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冊主講兩宋學術(shù)，我先專挑荊公的部分來看。
錢穆老先生對荊公的評價甚高，梁任公更是專門寫了本傳記來贊揚他，喜愛的學者們對荊公的評價都是積極的，我心甚慰。

初期宋學

王安石的思想上承初期宋學，下接中期宋學，起著重要的連接作用。

荊公刻深過廬陵（歐陽修），博大超于原父（劉敞），彼乃是初期宋學一員壓陣大將。

錢穆認為荊公的思想，于當時有大貢獻者二：王霸論和性情論。

荊公謂王霸之異在心，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所謂心異者，王者其心非有求，為吾所當為而已。故王者知為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為也，惟恐民之不見而下之不聞。
其王霸論直從心源剖辨，認為王道、霸術(shù)相異，只在一心。
功利霸術(shù)即天德王道，所差只在心上。荊公新政即本此等見解，故青苗、均輸持籌握算，不害其為王政。當時反對者，其理論立場，皆不能如荊公之高。故反對者自反對，力行者自力行。

這是我首次讀到從學術(shù)方面來評論荊公新政的觀點，此前我一向認為荊公的變法動力僅來自于出使遼國時一路耳聞目睹邊境情狀后逐漸充沛起來的。
王道和霸術(shù)只在一心一念之間的說法也很新鮮。

隨后稍稍提到了荊公的政敵司馬光。大史學家司馬光在政治上毫無才干，似乎在學術(shù)上也無建樹。即使政治人格被宋儒偏袒，極盡吹捧，但在思想理論上卻沒有人肯稱贊一句。朱熹稱其“格物未精”，吳澄更是認為司馬光尚在“不著不察”之列，完全是拐著彎揶揄司馬光是庸人一個。

荊公還有“致一論”：

謂：“萬物莫不有至理，能精其理則圣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br>可知荊公哲學思想，他要在萬物中求理，要在理中求一致。他的思想，在求高度的系統(tǒng)與組織，因此他在初期宋學中亦最為卓出。

讀到此才發(fā)現(xiàn)，錢穆鋪墊了這么久，從胡瑗、孫復、韓愈、歐陽修、范仲淹、劉敞等一路寫來，儒釋道三家并講，又搬出程朱二人來評論，只為引出這一句。在同時代的鴻儒大才中，荊公的思想最為卓越。

荊公的“致一則萬物不思而得”的想法似乎與孔子的“知天命”不謀而合。

性情論受佛學影響較深，又開啟宋學上一番糾紛。我于佛學了解不深，不敢說這段看懂了，暫且丟開不問。

論慶歷熙寧之兩次變政

北宋自真、仁以來，積貧積弱，已處于必變之局，不必上智，莫不望朝廷之一變以自奮。故先以慶歷，繼以熙寧，君唱于上，臣應于下。后世乃謂獨荊公主變法，非也。然宋之政局，有不得以不變而又不可驟變者焉。

仁宗“逼迫”范仲淹的變法不知何故被淡化不提了。

想起上月看的一篇文章，論證神宗是如何利用荊公變法，一步步加強皇權(quán)，達成目的后不再支持變法，默默支持反對派的攻擊逼走強勢的荊公，換上大概好控制一些的呂惠卿，就算荊公復相，也再無施展之法，只能再次求去。
如果這個假設成立，豈不是史上最和諧君臣關(guān)系只是個謊言。神宗以弱冠之年哄騙年已不惑的成名大儒，借口改革來獲取權(quán)利的集中并獲得成功，即使在皇權(quán)光環(huán)下也聰慧過分了。

范仲淹曾說過“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所以首重澄清吏治，只此一項就招致毀謗，抱憾去位。連改革同伴富弼都有“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荒謬！豈有抓貪官污吏時，輔臣在一邊勸著“抓了會弄哭貪官全家啊”的道理。可知當時風氣已經(jīng)壞到大臣可以順理成章說出這番混賬話還不自知的地步了。

荊公《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上時政疏》等文皆首重人才培養(yǎng)，其次才是官吏選任方面的建議，都被仁宗置之不理。到了神宗朝，從頭培養(yǎng)人才更比范文正時迫切，可此時邊患愈重，幾乎到了事關(guān)存亡的危急時刻。見荊公新政，理財與興辦學校更革科舉并行，世人只見理財，并譏為“一意求富”。不說反對派口中與民爭利的“民”僅指豪強地主權(quán)貴階級，并不是現(xiàn)代語境中的人民。比較現(xiàn)代，銀行放貸不管是借給企業(yè)還是房貸，哪項不收利息？古代國庫出錢辦銀行低息提供貸款搶了大地主放高利貸的利益，就要被稱為與民爭利？這樣民眾免于高利貸盤剝，國庫也能充盈。其后才有軍費，才有河西大捷。我相信荊公“斂”的財富用在了刀口上，順利地給北宋續(xù)命，否則，以之前的形勢，能否撐到趙構(gòu)的藝術(shù)家爺爺和笨蛋老爸還說不準呢。

朱熹言：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卻甚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為之，如何變得？嘉佑間，法可謂弊矣，王荊公未幾盡變之，又別起得許多弊，以人難變故也。

