一道一道的，很深。他的手指又粗又短，指關節(jié)像一顆顆鐵螺絲，彎都彎不過來?？删褪沁@樣一雙手，一拉起二胡來，就像換了個人。
陳小軍記得，他們在家的時候經(jīng)常在樓下圍著老吳頭坐——因為他會拉二胡。
“吳師傅，拉一個！拉一個！”孩子們吵著，像一群餓了的雛鳥。
老吳頭被圍在中間，有些不好意思地搓搓手，嘴上說著“不拉了不拉了”，眼睛卻已往布袋里掏了。二胡掏出來的時候，孩子們安靜了——那把二胡很舊了，琴筒上的蟒皮磨得發(fā)白，弓毛斷了好幾根，像老人的白發(fā)。他調(diào)了調(diào)弦，眉頭皺了皺，又松開了，然后拉了一首曲子。
陳小軍聽不出是什么曲子，只覺好聽。像青山湖的水在流，慢慢地，淌過石頭，淌過水草，淌過深深淺淺的河床。又像秋天的風，從上海路那頭吹過來，穿過梧桐樹葉，發(fā)出嗚嗚咽咽的聲音，像在說一件事，一件很久以前的事，一件說到一半就忘了的事。
《二泉映月》。他后來才知道這個名字。
“吳師傅，你怎么不去宣傳隊？”有人問。
老吳頭笑笑，露出缺了一顆的門牙，沒回答。他把二胡收進布袋，拍了拍褲子上的灰，站起來要走。
“吳叔叔！”陳小軍在學校見到老吳頭時頗為不自然地叫了一聲。
老吳頭回過頭，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什么東西，陳小軍當時讀不懂——像贛江底的水草，沉沉的，暗綠的，在水底下飄著，看不清。很多年后他回想起來，覺得那眼神里有心疼，有惋惜，還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哀。
“你好好讀書?！崩蠀穷^只說了這四個字。
好好讀書。這四個字，在那個年代，像一句空話。書在哪？課堂在哪？讀書的時光在哪？但老吳頭是真心希望他好好讀書的。老吳頭的兒子叫吳建設，據(jù)說是洪洲十七中畢業(yè)的，一九六八年當兵去了珍寶島。走的那天，老吳頭送他到洪都火車站，塞給他兩塊錢：“建設，到了部隊寫封信回來?！眳墙ㄔO接過錢，點了點頭，上了車。那是老吳頭最后一次看見他。
吳建設再沒回來。
后來，老吳頭每天翻一本破舊的《新華字典》，那是吳建設留下的。他不認識幾個字，翻字典不是在看，是在摸——摸那些紙頁，摸那些字，摸他兒子十六歲的手指碰過的痕跡。他一個字一個字地摸，像在摸一個人的臉。
這些事，陳小軍是很多年以后才知道的。那時他只想著玩。
第四篇：學工
學工，是那個年代每個學生的必修課。
城里的孩子，皮膚是奶油色的。去工廠走一趟，叮叮當當干上幾天，汗?jié)娨粯恿?，臉就紅了，接著黑了一度。再干幾天，手上磨出泡，泡破了，結成繭，人就覺得自己是個大人了。
一九七四年，陳小軍已是洪洲十七中初二年級的學生。那年春天，學校組織他們?nèi)ハ鹉z廠學工。橡膠廠就在學校對面，過一條馬路就到了。那天早晨，他們排著隊走出校門，穿過上海路，從廠區(qū)的側門進去。
廠區(qū)很大，空氣中彌漫著一股橡膠的氣味，熱烘烘的，甜絲絲的，又帶一點刺鼻的硫磺味。那是他從小聞慣的味道，他從不覺得難聞，反倒有一種親切感，像一個熟悉的老鄰居。
他們被帶進了煉膠車間。車間像一座鐵皮的城堡，彌漫著炭黑和橡膠的混合氣味，熱得讓人喘不過氣來。幾臺巨大的煉膠機并排擺著，轟隆隆地響，像一群怒吼的怪獸。工人們站在機器前，把膠料塞進滾動的輥筒里，膠料在輥筒之間反復碾壓，變得越來越軟，越來越黑，像一團巨大的面團。
陳小軍一眼就看見了父親。父親站在最里面那臺煉膠機前，穿著洗得發(fā)白的工裝，頭上戴著安全帽，臉上蒙著紗布口罩。他正彎著腰，把一團剛煉好的膠料從輥筒上扯下來，膠料很燙，他的手被燙得通紅，但他沒有縮手，只是皺了皺眉，把它扔進了旁邊的鐵箱里。
陳小軍盯著父親看了很久。父親沒有看見他。
他們被安排去了硫化車間。車間在廠區(qū)東邊，是一棟長長的平房，屋頂上豎著幾根煙囪，冒著白色的蒸汽。溫度比外面高了十幾度，一進去就像進了蒸籠，汗從額頭上淌下來，順著臉頰流進脖子里，癢癢的。
母親在硫化車間。她坐在一臺熱壓機前，把半成品的膠料放進模具里，按下按鈕，巨大的壓板緩緩落下，蒸汽從模具縫隙里噴出來，發(fā)出“嗤”的一聲。模具打開時，一股熱浪撲面而來，陳小軍站在幾米外都覺得臉被烤得發(fā)燙。母親的臉被熱氣蒸得通紅，額前的頭發(fā)濕透了，貼在額上。她顧不上擦，只是用手背揩了一下眼睛，又拿起了下一塊膠料。
