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臺上突然出現(xiàn)一個人，嚇了一跳，細看，是隔壁的婆婆。她說她家小孫女的小倉鼠丟了，在找。

小倉鼠？讓我一下子回憶起兩年前，也有一只小倉鼠溜進家來。

不過，那時候還真沒見過小倉鼠，就當它是個怪物，那時坐在沙發(fā)看電視，電視柜下一團白，時而見，時而不見，終于站起來去看是怎么回事。

它怯怯地在角落，我也怯怯地觀察，互相都保持著警覺。

那么小小的一團東西，因為陌生，我心里忐忑著。

后來，還是用掃把、掃斗把它端入了KFC的外賣袋，全程沒有用手接觸，我也是夠小心了吧。

俄傾，袋破鼠出。

再用報紙捧進水桶里，桶壁高高又光滑，再不會被咬破了，但總聽到它抓桶“刷刷”的聲音。我依然不敢用手去觸碰它。

后來在朋友圈說了這事，大家都說只是“倉鼠”耳，太大驚小怪了。

便上網(wǎng)去查，發(fā)現(xiàn)是人家的寵物呢。既然人畜無害，就養(yǎng)。那時天冷，還扔條毛巾在桶里，讓它保暖過夜。

后來送人了。沒想到今天又有人提起它的名字。

因為有這段前緣，對倉鼠不再視為異類而心怯。

一會，就在家里見到它，我兩下捧起，就敲隔壁女孩的門，說找到了。前后可能不足十秒。

因為新冠疫情，本來應該戴口罩再串門的，也沒戴上呢。

說起新冠病毒，便與倉鼠聯(lián)系起來。都是從陌生到熟悉。

第一次見到倉鼠，心中有懼，因為不熟悉，不確定它是否有害。那時，都不敢用手去摸它，偶然碰到，雖然其毛柔軟，也覺得是一種奇怪的柔軟。

再見倉鼠，二話不說，抱起就走，如果無主的話，可以再養(yǎng)它幾天了。

以前我們說新冠病毒“可防可控”，被噴個半死。

那時大家噴，也有一定道理，面對陌生的東西，我們都會做最壞的打算。

說“可防可控”，那時至少是安定民心。

從更長遠的眼光來看，更是真理了，因為一個事物，就像倉鼠一樣，你認識它了，你理解了它，你就知道怎樣與它相處，不會讓它發(fā)生致命事故，這不就是“可防可控”嗎？而且現(xiàn)在看來，新冠疫情在中國是漸漸消停了，說明中國是找到方法，事實上也說明它“可防可控”。

可防可控，不是說一個人也不會死，而要看是不是犧牲最少。

中國是最少犧牲無辜生命。

那個大英帝國則是最大犧牲，它的“群體免疫”，如果人類沒有因此滅亡，到了某個臨界點，人類有了某種抗體了——也可說是某種意義上的“可防可控”，只是太無人道了，那還是人做得出的事嗎？

人類需要在一個（相對）無毒的環(huán)境下生存，這是人類深層次的需求，也即安全感的需要，它是由人類能生存至今的基因機制決定的。

所以，“可防可控”是人類必須說的話，心有底氣，才能抗毒。

等待“群體免疫”，那是將人等同于其他物種了，是一種上帝視角，它的敘事很宏大，但是與“人”無關了。

大腦喜歡的是“可防可控”的局面，希望安安穩(wěn)穩(wěn)，不喜歡時時都要保持警惕。處理陌生的信息（比如一只從沒了解的倉鼠，從沒發(fā)生的疫情）會帶來不確定感，這對大腦來說是種威脅，大腦需要重新奪回掌控感。

如果大腦如此渴望確定性，為什么不滿足它呢？如果它如此渴望“可防可控”的感覺，為什么不讓它高興呢？

當時中國說“可防可控”，是以人類特有的尊嚴說出的。而隨便散發(fā)悲觀的言論，自己做了逃兵還制造恐慌情結的，可以說是與人類為敵了。

奧勒留《沉思錄》中說：

“上帝啊，請賜給我寧靜，讓我接受那些我不能改變的事。請賜給我勇氣，讓我改變那些我能去改變的事。還有，請賜給我智慧，讓我分清上述二者的區(qū)別。”

這個“勇氣”包括敢于去成功，雖然這個成功需要走一條難走的路，我要有勇氣走下去、走到底。

互文見義，是中國古詩的常用手法，我們可以將這里的“寧靜”與“勇氣”也可理解為互文見義，即奧勒留的話同時也包含了下面的內(nèi)容：

“上帝啊，請賜給我勇氣，讓我接受那些我不能改變的事。請賜給我寧靜，讓我改變那些我能去改變的事。還有，請賜給我智慧，讓我分清上述二者的區(qū)別?！?/p>

有時候，接受（現(xiàn)實）也需要勇氣，而改變可在寧靜中進行。而中國的做法，同時兼有“勇氣”與“寧靜”，是這樣的一種英雄主義：

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生活真相后依舊熱愛生活。

美國的基辛格說：“中國總是被他們最勇敢的人保護的很好?！?/p>

愿英國也有這種勇敢的人，愿美國也有這種勇敢的人。敢于承擔，而不只會甩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