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韓非沒有正式成為秦王政的臣子，但是韓非的著作傳入秦國，其法治思想和帝王謀略權(quán)術(shù)對始皇帝的影響非常深，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韓非是帝王之師，可以算是始皇帝最重要的大臣。

韓非之死

韓非是韓國的公子，出身貴族，不論是否如學者所論的他是一個失勢的貴族，但他出身于韓國，受韓之國恩是肯定的。韓非受學于荀子，在荀子的影響下，他認識到天下大勢在于秦國。韓非在入秦之前，是全力為韓國著想的，史書所載他見韓國不斷被削弱，于是數(shù)度上書韓王，以求韓國能在絕地求生，并漸期圖謀韓國的強大，但韓王不能用他的謀劃。韓非的愛國之心受到嚴重打擊，使得他靜下心來考察并思考韓國的問題，主要是不肯尋求賢能的人予以重任，而浮淫之徒的位置卻在實干派之上，致使廉直的人不被容納，于是做了《孤憤》《五蠹》《內(nèi)外儲》《說林》《說難》等近十萬言的學術(shù)著作。

形勢發(fā)展對韓國愈來愈不利，秦王政十四年，秦將桓齮攻伐了趙國的宜安、平陽、武城，韓國失去了屏障，開始直接面對秦國的軍事力量。而在傳說中，秦王見到了韓非的著作后極為佩服，希望見到作者，于是李斯說：“此韓非所著書也?！鼻赝跽榱说玫巾n非令秦軍攻韓，但這畢竟只是傳說而已。攻韓之計早在秦王政十年就定了下來，那時韓國的形勢就已十分危急，李斯出使韓國而韓王不肯見面，韓王沒有采取韓非的正確意見，導致現(xiàn)在直接應(yīng)對大秦兵鋒的極被動局勢出現(xiàn)，韓王沒有與秦為敵的決心和勇氣，更沒有實力，于是只好納地效璽。而在出使秦國的問題上，竟然沒有人有勇氣有信心在這個時候完成出使秦國并達到使秦國放棄伐韓的任務(wù)。

在這個時候韓非承擔了出使秦國的使命。秦王政聽聞韓非使秦，非常高興，派特使專門接見韓非，而韓非此行的任務(wù)，是勸說秦王先圖趙而后圖韓，以求韓國能得到喘息之機。

于是韓非上書秦王，這就是《韓非子》的第二篇《存韓》，韓非極力說明攻韓之不利和伐趙之利，并以秦韓聯(lián)合的歷史為證明。韓非舉出的先攻趙而后攻韓的理由，是站得住腳的，邏輯性很強，也很講究策略，擺明了利害關(guān)系。韓非在建議中，以他一味的剛強果斷作風，非常絕對地陳述自己的策略之正確：

今秦地方數(shù)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愿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殉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

韓非的策略與李斯尉繚等的策略一樣高明，但他這種視秦國大臣如無物的態(tài)度激起了伐韓派的強烈不滿。而且韓非的出使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他希望延緩韓國的滅亡進程，這就給李斯提供了可供攻擊的借口。

李斯一早就明智地認識到自己的才能不及韓非，這時因為秦王政對韓非的極度重視，使他認識到韓非的存在將會危及他的地位和權(quán)力，所以趁著韓非還未被秦王政完全信任重用，李斯反應(yīng)極其迅速地施展了陰謀。

首先李斯發(fā)動情報人員陷害韓非，在這期間李斯是否與天才的諜報專家尉繚聯(lián)手不得而知，但李斯與姚賈聯(lián)合詆毀韓非卻載于《史記》之上。他們說服秦王的借口是相當有力的：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

而韓非確實在上書中力諫秦王先攻趙而后謀韓，所以秦王政相信了李斯的話，想將韓非逐出秦國，但李斯深怕陰謀敗露以及秦王日后還會啟用韓非危及自己的權(quán)勢地位，于是以韓非之才能太過卓越為借口，力勸秦王扣留韓非，絕不能放之歸韓。于是秦王政將韓非下獄，秦王政果然很快就領(lǐng)悟到韓非之冤，派使者赦免韓非，而此時，李斯已經(jīng)用毒藥逼令韓非自盡了。

在《集解戰(zhàn)國策》中，所記載的事情端由與史記有些出入：

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jiān)門子，盜于梁，臣于趙而逐。取世監(jiān)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群臣也?！蓖跽儋Z問之，賈答云云，乃誅韓非也。

則是記載韓非直指姚賈的過失，使姚賈不得不反擊韓非，從而致韓非于死地。

《戰(zhàn)國策》中記載的事跡也如同《史記》一樣語焉不詳。但韓非對于姚賈的攻擊則是本著韓非一貫的尊君抑臣的思想而做出的?！稇?zhàn)國策》中如是記載：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于內(nèi)，而百姓靡于外，為之奈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愿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安其兵?！蹦速Y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悅，賈封千戶，以為上卿。

四國為一以攻秦，姚賈以金錢賄賂敗其事的記載，未查見于其他史料中。而以金銀寶物賄六國以分其合縱之勢，則在《史記》中，尉繚在秦王政十年的時候初見秦王政，就提出了這種策略：

韓非攻擊姚賈的，正是這一件事情。從《韓非子》中所體現(xiàn)出的韓非思想來看，韓非攻擊姚賈是出于維護君權(quán)，抑制奸邪之臣的目的，他的意見是：

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吳，北使衍、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于內(nèi)。是賈以王之權(quán)，國之寶，外自交于諸侯，愿王察之。且梁監(jiān)門子，嘗盜于梁，臣于趙而逐。取世監(jiān)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

韓非對于姚賈的指責是合情合理的，從《韓非子》中所列舉的對于奸臣的種種竊國方術(shù)來看，姚賈的行為正在那種應(yīng)當防范的范圍之內(nèi)。

《戰(zhàn)國策》中記載姚賈反擊了這種說法：

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于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fù)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愿以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愿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于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

王曰：“子監(jiān)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仇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弊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丑，大肆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使若卞隨、務(wù)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污，不聽其非，察其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愿望于上?！?/p>

秦王曰：“然?！蹦丝蓮?fù)使姚賈而誅韓非。

韓非是秦王政十四年使秦的，秦王政在十年才掌權(quán)，姚賈用了三年的時間在四國間游說?！妒酚洝飞喜⑽匆娝膰倪@次大謀劃的記載，秦王政親政之后，李斯定下全力伐韓之計，而姚賈出以巨金賄六國之策。四國的兵馬并未聚集，還根本見不到興兵的征兆，四國最后是否形成同盟并出兵向秦還是未知數(shù)。而姚賈用了足足三年的時間去對付一個并未形成的戰(zhàn)略聯(lián)盟，這其間大有可疑之處。

從其間形勢上來看，諸侯謀秦本來就是自秦強以來未曾間斷過但卻也是從來不會成功的策略。當四公子縱橫政壇時，四國方強，傾其兵向秦尚不能勝，秦王政時四國已弱，各自自保尚無余力，何能再聚兵向秦？

所以韓非攻擊姚賈的話極為理性，可是從政治上來看，這件事根本不可能分出是和非來，只有親和疏的差別，不幸的是，韓非因為李斯的離間而成為與秦王政疏遠的那個。

總的看來，韓非在秦國的不幸遭遇，說明了秦國權(quán)力分配已相當穩(wěn)定，而韓非所舉出的法治諸要事，正指到了秦國政治存在的弊病。韓非在秦國被害，正是秦國法治已出現(xiàn)潛在危機這一實情的一次夜中閃電似的照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