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剛

亞洲歷史上的“漢文化圈”，除過中國之外，日本、韓國、朝鮮、越南、新加坡等國家都包含在“漢文化圈”內。受“漢文化”的影響，這幾個鄰國大約在2000多年前，就接受了華夏文明的熏陶，虛心向我們學習方方面面的文化知識。

書法無疑是這幾個國家非常看重的學習對象之一，并在他們國內形成了一脈相承的傳統(tǒng)。只不過，他們對書法的認識跟我們有些大同小異。

書法傳入到日本大約在初唐時期，此時的日本處在飛鳥時代（592年——710年）。唐太宗李世民運籌帷幄，創(chuàng)造了“貞觀之治”的繁榮局面，吸引了周邊許多國家的“遣唐使”前來朝拜。

唐太宗非常喜歡王羲之的書法，因此，他下令在全國各地搜尋王羲之的真跡。為了彰顯大國風度，唐太宗索性給日本遣唐使贈送了幾幅王羲之的真跡，他們帶回日本后，喜歡得不得了，非常虔誠地臨摹和學習，從此，日本人真正接觸到中國書法。

在唐朝之前，我們把書法稱作“書道”，是因為書法在文人士大夫眼里，是一門悟道、修身、養(yǎng)性的手段，日本人因為最早接觸到的書法是唐朝之前的書法，因此，他們借用了“書道”這個稱謂，并一直延續(xù)至今。

從唐朝開始，書道在中國產生了“法度”的概念，稱謂也隨之變化，被叫做“書法”。但是，日本人一直沒有改變稱呼。

書道在日本真正發(fā)展起來，已經到了平安時代（794年——1184年），跟一名叫空海（774年——835年）的高僧有關。在中國，文人士大夫一直是傳播文化的主力軍，而在日本，僧人是很重要的文化傳播者。

空海法師于804年慕名來到唐朝京城長安后，進入城東的青龍寺跟隨惠果大師（746年——805年）學習佛法，同時認真學習中國書法。大約兩年后，空海法師學業(yè)有成回到日本，成為日本第一批真正領略到中國書法魅力的學者。

在空海的影響下，日本文化人學習書法的情況越來越多，誕生了許多著名的書道大師。除過空海之外，同時代的橘逸勢（782年——842年）和嵯峨天皇（786年——842年），他們三人合稱“三筆”，是日本平安時代的三位書道大師。

從平安時代到鐮倉時代、南北朝時代、室町時代，再到戰(zhàn)國時代和江戶時代（1603年——1868年），日本人在這1100年間，都是以中國傳統(tǒng)書法為宗，在傳統(tǒng)書法的繼承方面，比起我們有過之而不及。尤其對唐代的書法，日本人繼承的要比我們出色。

從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日本人用30年時間發(fā)起了“明治維新”，從經濟、文化、軍事、政治等諸多方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促使日本走上“脫亞入歐”的道路，成為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正是因為“明治維新”，日本人開始接觸到許多西方文化，通過逐步吸收西方的藝術理念，日本一些書道家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書法”，并迅速成長起來。

如今，日本書壇有兩大流派，一種是傳統(tǒng)書法，完全延續(xù)了古代中國的書法傳統(tǒng)。另一種則是現(xiàn)代書法，是對傳統(tǒng)書法的顛覆，把書法當作抽象繪畫來搞，通過張揚、激蕩、夸張的線條，旨在表達書家個性化的生命激情。

在近現(xiàn)代，日本誕生了一名非常有影響力的現(xiàn)代書法大師井上有一（1916年——1985年），正是在他的推動下，日本的現(xiàn)代書法逐漸超越了傳統(tǒng)書法，成為日本書壇的主流。我們對日本書法的印象，也大多停留在現(xiàn)代書法的層面。

井上有一創(chuàng)作時，先是把幾平方米的宣紙鋪在地板上，再把巨型毛筆放進墨汁桶里蘸滿墨汁。接著，他站直身子深呼吸幾口，突然大呼小叫起來，迅速從桶里拿起毛筆對著宣紙掃起來、畫起來。他所有的現(xiàn)代書法都是一氣呵成地寫成，至于在宣紙上寫的是什么，或者畫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墨跡線條把個人瞬間的情感宣泄出來，線條就是情感的外在映射。情緒越是激動，寫出的線條就越張揚，越有個性，在形態(tài)上也更抽象。

所以，作為旁觀者，是很難看懂具有個性化、私密化、抽象化的現(xiàn)代書法，這就讓許多觀者對現(xiàn)代書法嗤之以鼻，認為現(xiàn)代書法是“皇帝的新裝”，是糊弄欣賞者的罪魁禍首，是任何人都可以寫出來的涂鴉，把它歸類到不入流的行列。

實際上，如果從純藝術的角度來看，現(xiàn)代書法并非一無是處，它是對傳統(tǒng)書法向當代轉型的一種視覺嘗試以及形態(tài)上的探索，在形式上雖然脫離了書法的范疇，但在本質上還屬于視覺藝術，是對“書畫同源”的逆向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