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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集解》于上周重啟，寫了四篇，均不滿意。寫分篇結集的文章，在動筆前，應對文章的語言風格、篇幅長短、內容深度、閱讀對象，體式排版等等進行設計。雖說著手做一件毫無經驗的事情前，很難有系統(tǒng)規(guī)劃，需在日后實踐過程中慢慢摸索成形。但寫了四五十篇，仍未明朗，就相當不應該了。如此寫作是否能堅持到底，實在令人懷疑。需要將這些問題思考清楚再動筆：
一、寫作的主要目的
主要是為了整理學習筆記，而不是急于發(fā)表高明見解?！墩撜Z集解》做的是閱讀《論語》的最基礎性工作，其目的是為將閱讀到的所有前人的注傳作一歸集，如此就需寫得極盡其詳。
同時還應考慮其可讀性。去年冬天，我曾放棄讀者，嘗試用文言寫作。其實是出于兩大偷懶目的：一是文言可寫得簡短，幾百字一篇。二是可直接轉借古人言論。將文言轉化為白話，此種深入淺出的功夫會逼迫自己將古人的言論吃深吃透，比直接轉借的學習效果更好。
總結寫作《論語》的第一條原則：內容翔實、語言通俗。
二、寫作的格式排版
一定得做好索引，既然是學習筆記，就得方便日后查詢，所引用的文獻都需標明出處。可采用在引用的句子段落前寫“據(jù)《XX》載”或在句子段落后加括號標示。引用的句子要在后文中進行意譯，務必要讓讀者看得懂。雖然直接翻成現(xiàn)代，比一段文言一段現(xiàn)代文穿插表述，讀起來更順暢。比如像李長之寫孔子，通篇用白話，只在文末索引中注明出處。但翻譯可能與原文語意會有出入，最好將原文與翻譯并列排出，日后讀來，也好有個辨別。
目前只想到這兩點。隨時補充。
今日寫集解時，提到孔子曰“不以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昨天讀完啟功，總覺得他身上欠缺點什么，是狂不夠，狷得不夠堅定吧。北平淪陷時，他任過偽職。他說失業(yè)，親戚介紹，去應聘時，恰碰上謀殺，若不就職，很可能被懷疑成罪犯入獄，只好屈就。而文革期間，郭沫若指示他寫一篇批《蘭亭序》為偽作的文章，他起初很為難，后來讀到郭沫若說《伯遠貼》與某魏碑一脈相承，他的思想就活潑多了，于是就以此為文章起始句，展開對《蘭亭序》的批判。耍了點小聰明，將文章觀點建立在郭沫若指虛烏有的觀點之上，明眼人一看是嘲諷，既可逃過政治劫難，又不會受業(yè)內人指責。我覺得他這種處世方式屬于道家，曲道保身。昨日讀王元化，王元化并不十分欣賞胡風，他曾說，若胡風坐在周揚的位置上，整人會整得更狠。但當上級要他承認胡風是“反革命”，他以為胡風是有錯誤，但不是反革命。因而被打成“胡風分子”。這才是氣節(jié)凜然的狷者。兩者相比，我更欣賞王元化先生。又在網上讀到方方的《你們若能讓中國作協(xié)開除我，我半點意見沒有》，覺得她像男版的崔永遠，精神狂躁癥患者，是一種病態(tài)的狂，而非孔子所謂狂狷之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