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當然有顧慮。凡是中央集權(quán)，最核心的管理原則就是以集中管理分散，一個組織化程度高的小團體可以輕松統(tǒng)治無組織的廣土眾民。

所以統(tǒng)治者要想加強管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要么就把統(tǒng)治集團的組織化程度繼續(xù)提高，要么就讓廣土眾民盡可能地成為一盤散沙，越散越好。

而像弓箭社這種民間社團:一來組織化程度很高，二來天然就有很強的凝聚力，三來能征慣戰(zhàn)，武器裝備齊全。

如果他們真的只是保境安民，當然最好，但如果他們不服從朝廷安排，甚至扯旗造反，那可不是官軍能夠輕易鎮(zhèn)壓得住的。

在歷代核心統(tǒng)治層的內(nèi)心天平上，一切當然都不如自己的權(quán)位來得重要。隱秘的法家思想尤其提防所謂自治規(guī)范，他們認為賞罰的權(quán)柄必須絕對由君主掌握。

蘇軾當然明白這個道理，只是不方便在奏折里明說。為了打消朝廷的疑慮，他給出了一個折中方案，那就是增加官方的參與度，從規(guī)模設(shè)計到功過賞罰都不能讓弓箭社完全自主。

蘇軾應該很期待著自己的方案可以實現(xiàn)，但是，奏折送上去，回復卻一直沒有下來。

這時候的中央政府正在醞釀著一場風暴，誰也沒有閑心去關(guān)心遠方定州的閑事。新一輪的大洗牌開始了，不存在對事不對人，而只有對人不對事。

雖然定州的事沒人關(guān)注，遠在定州的蘇軾其人卻被很多雙閃露兇光的眼睛緊緊盯著。

當蘇軾在定州操心弓箭社的時候，京城里終于不再陰晴不定了，新一輪的改革正式拉開序幕。

這次，我們說說蘇軾受到的沖擊。這場變故，牽扯到了蘇軾的老朋友章惇。

既然是改革，就需要一個口號，新的年號首先承擔起了這個任務。宋哲宗改元紹圣，"紹"的意思是繼承，"圣"指的就是宋神宗。

紹圣時代還有一個政治口號，叫作"紹述"。"紹"的意思還是繼承，"述"的用法相當于孔子的"述而不作"，意味著哲宗并不想別出心裁，而是要完全徹底地恢復宋神宗時代的改革路線。

站在哲宗的角度，就算不考慮他對祖母和元祐大臣的積怨，紹述神宗也有勢在必行的道理。

當初王安石變法，雖然全國上下雞飛狗跳，老百姓遭了不少罪，朝廷卻實實在在地增加了財政收入。結(jié)果元祐更化，一切都改了回去。王安石想要解決的老問題自然還會反彈，財政收入自然很快就會入不敷出。

那么合理的政治平衡點是:只要老百姓不至于造反，財政收入就越多越好。何況皇帝年輕氣盛，要做大事，而做大事總要花大錢的。

于是，蟄伏多年的新黨人士紛紛涌進中央，以章惇為領(lǐng)袖。

同時，在元祐年間呼風喚雨的舊黨精英迅速遭到放逐——這個群體，后來被稱為"元祐黨人"，蘇軾就是元祐黨人當中最惹眼的一個。

蘇軾迅速受到降職，被貶到又遠又小的英州，今天的廣東英德。

在古代的地理格局上，南方以大庾嶺為首的五嶺是一條重要的分界線，五嶺以南稱為嶺南，被中原人士視為畏途。

蘇軾拖家?guī)Э?，從定州遠赴英州，一路上連番接到最新指示，不但品級和待遇一降再降，安置地也從英州改到了更遠的惠州。

蘇軾在惠州住了三年，第四年再一次被貶，貶到了海南島上。這里已經(jīng)是天涯海角，貶無可貶了。

當時的海南島是真正意義上的蠻荒之地，蘇軾在給朋友的一封信里說:

"這里沒有肉吃，沒有醫(yī)藥，連房子都沒有，更沒有朋友，冬天沒有炭，夏天沒有清涼的泉水，總而言之，要什么沒什么，但這里也沒有瘴氣，這是唯一值得慶幸的事情了。最近我和小兒子一起搭了幾間茅屋住，勉強可以遮風避雨。我沒錢雇人，幸好有十幾個當?shù)貙W生熱心幫我蓋房子，讓我很是過意不去。"

到底是誰把蘇軾害得這么苦呢?人們相信新一代的新黨領(lǐng)袖章惇就是幕后黑手。章惇在元祐年間被舊黨整慘了，如今小人得志，自然要瘋狂地打擊報復。

章惇名列《宋史·奸臣傳》，黑料比比皆是。但問題是，在翻云覆雨的時代里，誰忠誰奸基本取決于誰笑到最后，因為只有笑到最后的人，才能掌握決定性的話語權(quán)。

所以我們讀歷史，就必須有史學源的意識，認真辨析史料的來源。

比如，《明實錄》貌似很有權(quán)威性，是明代歷史的實錄，但《明實錄》里的王陽明是一個欺世盜名的大奸賊，直到清朝人修《明史》，才算站在官方立場給他翻案。

孰是孰非，要看執(zhí)筆的人生活在怎樣的時代，有怎樣的背景，怎樣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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