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世界，只有兩個理性的人存在。一個是維克多·雨果，另一個是漢娜·阿倫特。我不知道我這樣說是否太過決絕，但我此刻清晰的思維告訴我這不是問題的癥結(jié)所在，我本身也是一個欠缺理性的男人。

我之所以說雨果理性，是因為那篇《就英法聯(lián)軍遠征中國給巴特勒上尉的信》，身為法國人的他，站在世界公民的角度竭盡筆力直面批判與諷刺了英法聯(lián)軍侵華并劫掠燒殺圓明園的強盜行為，絲毫沒有半點狹隘的民族主義，文章中飽含對中國人民的深切同情與尊敬，盛贊了中華民族偉大的古老的智慧的藝術(shù)結(jié)晶，指出“歲月創(chuàng)造的一切都是屬于人類的”，實屬難能可貴。

然而，今天我要著重談?wù)劻硪晃涣瞬黄鸬睦硇匀祟悺?漢娜·阿倫特。

阿倫特生于1906年，原籍德國。早年她在馬堡和弗萊堡大學(xué)攻讀哲學(xué)、神學(xué)和古希臘語，后轉(zhuǎn)至海德堡大學(xué)，獲得哲學(xué)博士學(xué)位。她是20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論家之一。1933年納粹主義席卷整個德國，身為猶太人的她流亡到巴黎，惶惶不可終日。

被送進隔離營那段日子，應(yīng)該是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之一。每天都與死亡咫尺相鄰，看著身邊的婦女與兒童一天天在絕望中等待殘忍的死亡，那種彌漫到無法再擴散的恐懼幾乎讓她也隨之崩潰！不過她到底是做了上帝的寵兒，1941年她獲得了去美國的簽證，1951年她成為了美國公民。同年，她所出版的《極權(quán)主義的起源》奠定了她作為一個政治理論家的國際聲望，生活對于她來說是蒸蒸日上的。

就在1960年，這樣的恬淡與舒適被打破了。二戰(zhàn)中曾在大肆屠殺猶太人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抓獲，次年在耶路撒冷對其舉行了刑事審判。阿倫特作為《紐約客》特派記者前往耶路撒冷報道該審判。

當艾希曼坐在用玻璃籠罩的被告席中，所有人的眼睛都審視著這個猶太族人的“惡魔” ，眼睛里全是憤怒、仇視與殺戮······面對這樣一個被審判的“魔鬼”，他是沒有任何機會獲取生的可能，但是出于人類對求生欲望的渴求，艾希曼沒有放棄一絲一毫的機會。當法官與律師輪番質(zhì)問他為什么要那么殘忍下令用火車將600萬猶太民眾運往奧斯維辛集中營用毒氣殺死？難道就沒有一點良心上的責(zé)備與不安嗎？當集中營少量的幸存者出庭指控時，有的因為激動泣不成聲，更有甚者當庭暈過去······

艾希曼顯得有些呆滯、無可奈何的辯解道：“ 我只是一切聽命于元首的，我發(fā)誓我沒有親手殺害任何一個猶太人”“我的忠誠是我的榮耀”“我有什么辦法不執(zhí)行上級的命令？”

就在審判如火如荼的進行著，阿倫特保持著清醒的頭腦用哲學(xué)去思考這一問題。艾希曼到底有罪無罪？艾希曼應(yīng)該得到怎樣的懲罰？終于，她得出了一個震驚世界的論點———“平庸無奇的惡”。

他之所以簽發(fā)處死數(shù)萬猶太人命令的原因在于他根本不動腦子，他像機器一般順從、麻木和不負責(zé)任。她再次運用極權(quán)制度的意識形態(tài)性質(zhì)來分析這樣一個平庸無奇的人為什么卷入深淵般的惡而無法自拔，問題在于納粹通過使用新的“語言規(guī)則”來解說他們的反常行為：“滅絕”、“殺掉”、“消滅”都由“最終解決”、“疏散”、“特殊處理”來表達。對于追求觀念的人來說，“一切都是可能的?！?/p>