荊公何嘗不知時弊，仁宗時多次上書皆建議博置學官陶冶人才，“然后隨其才而官使之”。只是當時已經(jīng)顧不得了吧，等辦學校陶冶完人才，北宋大概已經(jīng)南渡偷安了好多年。

王荊公的哲學思想

錢穆認為荊公二十幾歲時撰寫的淮南雜說一書，已經(jīng)包含了荊公思想的基本見解。曾鞏每每在歐陽修面前夸獎荊公的學說，歐陽修對他很是贊賞，并寫信勉勵他學習自己的偶像韓愈。而荊公之志在于直接學孟子。兩人曾互相贈詩：

歐陽修《贈王介甫》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
朱門歌舞爭新態(tài)，綠綺塵埃試拂弦。
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留連。

王安石《奉酬永叔見贈》
欲傳道義心猶在，強學文章力已窮。
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摳衣最出諸生後，倒屣嘗傾廣座中，
只恐虛名因此得，嘉篇為貺豈宜蒙。

很不給歐陽修面子呢。
不過他畢竟有底氣，二十幾歲上的學術(shù)思想已經(jīng)有如此見地，其后愈加弘大通透，被程朱等大思想家認可并傳承。

荊公學孟子，學其精義，不盲從，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為孟子的性善論只是從正面講人性，善惡均為人性，一為正面一為負面，須兩面顧及。這是先天。后天修養(yǎng)分三種：始終善而不變者為上智，惡而不變者為下愚，善而變惡、惡而變善者則是中人。

又有性情論，反對當時通行的“性善情惡論”。

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fā)于外而存于心，性也。
喜怒哀樂好惡欲，發(fā)于外而見于行，情也。
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

又有德論，即人品論。見《大人論》、《三圣人》、《太古》三篇?？梢娗G公“不忍天下之弊，而要負荷天下興亡之重的”。

又有道論，即王霸論。初期宋學篇已詳細提到，蓋因此論之重要，因其直從興源上剖析王霸之異同，又引出后世理學家極其看重的“義利之辯”。錢穆先生認為，程、朱講義利，都從個人立心講起，雖若深了一層，然亦失之較狹，其實也并不能超乎荊公王霸論的范圍。程、朱何等大儒，荊公思想與之相比毫不遜色。

荊公作為文學家，列唐宋八大家，為后世傳誦；作為思想家，學術(shù)思想與程、朱比肩；作為政治家，位極人臣，運籌帷幄檢驗自己的政治理論，這是多少政治家的夢想；作為君子，連最激進的政敵也不會去攻擊其私德。

又有致一論。如上文講到過的“要在萬物中求理，要在理中求一致”，對實現(xiàn)理想人格、理想社會的實踐方法進行思考。

明道溫公對新法

明道即程顥，溫公即司馬光。

荊公變法， 舉朝持異議，明道亦其一。然明道態(tài)度，實與并時諸人不同。

朱子語類里說到，荊公之所以不用很多名臣儒士，皆因他們反對得太沒道理，以荊公的個性，理這些胡攪蠻纏的庸人作甚？

尤其是蘇軾。蘇大人文學風流絕頂，政治人品卻太差。“如東坡以前進說許多，如均戶口、較賦役、教戰(zhàn)守、定軍制、倡勇敢之類很多，是煞要出來整理弊壞處。后來荊公做出，東坡又卻盡底翻轉(zhuǎn)，云無一事可做”“其駁學校貢舉事，尤為文人巧辯”。

程顥起先是變法隊伍中的一員，曾為被荊公派出視察農(nóng)田水利賦役的八人之一，多次上書稱贊新法，論王霸也與荊公思想一致。其后不滿荊公任用小人，屢次進諫。荊公卻只求新法能行。其實，那些為了階級利益而反對的大臣們，算不上君子，荊公早已看透。早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就有“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時者也?！钡呐卸?，荊公從未把當時在朝的這幫“君子”視為堪用的人才，何談拉攏，為了時局著想，也只能逮著哪個用哪個了，也是沒辦法的辦法。

會讀明道前后諸奏，初雖勸神宗先定君志，終乃勸其俯順輿情。

然明道于荊公新政，始終未有逾量之貶。

可見程顥對新政內(nèi)容一向是支持的，最后提意見也是被“輿情”所迫，并勸神宗荊公也向輿情低頭。

又引朱熹《朱子語類》：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但后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眾議行之甚力，諸公始退散。

又講到蘇軾：東坡德行哪里得似荊公？熙寧更法，凡荊公所變更者，初時東坡亦欲為之，及見荊公做得紛擾狼狽，遂不復言，卻去攻他。

講到司馬光：溫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間直是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卻如何舍命爭！

司馬光與荊公所爭最著名的在于荊公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司馬光不理解，認為“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shù)。不在民間，則在公家，不取于民，將焉取之?！币粍t他是古人不懂經(jīng)濟學很正常，這個不怪他；二則他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思考，新政惠及黔首，并不幫士大夫斂財。

因《春秋》《左傳》中出現(xiàn)的“人”、“民”僅指貴族，普通百姓并不在“民”的范疇內(nèi)，印象深刻到現(xiàn)在。作為史學家的司馬光，所說的“民”，大約也如出一轍僅指士大夫階層吧。

最后記一句無關(guān)的話。我總算知道魯迅總說的“底”是哪里學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