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閱讀1小時，總計2495小時，第2426日

閱讀《圣巴托羅繆大屠殺：16世紀一樁國家罪行的謎團》

法國對胡格諾派施以大屠殺的消息迅速傳遍歐洲，引起各國強烈的反應(yīng)。天主教國家對此倍感欣慰，而新教國家則十分憤怒。然而，不同的反應(yīng)卻具有一個共同點：它們反映出各國對大屠殺動機的驚恐。在胡格諾派的大肆宣揚之下，無法核實的流言和指控迅速傳播開來，使得這種驚恐之情愈發(fā)強烈。因此，查理九世及其身邊眾臣需要完成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wù)：向歐洲其他國家的王室證明處決科里尼及其“追隨者”的合法性，同時將之后在城市中發(fā)生屠殺事件的責任推到“民眾”頭上。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wù)。合法性來自遵守公正、公平這一非書面原則。

面對來自國內(nèi)外兩方面天主教徒的巨大壓力，查理九世動搖了。他逐漸被迫放棄維護圣日耳曼和平敕令。而在新教徒眼中，維護和平敕令是將8月24日的處決行動限定為一項純粹“政治性”行動的唯一有效證明。此外，為將第一次——即國王下令的——圣巴托羅繆大屠殺合法化而進行的論證對于王權(quán)的觀念史而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伊麗莎白女王不可能繼續(xù)維持和一位受到她的盟友譴責的國王之間的同盟關(guān)系，否則她將顏面盡失。然而，若法英兩國之間的協(xié)約毀于一旦，則意味著法國之前在外交上的一切悉心努力將前功盡棄。查理九世也意識到事態(tài)的緊迫性，決定在歐洲范圍內(nèi)開展一場大規(guī)模的自我辯護。

大使和國王的密使大多贊成勢力均衡，他們的身份使他們清楚地認識到，如果國王的這場輿論戰(zhàn)失敗了，那么法國只能去投靠西班牙。它將失去新教陣營的支持，不得不完全仰仗天主教陣營。而在國內(nèi)，反對兩種信仰和平共存的一派人將再次得勢。這也正是拉·莫特—費奈隆向太后美第奇所闡述的推導(dǎo)。 為了避免法國陷入這種危險的境地，這場輿論戰(zhàn)必須取得勝利。

國王組織絕大部分講話和演說的目的是使人們將兩件事明確地區(qū)分開來：一是“處決”科里尼及其副官，二是在之后城市中突然爆發(fā)的大屠殺。根據(jù)留存下來的這些演說的文本，大屠殺的爆發(fā)被歸因于天主教徒的狂怒，皮布拉克稱這群“魯莽冒失的民眾”憤怒得就像是一場人力無法阻止的狂風(fēng)暴雨。 國王認為民眾的行為失控有違他的意愿，因此感到十分憤怒，責罰了這些人。

世俗政府的核心任務(wù)實為維護公共秩序，而非維護一個唯一的宗教信仰。沙爾龐捷扼腕道，和平的理想本應(yīng)在圣日耳曼敕令頒布后逐漸變成現(xiàn)實，然而，這個“事業(yè)”擁護者的罪惡之舉讓希望化為泡影。圣巴托羅繆慘案發(fā)生之后，國王的滿腔怒火將會同時波及叛亂分子與和平派人士。

兩人都認為謀反者試圖在政體上做出改變。而這個詞在另一些情況下則是指代公眾利益的抽象概念。

在這個國家中，君主是唯一的仲裁者，而國家理性因?qū)嵺`之人本身的神圣性而變得神圣化，因此，任何一個臣民都無權(quán)對其進行批判。

信仰新教的嫡親王最終也不得不屈服?？状H王亨利首先皈依： 9月 18日，他在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公開聲明棄絕新教信仰，他的妻子和兩位兄弟已于 14日在奧古斯丁修道院的教堂中皈依了天主教。

國王與為之服務(wù)的貴族之間的關(guān)系仍然是以感情為基礎(chǔ)，相互信任十分重要。國王需要貴族在身體和靈魂上完全效忠于他，并通過賦予他們官職和榮耀作為回報。在這樣一種雙向關(guān)系中，猜忌只會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而國王與新教貴族之間難免會因信仰不同而造成互不信任。

國王是決定國家利益及采取何種手段維護國家利益的唯一仲裁者，這種尚處在萌芽期的觀念日后將得到進一步發(fā)展，對君權(quán)未來的演變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此時最為響亮的聲音來自天主教徒中的狂熱派，溫和派則大多保持緘默。而一些人故意選擇遺忘，如克里斯托夫·德·圖。他的兒子雅克—奧古斯特·德·圖找到了父親在書頁旁親手以拉丁文詩歌的形式寫下的一處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