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彼佻F(xiàn)了許多真實可信，栩栩如生的歷史人物形象，并寄寓了作者的價值觀念、思想傾向及愛憎褒貶的態(tài)度，達到了思想性與文學(xué)性，歷史真實與藝術(shù)真實的高度統(tǒng)一，被魯迅贊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一部作品的成功，往往離不開作者自身的綜合素養(yǎng)，而《史記》作者司馬遷的生平尤其與其創(chuàng)作緊密相關(guān)。司馬遷，字子長，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司馬遷的祖上世代為史官，其父司馬談為太史令，志在繼《春秋》而作新史。司馬遷少時就喜歡四處游歷，這也為他撰寫《史記》積累了大量真實的素材，對之后的創(chuàng)作有重要意義。實際上，司馬遷的史學(xué)淵源與個人的實地考察不過是他創(chuàng)作的前提條件，而真正促成了他開始著筆《史記》的原因則是其夫司馬談的臨終囑托。

司馬談臨終前執(zhí)司馬遷之手，囑咐道：“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臍v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xué)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昶淠钤?！”司馬遷十分理解父親的重托，決心以《春秋》為榜樣，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創(chuàng)作《史記》，為現(xiàn)實政治服務(wù)。

元封三年，他繼父職為太史令，從這時起，他開始了寫史的準備工作，查閱、整理相關(guān)文獻資料。天漢二年，李陵率兵與匈奴交戰(zhàn)兵敗后投降，消息傳來，漢武帝震怒，朝廷之臣也多斥罵李陵，司馬遷卻為他辯護，陳說李陵投降是出于無奈，一定會找機會報答漢朝。這一辯護觸怒了武帝，司馬遷被捕入獄，經(jīng)歷了殘酷的折磨后，司馬遷使《史記》不僅是繼《春秋》的“善善惡惡”之書，而且是作者抒泄憂思憤懣的“發(fā)憤”之作，批判色彩濃厚。作者善用互見法來塑造人物的完整性格。

司馬遷繼承了古代良史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善惡必書。他稱頌“終不以天下治之病而利一人”（《五帝本紀》）的明君，同時也在《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中揭露夏桀王、殷紂王、周厲王、周幽王的殘忍暴虐。在《秦本紀》中揭露秦武公、秦穆公用人殉葬，在《秦始皇本紀》里揭露秦始皇不恤民力，坑殺儒生等。秦朝大將蒙恬賣力地推動秦始皇的暴政，臨死前卻說是因自己修長城斷了地脈才遭到天罰的。司馬遷以這種方式，在不同文章中表現(xiàn)人物性格的多面，來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復(fù)，或者考慮到某一篇傳記中人物性格的統(tǒng)一性，司馬遷常用互見詳略，彼此補充的記敘方法。在《項羽本紀》中沒有過多的批評項羽的缺點錯誤，而是在《淮陰侯列傳》中借韓信之口道出，說他“不能任屬賢將”，只有“匹夫之勇”，“婦人之仁”，“所過無不殘滅著，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

《史記》刻畫人物的藝術(shù)主要體現(xiàn)在幾個方面。第一，妙于選材，以小見大。其次，通過矛盾寫人。第三，細節(jié)描寫深刻。第四是它里面鮮活的人物語言。另外，司馬遷還善于引用詩歌，辭賦等由此推動了《史記》創(chuàng)作的成功。

《史記》乃史學(xué)經(jīng)典，值得我們反復(fù)捧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