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philosophy）一詞源之于希臘文 phileo（愛）和 sophia（智慧）兩字源合成，19世紀日本人依據(jù)中國古文獻中“哲，智也”，而將其譯為“哲學”，意即智慧之學。哲學舊時又稱“形而上學”，但人們都是活在“形而下”的直觀世界里，所以哲學與生存或者說人的底層需求無關。

哲學在中西方有著完全不同的傳統(tǒng)。

一、西方的“務虛”

古希臘人特別務虛，在最原始的自然哲學（開始）階段，那些先哲們就一直在追問“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你說是山山水水，他說不是，有個地震、海嘯或者拉長時間來看，那都會變動的。他要問“物的后面”或“思的深處”，那不變的東西是什么？

找來找去找不到，引出畢達哥拉斯要用抽象化的“數(shù)”（數(shù)學）來詮釋世界；柏拉圖受畢達哥拉斯影響，推論所謂的“外部世界”其實只是一個“精神化了的世界”；此后歐幾里德著述《幾何原本》，就是用現(xiàn)實中并不存在的點、線、面來圖解對象，推導世界，來為柏拉圖的“理念論”作證明。哲學與科學由此開始扭結。

西方先哲認為只有理念和邏輯才是永恒而有序的。文藝復興后，以笛卡爾為代表，西方的哲學家和科學家一起繼續(xù)沿著這個邏輯化的思路并肩前進。后來他們干脆推開缺乏精神根據(jù)的“本體物論”，集中力量去探索認知活動的內(nèi)在規(guī)律，哲學從此跨上了“認識論”的新臺階。

笛卡爾認為既然我們通過感知去認識事物，那么我們在搞清“感知”或“精神”的特性之前，就無法去談論客體。但他只能證明“我思故我在”。其他先哲繼續(xù)探索，貝克萊繼續(xù)探究“感知的限度”；休謨接著發(fā)現(xiàn)“歸納思維的無效性”；然后康德才不得不拷問“純粹知性”怎樣造成知識增長…...這是一個綿延了上千年的巨大思想工程，它由此鍛造出一脈相當嚴密的邏輯工具和思維方法。

所以后來，哥白尼能在沒有多少天文觀察資料的情況下，通過邏輯思維，一反感覺上完美的“地心說”，推出合乎理性的“日心說”；伽利略通過斜面試驗的邏輯運算中就推導出“自由落體定律”；牛頓干脆把他那邏輯系統(tǒng)格外嚴密的力學著作命名為《自然哲學的數(shù)學原理》；愛因斯坦坦承自己的第一位科學啟蒙老師就是那位被列寧罵得一塌糊涂的唯心主義哲學家馬赫。

二、東方的“務實”

而我們則基本是實用主義（功用主義）。

我們的先哲匠人思想家，總是在半途中就急忙把自己浮升到實用的層面上。例如，祖沖之就特別熱心于制造水碓磨和千里船等；張衡格外熱衷于研制測地震方位的地動儀和測風向的候天儀，卻從來沒有哪個人甘愿沿著繁密的邏輯路徑，

去不計功利地畢生深究世界的本原與心智

的關系。所以黑格爾說“東方無哲學”。

就是先秦諸子百家，也是太注重鼻子跟前的社會憂患和人文關懷，所以，他們的思路是當下急用的，他們的邏輯是微言大義。

孔老夫子整天忙著游說列國，相比之下，亞里士多德卻急于擺脫馬其頓王室的帝師苦差；墨子操心如何用“非攻”和“兼愛”來平息戰(zhàn)爭，與此同時，蘇格拉底倒一點兒也不認為他奮勇參加雅典城邦保衛(wèi)戰(zhàn)與他的哲學有什么要緊的關系；這邊公孫龍悠然游戲“白馬非馬”，那邊歐幾里德潛心編纂幾何十三卷；唯獨老子逍遙世外，似乎大有追問天地之道的雄心，可他又太深刻、太虛無、或者也可以說是太慵懶了，以至于若非函谷關的關長擋駕，他恐怕畢其一生也不肯留下一個字給后世。

而且，如果仔細閱讀他的《道德經(jīng)》，你會發(fā)現(xiàn)他的世故一點兒也不遜于其他諸子，反之，其思辨論證之才具卻照例顯得十分蒼白。短短五千言，居然多數(shù)篇幅都在談論如何做人與如何為君，其實用程度足以讓后來的漢朝帝王直接頒作治國之策，或者，也足以讓蕓蕓眾生將其蛻變?yōu)橐蛔诰让裼谒鸬氖浪椎澜?，卻無論如何也無法把它發(fā)展成“致虛”的思維邏輯和“守靜”的科學實驗。

果不其然，實用的哲學很快就會給人帶來實用的效應：政治上，我們古老的社會制度是最完善最穩(wěn)固的，折騰了兩千年，你也休想徹底拆解它那千絲萬縷的人治紐帶和深入靈魂的專制架構，以至于一門心思信奉辯證運動的馬克思，都只好無奈地將這個東方怪物稱為“停滯社會”。

從比較中可以看到，西方傳統(tǒng)中的哲科思維，與東方傳統(tǒng)中的實用思維（實用思維更適用于農(nóng)業(yè)社會），給中西方文化帶來的深刻影響。

－－《知魚之樂》筆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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