“小軍，你媽在那邊。”趙國強指了指。
陳小軍點了點頭，沒有走過去。他怕母親看見他，又怕母親看不見他。
他們被分配去搬運硫化好的膠鞋。膠鞋從模具里取出來時還是熱的，軟塌塌的，散發(fā)著一股濃烈的橡膠味。他們要把膠鞋一雙一雙碼到木架上，碼得整整齊齊，然后推到成品倉庫去。
剛開始他覺得新鮮。膠鞋拿在手里熱乎乎的，像剛出鍋的饅頭。他用布頭仔細地擦，擦得干干凈凈，一雙一雙碼好，鞋尖朝外，鞋跟朝里，像在完成一件工藝品。師傅走過來，點點頭，說了一句“做得蠻好”——洪洲話，尾音親切。
三天以后，新鮮感就沒了。大拇指和食指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流水，沾到橡膠殘渣，沙沙地疼。車間的氣味熏得頭疼，機器的轟鳴聲讓耳朵嗡嗡響，下了班走在上海路上，耳朵里還在咣當咣當。
第五篇：開門辦學
開門辦學，是在高中時期的事。
那時候的辦學方針是“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從小學到高中，一共九年——小學五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每個學期都有固定的時間“開門辦學”，去工廠，去農(nóng)村，去部隊。
高二那年秋天，學校組織了開門辦學，去的是上海路附近羅家集的謝埠生產(chǎn)隊。謝埠就在贛江支流撫河邊上，當?shù)乩先苏f，一九四九年解放軍就是在這里強渡撫河解放洪洲的。從上海路坐卡車去要一個多小時，過了大片大片的稻田才到。
那是一個被水包圍的村莊。撫河水渾濁，帶著上游沖下來的泥沙。村莊不大，幾十戶人家，房子是土坯的，墻根糊著一層牛糞，曬干了，黃褐色，像一層酥皮。村口有一棵老槐樹，樹干要兩個成年人才能合抱，樹冠像一把巨大的傘，遮住了半個曬谷場。樹下坐著幾個老人，抽著旱煙，瞇著眼，看著遠處，不知道在看什么。
他們住在一個廢棄的小學里。土墻，瓦頂，窗戶糊著報紙，風吹起來嘩啦嘩啦響。地上鋪了厚厚一層稻草當床墊，稻草是剛曬過的，有太陽的味道，混合著泥土和草香。睡下去，稻草沙沙響，像有人在床底下說話。
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他們就被叫起來了。帶隊老師姓王，上海人，說話帶著軟綿綿的滬語腔，在洪洲待了二十年也沒改過來?！捌鸫擦耍鸫擦?，下田了?！彼驹陂T口敲著臉盆，咣咣咣，把天都敲亮了。
那年的謝埠，十月中旬的清晨已寒氣襲人。白霜鋪在田埂上，踩上去咯吱咯吱響，像踩在雪地上。路邊的草葉上掛著露珠，一顆一顆的，晶瑩剔透，像眼淚。遠處的撫河上浮著一層薄霧，白茫茫的，把對岸的村莊和田野都吞沒了。
他們被分配去割稻子。
右手握鐮刀，左手抓稻稈，一刀下去，稻稈應聲而斷，發(fā)出清脆的“咔嚓”聲。要留茬，茬不能太高，高了浪費；也不能太矮，矮了傷手。這個分寸要把握得恰到好處，割幾刀就曉得了。
割稻子是彎腰的活。彎下去，割兩刀，直起來，走一步，再彎下去。半天的工夫，腰就像斷了一樣，直起來時酸疼難忍，彎下去時又酸又脹，橫豎都不是。手掌很快磨出了血泡，一個疊一個，像串葡萄，沾滿了稻葉上的露水和泥土，黏糊糊的。還沒干一會兒，全班同學就一個個累得七倒八歪，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
收工時，夕陽正好沉到撫河水面上。那輪落日大得很，像一枚燒紅的鐵餅，把半邊天都燒著了。云是橘紅色的，一層一層鋪開，像打翻的顏料。河面上浮著一層金箔般的光，風吹過，那些光就碎了，碎成千萬片，在水面上蕩漾，像撒了一把金粉。一群水鳥貼著水面飛過去，翅膀扇得很慢，像電影里的慢鏡頭。遠處有炊煙升起來，一縷一縷的，盤旋在村莊上空，被夕陽染成了淡紫色。
陳小軍蹲在河邊的石階上，手里端著一個搪瓷碗，碗里是白米飯和干豆角。他在水面上看見自己的倒影——臉曬黑了，頭發(fā)也長了，垂下來遮住了額頭。他覺得那個倒影不像自己，像一個陌生人，一個在農(nóng)村待了很久的陌生人。
