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春，常在一陣細(xì)雨后才肯顯出底色。水汽微溫，草木含煙，連屋檐下的影子也帶了幾分遲疑。書法之境，亦復(fù)如是——未曾經(jīng)一番潤澤與消解，難得一筆的溫與活。初見湯雅琁之作，正是在這樣的氣息之中。紙面不喧，線條不躁，仿佛有風(fēng)自遠處來，又在筆端輕輕歇住。
她出自臺灣學(xué)院之門，規(guī)矩自是明白的。行草之中，轉(zhuǎn)折不失其度，提按亦見章法，腕下有分寸，心中有來歷。然我所看重者，并不在這些“當(dāng)如是”的部分。寫字若止于工穩(wěn)，不過是匠心的精致；而她，似更愿意讓筆鋒在將守未守之間微微游走，使線條在既定的軌道外，試探另一層空間。那一點輕輕的偏移，往往比一味的穩(wěn)妥，更見人心。
我常以為，線之為物，最難者不在其形，而在其氣。湯氏之線，偶有如絲，細(xì)而不弱；偶有如藤，曲而有骨；又或忽而一頓，如石墜水心，余波暗生。她似乎并不急于以一套固定的筆法自限，而是在反復(fù)的試探中，讓線條自行生長。此種氣息，既承書法之脈，又隱約向更寬廣的視覺經(jīng)驗敞開。
至于篆刻，則更見其心。刀與石之間，原是最為直白的對話，稍有造作，便失其真。湯雅琁治印，多不以奇峭驚人，亦不以古拙示人。她似更傾向于在平正中求變化，于靜穆中見流動。朱文、白文之間，密處不塞，疏處不散，留白處往往自有回聲。觀其印面，常覺氣息并不止于方寸之內(nèi)，而似向外緩緩擴展。
尤為可貴者，是她在與當(dāng)代文化界諸多人士的交往中，以篆刻為媒，留下了頗具意味的印跡。她曾為文學(xué)家潘銘燊治印，印文清雅含蓄，與其文字氣質(zhì)相映；為水墨畫家吳立民刻石，則略添幾分沉穩(wěn)與蒼潤，使畫外之意得以凝結(jié)；又為當(dāng)代畫家易茗制印，線條之間更見開闊與疏朗，似與其繪畫中的空間意識互為呼應(yīng)。此類“以印會人”的實踐，使篆刻不再只是自我表達，而成為一種溫潤的文化往來。
我曾在靜瀾齋中細(xì)觀舊印，常覺一方印，亦是一段心事。刀痕深淺之間，隱約可見作者當(dāng)時的氣息與分寸。湯氏之印，雖多為當(dāng)代之作，卻亦能見其在“取法”與“自出”之間的斟酌。她不急于標(biāo)新立異，也不愿拘守舊格，而是在兩者之間緩緩行走。這種行走，或許不顯山露水，卻自有一種耐久的意味。
近年所見，她已不滿足于紙與石的往返，而嘗試將書寫之線、篆刻之形，轉(zhuǎn)化為更為開放的視覺結(jié)構(gòu)。線條被放大、被拆解、被重新編織，有時如網(wǎng)，有時如風(fēng)，有時又如一片未竟的書頁，在空間中緩緩展開。此類探索，在當(dāng)下并不鮮見，難處在于如何不失其根。湯雅琁之可貴，正在于她仍然保有對“筆性”的警覺——即便線條被抽象化，其起伏之間，仍可辨認(rèn)出手的溫度與呼吸。
然而，正如江南之水，過滿則漫，藝術(shù)之路亦有其需警惕之處。她在部分構(gòu)成中，偶見意欲過盛，線條層層疊加，反使氣息略顯擁擠。書法之道，本貴在虛實相生，一旦失卻“讓”的分寸，便難以回旋。倘能于繁處再減一分，于動處再靜一息，使線條各得其所，則其境或更為清朗。
我向來以為，書法之難，不在寫，而在不寫。寫，是技；不寫，是度。湯雅琁在若干作品中，已隱約觸及此境：線條將斷未斷，章法將滿未滿，恰在最要緊處輕輕收住。那一收，便有了回味。正如江南小巷，行至盡頭，忽見一片水光，不必鋪陳，已足動人。
海寧舊人談藝，往往帶幾分溫情與疏淡。我輩雖不能盡得前人風(fēng)致，卻亦愿守一分從容。憶及徐志摩先生言：“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睍ㄖ常蛞喈?dāng)如此——不必喧嘩，卻須真切；不求驚世，但求入心。
在這一點上，湯雅琁已在途上。她的墨，還在生長；她的印，也未曾止息。今日之種種試探，或許尚未凝為一脈定型的風(fēng)骨，然正因其未定，方見其生機。倘若有一日，風(fēng)定云閑，她能將這一路的游移、回望與沉潛，熔為自家氣象，那么此刻這些微微搖曳的線與影，終將匯作一段悠長而安靜的水聲，在更遠處，緩緩回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