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哪,多情多苦,無心無愁?!櫝?br>
我始終暗自揣度,顧城之所以能說出這句話,一定只是當時的一時氣憤。
作為當代最為知名的“唯靈浪漫主義”詩人,顧城的一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成為了當代新詩中的最具代表性的名句。
作為詩人的顧城很成功,他的詩在世界文壇被廣泛認可,然而在生活中的顧城卻不能只與夢幻和浪漫為伴,在經歷了世事滄桑和人生百態(tài)之后他選擇了死亡,也親手殺害了自己的愛人。
像他這樣的一個詩人,我們也許并不能理解他的世界,但是他的多情,他的有心確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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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顧城的故事,有兩個怕:一怕遭人憤恨,二怕沒人愿意聽。因為像顧城或者是海子這樣的人,最好是只生活在詩集里,如果一五一十的把他的故事和盤托出,總會覺著現實在他那里太殘酷了,最好的詩人似乎就應該在天上。
顧城出生在北京的一個詩人之家,父親顧工是建國初期的著名詩人,也是新四軍的老革命。良好的家庭出身給了他很好的教育環(huán)境,卻沒有讓顧城向其他孩子一樣選擇循規(guī)蹈矩。
顧城自幼酷愛讀書,但卻不愛與人交流,在童年時期總是自己一個人和螞蟻為伴,與清風交談。
但是這個許多人眼中的怪小孩兒,卻有著自己獨到的天分,盡管十二歲便輟學,隨父親下放到農場,但在父親的影響下,年幼的顧城已經能夠開始用詩歌表達心緒。
十三歲時他寫下《我的幻想》:
我在幻想著,
幻想在破滅著;
幻想總把破滅寬恕,
破滅卻從不把幻想放過。
這樣一首清新簡潔的小詩,仿佛隱含著顧城一生的縮影。
顧城因為與生俱來的詩人情懷,一生都在不斷地幻想著,仰望著,他骨子里這樣的性格不曾動搖,從十三歲寫下《我的幻想》到他最后殺妻再自戕,他在內心深處始終都是一個不滿現實,又充滿期許的完美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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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顧城隨父親被下放到山東的一個農場,在這里他度過了自己性格養(yǎng)成的關鍵五年。
那五年里,深處鄉(xiāng)村的他無法跟以前一樣閱讀各類書籍。因此,偶然撿到的一本《安徒生童話》讓他格外珍惜,也許是這本書的巨大影響,顧城短暫的一生也好像只是在童話里一般。
舒婷曾寫過《童話詩人》贈與顧城,她說:你相信了你編寫的童話,自己就成了童話中幽蘭的花。
1979年初顧城參加了北京西城區(qū)文化館業(yè)余詩歌小組,同年在《詩刊》首次發(fā)表詩作:《歌樂山詩組》,一時之間頗為轟動。
1982年,顧城加入了北京市作協,短短三年后又加入了中國作協,他也一舉奠定了自己在中國文學界的地位。
1987年5月,顧城又應邀赴德國參加明斯特“國際詩歌節(jié)”,隨后開始游歷歐洲各國,進行多次文化交流和講學活動,他的詩歌也逐漸得到了更大范圍的認可。
讓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是,顧城各個時期的照片里,總是戴有一頂帽子。在某次國外演講時,他曾解釋說帽子能帶給他安全感,也許他就是這樣一個孩子氣的大男孩,天生喜好安靜,在紛繁復雜的喧囂塵世里,他希望這一頂小小的帽子,可以多多少少的幫他減少點外界的紛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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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城的愛情沒有在文學創(chuàng)作道路上那么一帆風順,但是他能遇到謝燁無疑也是十分幸運的。