他把碗放在石階上，從褲兜里掏出一本卷了邊的《算術》課本——這是他偷偷帶來的，書頁發(fā)黃，邊角卷曲。他翻了翻，有一頁被撕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上寫著：“設未知數(shù)為x……”
他不知道那個x在哪里，他在找。
“你還想當工人嗎？”趙國強問他。他的父親也在橡膠廠，是配料車間的，他從小在這里長大，早就習慣了。
陳小軍沒有回答。他看著自己起泡的手，第一次認真想：長大了干什么？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未來是一片霧，看過去什么都是模糊的，只隱約覺得有什么東西在霧的后頭，又說不清是什么。
第五篇：開門辦學
開門辦學，是在高中時期的事。
那時候的辦學方針是“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從小學到高中，一共九年——小學五年，初中兩年，高中兩年。每個學期都有固定的時間“開門辦學”，去工廠，去農(nóng)村，去部隊。
高二那年秋天，學校組織了開門辦學，去的是上海路附近羅家集的謝埠生產(chǎn)隊。謝埠就在贛江支流撫河邊上，當?shù)乩先苏f，一九四九年解放軍就是在這里強渡撫河解放洪洲的。從上海路坐卡車去要一個多小時，過了大片大片的稻田才到。
那是一個被水包圍的村莊。撫河水渾濁，帶著上游沖下來的泥沙。村莊不大，幾十戶人家，房子是土坯的，墻根糊著一層牛糞，曬干了，黃褐色，像一層酥皮。村口有一棵老槐樹，樹干要兩個成年人才能合抱，樹冠像一把巨大的傘，遮住了半個曬谷場。樹下坐著幾個老人，抽著旱煙，瞇著眼，看著遠處，不知道在看什么。
他們住在一個廢棄的小學里。土墻，瓦頂，窗戶糊著報紙，風吹起來嘩啦嘩啦響。地上鋪了厚厚一層稻草當床墊，稻草是剛曬過的，有太陽的味道，混合著泥土和草香。睡下去，稻草沙沙響，像有人在床底下說話。
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他們就被叫起來了。帶隊老師姓王，上海人，說話帶著軟綿綿的滬語腔，在洪洲待了二十年也沒改過來?！捌鸫擦?，起床了，下田了?！彼驹陂T口敲著臉盆，咣咣咣，把天都敲亮了。
那年的謝埠，十月中旬的清晨已寒氣襲人。白霜鋪在田埂上，踩上去咯吱咯吱響，像踩在雪地上。路邊的草葉上掛著露珠，一顆一顆的，晶瑩剔透，像眼淚。遠處的撫河上浮著一層薄霧，白茫茫的，把對岸的村莊和田野都吞沒了。
他們被分配去割稻子。
右手握鐮刀，左手抓稻稈，一刀下去，稻稈應聲而斷，發(fā)出清脆的“咔嚓”聲。要留茬，茬不能太高，高了浪費；也不能太矮，矮了傷手。這個分寸要把握得恰到好處，割幾刀就曉得了。
割稻子是彎腰的活。彎下去，割兩刀，直起來，走一步，再彎下去。半天的工夫，腰就像斷了一樣，直起來時酸疼難忍，彎下去時又酸又脹，橫豎都不是。手掌很快磨出了血泡，一個疊一個，像串葡萄，沾滿了稻葉上的露水和泥土，黏糊糊的。還沒干一會兒，全班同學就一個個累得七倒八歪，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
收工時，夕陽正好沉到撫河水面上。那輪落日大得很，像一枚燒紅的鐵餅，把半邊天都燒著了。云是橘紅色的，一層一層鋪開，像打翻的顏料。河面上浮著一層金箔般的光，風吹過，那些光就碎了，碎成千萬片，在水面上蕩漾，像撒了一把金粉。一群水鳥貼著水面飛過去，翅膀扇得很慢，像電影里的慢鏡頭。遠處有炊煙升起來，一縷一縷的，盤旋在村莊上空，被夕陽染成了淡紫色。
陳小軍蹲在河邊的石階上，手里端著一個搪瓷碗，碗里是白米飯和干豆角。他在水面上看見自己的倒影——臉曬黑了，頭發(fā)也長了，垂下來遮住了額頭。他覺得那個倒影不像自己，像一個陌生人，一個在農(nóng)村待了很久的陌生人。
他把碗放在石階上，從褲兜里掏出一本卷了邊的《算術》課本——這是他偷偷帶來的，書頁發(fā)黃，邊角卷曲。他翻了翻，有一頁被撕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上寫著：“設未知數(shù)為x……”
他不知道那個x在哪里，他在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