阿倫特還指出，猶太人所遭受的不幸猶太人自己也要負責(zé)，猶太人領(lǐng)袖（猶太委員會）直接參與了艾希曼的行為，如果猶太人不聽自己組織領(lǐng)袖的話，就不會死那么多猶太人。這一些犀利深刻的觀點一夜之間讓阿倫特陷入鋪天蓋地的謾罵聲中，整個以色列視她為“納粹的辯護者”，有人對她說“你對真理的探索帶給了你榮耀，但這一次，你要誤入歧途了”，更有甚者直接寫信給她“納粹的婊子”！如果說在隔離營是她人生最黑暗的時刻之一，那么這一段與“全民族為敵”的時光則是沒有之一的黑暗！

阿倫特在一片譴責(zé)聲中勇敢的走上了大學(xué)的演講臺，她習(xí)慣性的抽著煙，振振有詞的說到：“當《紐約客》委托我……報道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過程時，我做了一個假設(shè)。那就是，人們對于一個審判的唯一興趣點就在于：尋求公平的正義。那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wù)，因為將作出宣判的法庭所面對的……是無法在法典中找到的罪行。而且在紐倫堡大審判之前，我們對于這一類型的罪犯也毫無概念。即便如此，法官還是必須把那個因為自己的行為遭到控訴的阿道夫·艾希曼當做一個人進行裁決?！?/p>

“這個審判的對象不是一個‘體系’，不是‘一段歷史’，不是什么‘主義’，更不要提什么反猶主義，而就是那么一個人。像艾希曼這樣的納粹罪犯所引出的問題是，他堅持這些不是自己個人的主觀行為。似乎覺得沒有人應(yīng)被懲罰，也沒有什么需要被寬恕。他反復(fù)再三地抗議，與公訴人所指控的屠殺報告相反，他從來沒有做過任何自主行為。他也沒有一丁點兒‘意圖’……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他說，他最終做的只是‘遵循命令’。這典型的納粹借口……”

“讓我們明白，在這世界上最極端的惡，其實是無名之輩所犯的。那些被沒有動機，沒經(jīng)過思考……沒有兇狠的性格或者邪惡念頭的人所做之惡。這些人拒絕讓自己成為有個性的人類。我在這兒將這一種表現(xiàn)稱作‘平庸之惡’?！?br>

“眾所周知，我是一個猶太人。大家指責(zé)我是一個‘反猶太’的猶太人，替納粹辯護，藐視自己的同胞。這不是所謂的爭論，這是在誹謗！我不是在為艾希曼辯護，但我的確是想要把這個極其平庸的人與他所做的恐怖行為聯(lián)系起來。嘗試去理解并不等于要寬恕。我有這個責(zé)任去理解。每一個有膽量把這個主題拿到報紙上來討論的人，都有這個責(zé)任去理解。自從蘇格拉底與柏拉圖以來，通常我們把‘思考’……看成是存在于我自己與我之間的無聲對話。在拒絕成為一個人的同時，艾希曼也將這一個能夠成為真正人類的能力完全地拋棄掉了，這一能力就是‘思考’。因此，他再也不可能帶有道德觀念了。思考能力的缺乏，使得許多平凡普通的人容許自己做出各種殘酷的行為，有些甚至前所未見。沒錯，我是用哲學(xué)方法來考慮這一問題的。是‘思考之風(fēng)’所得到的結(jié)果，不是知識，而是一種能區(qū)分對與錯、美與丑的能力。然后我希望思考能帶給人力量，從而當‘天要下雨’的時候，盡可能地阻止災(zāi)難?！?br>

每一個人都行證明漢娜·阿倫特錯了，但是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她真正的錯誤。邪惡不可能同時即陳腐又激進，只有極端才會構(gòu)成邪惡，而絕不是激進。只有好的事物才會既偉大又激進。

如果現(xiàn)實總能夠回歸于理性，讓理性去審判罪惡、愚昧、良知甚至人性，那么是否真的如阿倫特所期望的的那樣“盡可能的阻止災(zāi)難”了呢？