1979年,23歲的顧城在火車上與謝燁偶然結識,兩人一見傾心。在與謝燁戀愛的過程中, 顧城因為沒有固定工作受到了一些人的質疑,他似乎是個不務正業(yè)的閑散青年。
其實,這種評價本來是很難影響到顧城的,只是人言可畏,當他知道這關系到他與謝燁戀愛能否繼續(xù)之后,他開始發(fā)奮努力寫詩,想要多發(fā)表詩歌以賺得稿費,來向旁人證明自己可以靠寫作來養(yǎng)活支撐家庭。
四年熱戀后,二人終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顧城與謝燁彼此十分欣賞,在顧城眼里,妻子是他的維納斯,有妻子的日子里,他總能文思泉涌。在謝燁眼里,丈夫是世間最深情的天才詩人。
只是在旁人眼里,顧城總是讓人捉摸不透且迷失在自己編織的夢里。
也許這份感情從一開始就是不公平的,顧城對妻子的依賴讓難以想象,在顧城寫作時,謝燁不能發(fā)出任何聲響,只能在他視角范圍內活動,因為顧城希望偶然抬頭便可以看到謝燁燦爛的笑臉。
謝燁對這段感情付出了太多,顧城的要求讓她太疲憊了。在顧城的世界里,他希望妻子既是照顧他衣食起居的賢妻良母,又是她精神世界里的圣女天仙,而顧城所能給予妻子的卻寥寥,這種不平衡不僅僅是在物質生活中的難過,更是精神世界里的不對等。
再后來,顧城又有了“英兒”——一個他在詩歌研討會上結識的大四女孩兒。顧城喜歡英兒的天真爛漫,英兒也大膽地表露出她對顧城的愛慕。自此,顧城和謝燁之間的感情開始更加接近病態(tài)。
1988年,顧城為躲開諸多世事紛擾,加入了新西蘭國籍,和妻子共同在新西蘭的激流島開始了隱居生活。離開了俗世,毫無生活自理能力的顧城對謝燁開始更加依賴,而這時顧城還和“英兒”保持著書信聯系,最終在謝燁的同意下,“英兒”也來到了激流島,三人開始了一段畸形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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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島上這段讓人匪夷所思的生活并沒有持續(xù)多久,有一次顧城和謝燁外出講學,受夠了這種病態(tài)生活的“英兒”帶走了家中的所有財物,和一個比自己大三十歲的德國人私奔了,永遠的離開了激流島。
“英兒”走后,顧城徹底陷入了不安和狂躁之中,他開始多次毆打謝燁,來發(fā)泄自己的偏執(zhí)和憤怒。
然而在顧城和妻子之間最大的問題還是孩子。謝燁在去新西蘭之前曾經懷過一次孕,只是顧城不同意將孩子生下來,他認為這個孩子會把他的生活逼瘋,謝燁不得已去做了人流。
到激流島之后,謝燁再一次懷孕了,此時顧城的態(tài)度還是一如既往,只是這時的謝燁已經年過三十,她深知不能再錯過這個生育的機會,于是她開始千方百計地推諉打胎,并勸說顧城,最終得以生下他們的孩子“小木耳”。
顧城對這個孩子有著發(fā)自內心的厭惡,他接受不了任何人和他分享謝燁的愛,哪怕是自己的孩子。顧城甚至經常無緣由的對孩子殘忍施暴。無奈之下,謝燁決定將孩子暫時交給當地的土著居民撫養(yǎng)。至此,謝燁和顧城之間的感情開始徹底破碎。
當謝燁提出離婚,并打算離開顧城的時候,顧城作為暴君的最后一絲尊嚴開始爆發(fā)了。
1993年10月8日,顧城在新西蘭激流島的家中與妻子謝燁再次發(fā)生沖突,并用斧頭砍傷謝燁,謝燁受傷倒地,顧城在倉皇崩潰之中留下了四封詭異的遺書,隨后選擇上吊自殺,而謝燁在其死后數小時內也不治身亡。
顧城的悲劇歷來爭議頗多,就像他的詩歌一樣。
我想任何人對他的精神世界都難以說了解,他是文壇的天才,也是那個時代的病人,他或許可以用詩歌表露心聲,可以天馬行空,但他沒有辦法治好自己,這既是他的悲哀,也是那個時代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