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李政道：（Tsung－Dao Lee），1926年11月生于上海的一個商人之家，早年先后在浙江大學、貴州大學和昆明西南聯(lián)合大學讀書，曾從師于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先生。1946年，他負笈海外，入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學，1950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同年在該校任天文學副研究員。

50年代，李政道與楊振寧同在普林斯頓高能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員。其間他與楊振寧教授合作，于1956年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原理，并共同獲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在量子力學和粒子物理中，宇稱守恒定律被俗稱為左右對稱定律，在楊振寧和李政道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恒之前，它一直被人們奉為金科玉律。但楊、李在研究中對這一定律提出質(zhì)疑，即它不適用于弱相互作用。1956年6月，他們完成了題為“對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恒的質(zhì)疑”的經(jīng)典論文。為了用實驗證明這一大膽的設想，與李政道同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實驗物理學家吳健雄領導了一個實驗小組，利用當時最先進的設備進行驗證，終于證實了楊振寧和李政道的理論，由此宣告宇稱守恒定律這個物理學的基本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中予以推翻。1971年，他當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鑒于他對核物理學相當廣泛領域的巨大貢獻，被授予愛因斯坦科學獎。

他自1972年以來多次到中國探親、訪問和講學，為中國的教育事業(yè)和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在他的建議和安排下，自1979年開始，有幾十位中國學者到國外學習和培訓，后來成為建立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北京譜儀和進行高能物理實驗的骨干。

李政道還倡議并創(chuàng)立了中美聯(lián)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CUSPEA），選拔、培養(yǎng)了大量物理方面的高級人才，并得到美方資助。1985年，他又倡導成立了博士后流動站，擔任全國博士后管委會顧問和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會名譽理事長。1986年，他創(chuàng)立了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并擔任主任。李政道現(xiàn)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

手記：“問君家何處，來自混沌初”

10月12日，秋天里典型的涼爽天氣，我從市中心匆匆趕往位于中關村的高等科技中心。高等科技中心位于物理所的四層，采訪安排在一間大會議室里，墻上一幅色彩斑斕的畫引起了我的注意。仔細觀看，原來是一幅精美的雙面繡，是根據(jù)模擬宇宙大爆炸的實驗圖片創(chuàng)作的。下面是李政道先生的題詩：“問君家何處，來自混沌初。”

等了一會兒，李政道先生來了。他穿了一件棕色暗格的毛衣，紅色細格子襯衫，灰白的頭發(fā)，睿智的眼睛，智慧和熱情經(jīng)過多年的積淀達到一種爐火純青的境界。這位75歲的老人，是一位涵養(yǎng)極深又酷愛藝術的大科學家，他恰到好處地融合了科學家的嚴謹和藝術家的灑脫。落座之后，我發(fā)現(xiàn)他的鞋很特別：那是一雙布面棉鞋，輕便、保暖，很傳統(tǒng)的式樣卻是十足的貼心設計，讓人聯(lián)想起“無足，履之適”那句古語。

還是在紐約大學讀書的時候，就經(jīng)常聽物理系的博士生提到一個名字：“T.D.Lee”，他就是李政道。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李政道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執(zhí)教，物理系的中國學生大部分都是考CUSPEA（通過中美物理聯(lián)合考試錄取赴美留學的研究生）到美國的，而這個交流項目正是李政道向鄧小平建議后得以實施的，這些學生也因此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批留學生。

－“不相信上帝是左撇子”的鮑利輸給了李政道他們

為了準備這次采訪，我調(diào)閱了自1957年至今有關李政道的大量剪報資料，其中有一份1957年12月22日的香港報紙，報道了當年李政道、楊振寧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時的情景：“這兩位中國科學家，這次在斯德哥爾摩的音樂大廳中搶盡了鏡頭。首先，因為他們是中國人，而這次又是中國科學家第一次榮獲諾貝爾獎；其次是他們兩人都很年輕（李政道只有30歲，楊振寧也不過35歲），并非白發(fā)蒼蒼。據(jù)斯德哥爾摩的消息說，‘他們看來那么年輕，和整個儀式幾乎都不相稱?！?br>

報道說：“他們這兩對夫婦，那天在授獎典禮上，受到每一個人的熱烈贊賀和欣羨。記者們都爭著搶拍他們的鏡頭。瑞典國王和王后首先對他們鼓掌，那輝煌的大廳中，馬上掌聲如雷，十分動人。他們坐在第一排，緊靠著瑞典國王和王后。李太太和楊太太，在那音樂大廳里，和一般身材高大的瑞典女賓相形之下，‘看來有點像洋娃娃’。”

那份報紙上還配了一張圖片，是他們兩對夫婦的合影，那么年輕而充滿朝氣的面孔，那么敏銳、智慧、熱情的眼睛，可以想見他們是以怎樣的銳氣打破學術暮氣而成為嶄新亮點的。當年楊振寧、李政道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的大膽假設的時候，一位非常著名的大科學家鮑利就曾說過：“我不相信上帝是一個慣用左手的左撇子，我準備下極大的賭注，來賭實驗將顯示出對稱的結(jié)果?！?br>

“不相信上帝是左撇子”的鮑利輸了，他很慶幸那個“賭”只是說說而已，“沒有形諸文字”，但是這個結(jié)果確實給包括他在內(nèi)的科學界極大的震撼，所以當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就給了這兩位年輕人。

對話

記者：您在獲諾貝爾獎后的演說中，給瑞典的大學生們講了一個孫悟空的故事，您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嗎？

李政道：記得。我先把背景講一下。諾貝爾獎到今年是設立了100周年，它有相當長久的歷史。頒獎典禮拿獎的順序是，物理排在第一位，化學第二位，然后是生物、醫(yī)學、文學。經(jīng)濟學獎和和平獎是后來加的。1957年12月10日頒獎那天，正是瑞典大學傳統(tǒng)上學期結(jié)束的日子，學生們到我們宴會的地方來慶祝、唱歌。以往這個時候是由文學獎得主代表所有得獎者來回答問題，但是那天學生們指名要我來講，因為他們覺得我看上去和他們年紀差不多。那年文學獎的得主是加繆，CAMUS，是法國的一位作家，寫得非常好。我就給學生們講了一個《西游記》里的故事：孫悟空覺得自己神通廣大，結(jié)果它落在如來佛的手里，他看到五根棍子，但是怎么跳也跳不出去。這正好像我們做科學的人掌握在自然界的手里一樣，我們覺得自己對科學的了解廣而且深，可相對來說，與科學的真理還相差很遠。

記者：我查到新華社1974年5月發(fā)的一條很短的新聞稿，題目叫“毛主席會見李政道博士”，其中提到毛主席和您“進行了極為親切的談話”，您還記得當時你們談了些什么嗎？

李政道（仔細回憶了一下）：那一天是5月30日，我當時住在北京飯店。早上6點鐘，電話鈴響，說：毛主席想接見你。我當時還沒有起床，于是趕緊穿衣洗漱，一個小時后來到中南海毛主席的書房。毛主席和我握手之后，剛一落座，毛主席就問：“對稱為什么重要？對稱就是平衡，平衡就是靜止。靜止不重要，動才是重要的?！蔽翼樖謴牟鑾咨夏闷鹨粋€拍紙簿，把一支鉛筆放在上面，向一方傾斜，筆就向下滾動，然后又向另一個方向傾斜，筆又向另一個方向滾動。我這樣重復了三次，然后我說：“主席，我剛才運動的過程是對稱的，可是沒有任何一個時刻是靜止的?！蔽医忉屨f，對稱不是簡單的平衡，運動中也可能是對稱的。毛主席對什么是對稱很有興趣，他說，他一生經(jīng)歷的都是動蕩，所以認為動是重要的。他年輕時念科學的時間不多，有關科學的觀念大都是從他讀過的一套湯普森寫的《科學大綱》（“Outline of Science”）中得來的。我們的談話進行了大約一個小時。

過了幾天，我離開中國回美國，在飛機上，一位服務員給我一包東西，說是毛主席送給我的。我打開一看，是一包書，正是他提到的那套《科學大綱》，四本，英文原版，而且是第一版的，在當時已經(jīng)找不到這個版本了?，F(xiàn)在這套書還在我的書房里保存著。

記者：中國改革開放后第一批留學生應該算CUSPEA （通過中美物理聯(lián)合考試錄取赴美留學的研究生）這批人，是您最先提出讓中國學子走出國門看世界，今天怎樣評價它對中國科學發(fā)展的意義？

李政道：從1979年到1989年，CUSPEA這個項目一共派出了931位，現(xiàn)在有100位左右很有成就的，有些回國定居了，有些經(jīng)?；貋碇v學、做研究。最近北大成立生物物理中心，主任湯超就是CUSPEA的。

記者：您認為科學家的人文情懷對一個人成為真正的大師具有怎樣的意義？對于現(xiàn)在的年輕人來說，如何才能做到文科和理科的均衡發(fā)展？

李政道：我們先不講“大師”，因為大師這個名稱是別人封的，沒有精確的標準。我認為每一個人在每一個時候都不能全，要求一個人非常全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比如一個年輕人是做自然科學的，十七八歲進大學，如果在美國的話，頭兩年是不分科的，什么課都可以選，后兩年才分專業(yè)。但是在國內(nèi)不一樣，一進校就分專業(yè)，我對此持保留意見。真正創(chuàng)新的都是年輕人，可是你要求一個20歲的年輕人百科全懂，這個要求是不合理的，也做不到。

至于科學與藝術，它們確實是有相通的地方。今天的科學認為，所有不同的現(xiàn)象都有一些很簡單的基礎規(guī)律，這些基礎規(guī)律就是把整個自然科學都合起來了。把這些規(guī)律稍微改一點，跟過去的現(xiàn)象都合，跟將來的現(xiàn)象不一樣，而結(jié)果又是對的，那么這就是非常重要的創(chuàng)新。自然的規(guī)律是客觀存在的，而人對自然規(guī)律的了解則是人類創(chuàng)造的。我們對它的了解更深一步，那個創(chuàng)新就更進一步。藝術是創(chuàng)造力與情感的結(jié)合，是人類創(chuàng)新的動力?！疤斓刂x物之道”，就是宇宙之道，宇宙的藝術。所以人文與自然有著很密切的關系。

記者：您認為本土科學家什么時候能夠獲得諾貝爾獎？

李政道：我們來想一下：巴基斯坦有沒有諾貝爾獎得主？

記者：沒有吧？

李政道：有一位，叫薩拉姆，他是在英國受的教育，他的工作也是在英國做的，但獲獎的時候還是巴基斯坦籍。我和楊振寧得獎的時候是中國籍，我1962年加入的美國籍。我在中國總是被問到這個問題，而實際上在國外學術界很少有人問某一個研究是在哪兒做的，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高能物理差不多都不是在本土做的，所以“本土”的概念是很狹義的，一個人的研究可能在幾個地方走來走去，哪里有合適的設備就在哪里做。諾貝爾獎評獎也從來不問這個工作是在哪里做的，它只標明國籍，而且這個國籍一旦標上是不能更改的。

記者：那么可不可以這樣說，不管在哪里做的工作，只要是華裔科學家得獎，我們都感到同樣的光榮？

李政道：當然。而且，諾貝爾獎不是目的，科學本身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